武汉：中国最市民化城市

关于我国各大城市的气质，南方某媒体曾做了一个“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调查，说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杭州是最女性化的城市，而武汉则被冠之以“最市民化的城市”。从此，“市民化”，跟武汉仿佛结下不解之缘。

南方媒体说武汉市是“最市民化的城市”，我们猜测主要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贬义，把市民化等同于小市民习气；二是中性词，强调武汉人生活真实自然、不矫情不虚伪。现在很多人，包括不了解武汉的人，都把“市民化”看作武汉的标签，并据此认为武汉人“小市民气息”太重，不好交往。武汉人真的很“市民化”吗？

其实，人们对某座城市形成某种印象，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武汉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市民有1000 余万人，历史有3500 年，这使得这座城市的气质和特征其实很难界定。但因为城市大、人口多、流动性强，一些表面的现象倒容易让人们对它形成某种看法。比如它城市虽大，却少有大气感，很多街道的环境确实脏乱差；它的方言虽独特，却没有在全国形成影响，而只让外地人感觉口气极强硬极霸道，尤其是有些市民的口头禅，十分粗俗，男女老少居然都把“市骂”挂在嘴边；随地丢垃圾、随处乱吐痰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夏天人们光着膀子在深夜的街头大声喧哗着喝“靠杯酒”；许多人爱占小便宜而缺乏长远目光……这些都给人一种市井或者粗俗的印象。所有这些虽然可能只是表面现象，但这些东西又给人很深的印象，它大大掩盖了武汉城市自身的特色和魅力，似乎武汉的特色和个性仅此而已。

这里，要弄清“市民化”的含义是褒是贬，有必要对“市民”这个词从历史和理论上作一些考察。“市民化”其实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按《辞海》解释，“市民”是中世纪城市发展的产物，是相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率先突破封建专制的禁锢而走向自治，“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在自由的城市环境中，才产生了有民主自治意识、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的近代新型市民和迥异于传统封建臣民的市民社会。

因此，从历史上看，“市民化”的确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从传统乡村社会向近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市成为“表达近代生活的一种最早形式”。近代城市的市场精神、自由市场、平等交换、互惠互利、尊重规则和惯例等行为准则，形成独特的市民文化和市民精神：崇尚民主法制和自由平等，尊重私有财产和尊重法律，重视契约和权利，同时关注世俗利益。这里的市民社会和市民精神，强调的是个人权利、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和谐一致，社会参与机制和市民自治意识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富于自由理性精神的全新的现代市民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进步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当代学者在探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等问题时，也充分肯定市民社会对社会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市民化”的本质是一种城市意识——对城市的共同体意识和城市的家园意识，由此生发出对城市事务的参与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城市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城市精神——民主、自由、理性精神。

“市民化”其实是人们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武汉城市的“市民化”，不仅不是武汉人的耻辱，反而是武汉人的骄傲。武汉人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最市民化城市”的评价，取其有益于城市发展的积极内涵，把武汉建设成最具有亲和力、最有现代市民精神气质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看“市民化”，武汉市民应摒弃耍小聪明、不讲诚信、见利忘义的小市民气，去掉耍无赖、霸道、欺生的市侩气及粗俗不堪、不讲文明的市井气。我们要的是高素质、有主见、讲诚信、具有现代意识的市民，要的是对城市有认同感、为城市发展和繁荣担起一己之责的市民，要的是热爱生活，讲求健康、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市民。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市民化”是最易为外地人所感受的重要的城市标志，城市的个性特质和文化风格也是通过市民的生活及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

如此看来，市民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小市民，对于武汉“最市民化城市”的评价，不可一概以“小市民”来下定义。而对于武汉市民而言，大可不必反感“最市民化城市”这个标签。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市民化”还应该是城市进步和文明的象征，从历史来看，武汉其实是一个素有“市民化”传统的城市。首先，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具有其特殊模式，现代意义上的市民较早产生。美国学者罗威廉专门为汉口写的两本书中，指出19 世纪晚期的汉口社会已经具有社会和经济走向多元化的普遍趋势，“逐步接近于西方概念的那种前工业城市、商业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市民——公民社会的雏形。张之洞督鄂时，汉口总商会发起自治运动，以商人为主体的广大市民对城市事务倾注了很高热情。清末的立宪运动，武汉是全国除上海以外的仅有的几个中心之一。这些都反映出城市市民现代政治民主意识的觉醒。到了民国中期，汉口市政改革运动轰轰烈烈，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建构起市民对城市事务参与机制的城市之一。1929 年8 月1 日，汉口特别市成立临时参议会，目的是“指导和监督汉口的市政”。当时市政府还专设了一个“告密箱”，使市民“对于市政之利弊，皆可投之告密箱”，市政府会尽量采纳市民的意见。1928 年著名市政专家董修甲任武汉市政委员会秘书长，著《市政学纲要》，提出良好市政的三要素，其中第一条便是“热心的及开明的市民”。“新汉口之设施，需有赖于开明之市民，与政府相合作。”这已经很有些西方现代城市民主治市的意味。1933 年《道路月刊》记者到汉口采访，对整洁美丽的市容和文明的市民印象深刻，为此专门撰写了《武汉的新气象》一文来盛赞武汉的变化：

近两年来，市府修路的成绩，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由牛路跳过了马路的阶段，进而为现代的柏油路。汉口法日两租界，觉得自惭形秽，竞步市府之后尘而翻造柏油路了。记者这次到汉口来，从三个特区到两个租界，走的都是康庄大道。租界及特区以内之各种旧式拱堂，大半已翻造为新式整洁拱堂。从前残破的房屋，黯淡的市容，无不一扫而空。而从前蹲伏在路旁褴褛不堪的乞丐，已差不多完全肃清了。今日的汉口市，已不是蒙不洁的西子，而是装束入时的少妇。^[32]

这种传统对武汉的今天仍然产生着影响。武汉市民因其对商业社会的天然亲近和对市场经济的自然融入，不仅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市场眼光，更重要的是对城市建设和管理有强烈的参与热情和民主自治意识，表现为有主见、敢参与、善竞争。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武汉在建立市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机制、拓展市民自治的渠道方面，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如电视问政、布衣参事、开通市长热线、举办市长与市民网上对话活动等。这些都充分展示出武汉市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和介入。这其实正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市民形象，是“市民社会”的现代民主精神的真实表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市民化”其实是树立市民对城市的普遍认同感和责任感，培养其热情参与城市事务管理的一种过程，是城市现代化最直接的表达和最深刻的体现。

【注释】

[1]［美］帕克：《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第367 页。

[2]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155 页。

[3]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6 页。

[4]查慎行：《敬业堂诗集·汉口》，《浙江文丛·查慎行集》（第3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12 页。

[5]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 年版，第594 页。

[6]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 年版，第34 页。

[7]陈贤一：《盘龙城遗址的分期及城址的性质》，《考古学研究》（五）2003 年版。

[8]皮明庥、欧阳植梁：《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年版，第99 页。

[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鄂岳观察使》下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644 页。

[10]皮明庥、欧阳植梁：《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年版，第109 页。

[11]（唐）姚思廉：《梁书》卷十二“韦睿传”，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221 页。(www.xing528.com)

[12]（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十“慕容俨传”，中华书局1972 年版，第281 页。

[13]（明）魏晋封：《竹中记》，转引自皮明庥主编：《武汉通史》（宋元明清卷），武汉出版社2006 年版，第378 页。

[14]李文海：《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347 页。

[15]皮明庥：《武汉通史》（晚清卷）上，武汉出版社2006 年版，第436 页。

[16]陶名溢等：《武昌关城四十天目睹之惨状》，《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一卷），武汉出版社1999 年版，第213 页。

[17]（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89，符载《土洑镇保宁记》，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7063 页。

[18]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 年版，第34 页。

[19]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杂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29 页。

[20]［日］　水野幸吉：　《汉口》，　光绪三十四年（　1907 年）　刊行，　第9 页。

[21]张之洞：《奏陈汉口筹办商务局事》，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卷4，武汉出版社2008 年版，第470 ～471 页。

[22]《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4，中国书店1990 年版。

[23]吴中孚：《重订商贾便览》卷3《各省物产》，道光年间刊行。

[24]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 年版，第450 ～451 页。

[25]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杂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0 页。

[26]（清）范锴、江浦等：《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76 页。

[27]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杂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07 页。

[28]（唐）魏征等：《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886 页。

[29]《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45 页。

[30]李润英、陈焕良：《山海经》，岳麓书社2012 年版，第289 页。

[31]《汉口市国人工厂的三大统计》，《社会》1929 年9 月15 日。

[32]《武汉的新气象》，《道路月刊》第47 卷第2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