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码头文化：竞争激烈、流动频繁、包容开放

汉口是一个内河港口城市，码头、集市、船坞、港埠构成这座城市的基本物质生活景观。码头与汉口这座城市的关系之深，从它五百多年的成长岁月中，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

汉口的发展，起初主要依靠汉江的水运。首先是修建在沿汉水入江岸的水码头。最早的水码头，如今可考的是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 年）的天宝巷等码头。后陆续修建了杨家河、老水巷、兴茂巷、彭家巷、大硚口、小硚口、大王庙、五显庙、沈家庙、关圣祠、鸡窝巷、接驾嘴、龙王庙、鲍家巷、新码头、流通巷等码头。这些早期的码头，都是沿汉水自上而下逐步修建的。随着商业的发展，汉口镇由汉水沿岸扩向长江沿岸，顺长江也次第修建起码头，到道光三十年（1850 年），汉口有著名的八大码头：艾家嘴、关圣祠、五显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和花楼。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描绘这一时期的汉口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商业闹市。

图9-1　旧时汉口码头

汉口早期的发展历程表明，码头、集市、港埠、商埠是这座城市一路走来的逻辑里程，换言之，汉口的发展是先有码头，后有市镇；先形成港埠，后形成商埠。自市镇形成以后，汉口的市区就一直围绕着码头而发展，以码头的空间与功能为转移。从“舟中为市”到沿河集市，从沿河集市再到商业街市，码头的分布决定了商业集市的分布，码头构成为汉口最突出的城市景观。水运与码头构成这座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论，故谓之“码头立市”。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就有“八码头临一带河”的记载。众多码头内停泊着数以万计的船只，形成“十里帆樯依市立”的“船码头”景象。正是这众多的码头造就了汉口作为“四大名镇”之一的皇皇声名，书写了汉口作为“天下四聚”之一的绚丽篇章。

1861 年汉口开埠以后，码头进一步增加，并从沿河向沿江一带扩展。到民国中期，汉口从沿河到沿江的地段，上起皇经堂，下至丹水池，二十多千米的沿河沿江地段大大小小的码头鳞次栉比，共有200 余座，在汉口这座城市，常年以码头为生者数以万计，从事船运、装卸以及与码头行业相关的人员多达五万余众。^[31]码头成为汉口的经济命脉，码头构成汉口市民社会生活的主要空间，码头也因此成为汉口这座城市最醒目的一个文化符号。

在转输贸易、码头经济这种特定人文生态环境的长期作用与影响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行为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并通过特定的语言、习俗、行为、观念、情绪、理想、态度等表现出来，这就是码头文化。

近代汉口的码头文化与其说带有许多地域色彩，毋宁说带有更多的“社区”特征或“族群”特征。换言之，近代汉口码头文化主要表现的是人们特定的身份地位与职业活动，以及由此所展现的阶层属性与族群特征，而不是地域性文化特征。码头流通集散、转输贸易的经济活动，码头五方杂处的社会构成，码头以商贾、船主、力夫苦役、帮会等中下层社会群落为主体的身份构成，决定了码头文化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它流变不居、多元混杂、优劣互见的文化特性。

汉口的码头文化，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强烈的竞争性、高频率的流动性和开放的包容性。

从码头的竞争性而言，汉口码头由各地来汉的客商所形成的帮口所把持控制，有些码头及附近街市为地域性的商帮控制，甚至以他们的祖居地命名。如宝庆码头及宝庆正街、宝庆三街、宝庆一至七巷属湖南宝庆府帮所控制。作为一个汇聚了大量外地人的大码头，随着码头业的发展，武汉邻近乃至外省破产的农民、无业流民以及黑社会成员，纷纷涌向汉口码头寻求生路，造成异质人口在狭小的空间内高密度结集。由于码头的条件不同，活路有多有少，这就必然出现一种劳动权、生存权甚至势力范围的竞争，这种竞争发展到极端，便形成了“打码头”的恶俗，强者为王。为了争夺势力范围，适应“吃码头”“打码头”的需要，封建帮会也组织起来了，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旧汉口码头实行的是把头制。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武汉有水陆码头的大小头佬600 多人。码头头佬与地痞流氓、帮会势力相互勾结，分块割据，在势力范围内开设烟、赌、娼馆，以致码头上地头蛇横行霸道，黑社会势力活动猖獗，殴打、械斗事件经常发生。在码头内部，不仅不同省份帮派之间争斗，一个省份帮派的各个地区小帮之间也时时发生内讧。如汉阳鹦鹉洲湖南、湖北两大帮派之间不断争斗，湖南帮内部各帮也为占码头打斗不止。不仅水码头争斗，脚夫苦力、轿夫集中的陆码头也为争轿点、装卸货物或搬运旅客行李而经常斗殴。有的对客户强打恶要。船主往往在江中多要船费，不给不行。(www.xing528.com)

有清一代各方势力对宝庆码头的争夺，可说是“打码头”的先民反映。清嘉庆元年（1796 年），湖南宝庆府（今湖南邵阳地区）人在汉口建立了本帮的专用码头。码头周边宝庆府人的集居形成街巷，多由此派生得名。宝庆人为了维护其在宝庆码头的利益，与其他帮派进行了几场大械斗，还建立起宝庆会馆来对码头和旅居的宝庆人进行管理和服务，甚至汉阳鹦鹉洲和武昌白沙洲等地的宝庆人居民区也算码头范围。时有歌谣说新化人是“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由于宝庆帮船只路远，往返时间长，又没有留人看守，徽帮便乘宝庆帮返船之机占了码头，不让宝庆帮船只靠岸，由此引发了两帮长达百年的码头争夺战。

在两帮争斗的初期，宝庆帮一直处于劣势。清嘉庆中叶，宝庆帮船民何元侖（何元崙）献计，运动新化籍侍读学士刘光南出面干预（何元侖是新化县黄牛山人，与刘光南同乡）。恰巧刘光南乘船上京，路过汉口时，徽帮阻其船只靠岸，将其激怒。刘通过自己的权势，多方勾结，最后以射三箭的形式（背靠汉水，向东、西、北三方射箭，以箭落地点为界），划定了宝庆码头上游、下游和内陆的界线，并亲书界牌，指定何元侖等二人看守码头，将界内的非宝庆船只船民全部赶走。

徽帮退出码头，并不甘心，其中的富商联络一批襄阳来的白莲教船民，组织襄徽联盟，想以武力夺回码头，经几次械斗，也没能成功。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将领、云贵总督刘长佑将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曾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请到宝庆码头给宝庆帮壮声势，受到何元侖的盛情款待，后称为“丙辰盛会”（1856 年是农历丙辰年）。丙辰会后，七十多岁的何元侖气势大壮，纠集船民，操练人马，准备随时找徽帮寻衅。徽帮也不甘示弱，决定先发制人，率先袭击宝庆帮，何元侖指挥宝庆帮分三路迎战。此战，双方各被打死十人，伤者无数，最终以徽帮败退结束。宝庆帮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将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区域全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1889 年，徽帮依仗安徽人李鸿章等人在朝为官，到衙门同宝庆帮打官司。当时的汉阳知府陈庆煌是下江人，又得了徽帮一千两银子，便偏向徽帮，派人到宝庆码头拆房子，准备先拆房后赶人。宝庆帮集合大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陈以宝庆帮目无王法、胆敢殴打公差为罪名，要重处宝庆帮。宝庆帮到布政使蒯德标处反告陈庆煌受贿，又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蒯德标因此要陈庆煌慎重审理此案。陈不敢再有偏袒，想出一个极残忍的手段来判定码头的归属。他找到一双练武用的铁靴烧红，声称只要哪一帮中有人能穿上红铁靴走上三步，码头即归该帮。宝庆帮有个理发匠自告奋勇，穿上铁靴走了五步后倒下，陈便将码头判给了宝庆帮。不过陈庆煌并没有就此放过宝庆帮，他抓住宝庆帮殴打官差一事做文章，以宝庆帮的彭澧泉收押顶罪，后来彭澧泉死在了狱中。宝庆帮的人为纪念那个理发匠和彭澧泉，特意修了一个彭公祠。

汉口的码头文化是打出来的文化，汉口的市场也是打出来的。商业社会的竞争，有的是产品质量的竞争，即良性竞争。通过不断提升产品素质来获取市场口碑。靠质量和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占据市场主流。而另一种就是外地客商来到汉口以恶性竞争“打码头”。汉口“谦祥益”是清光绪年间山东人开设的分号，到20 世纪20 年代，已落户汉口几十年的谦祥益布店已成为汉口绸布业第一大户。这时从湖南来汉的李乃原，投资30 万两银子在汉正街开了正大布店，为使生意兴隆，开张第一天就祭出“减价放售”的绝招。“谦祥益”与“正大”开始了减布价的“火拼”，你放尺加一，我放尺加二，不到一个月，就把“正大”的30 万两银子拼得血本无归。李不甘心，又投资40 万两银子，在沈家庙另开华丰布店，没多久又被谦祥益绸布店挤垮。商业竞争的残酷性，较之码头的争斗火拼一点也不逊色。

同样，流动性也是汉口码头文化的基本特性之一。汉口的地理特征和经济格局，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九省通衢”“转输分销”“货到汉口活”，汉口作为码头城市，商品流动快，吞吐力强，销路畅通，机制灵活，充满了活力。同时，商品的高速流动，也必然伴随着汉口城市社会人口的快速流动，使得汉口成为一个大移民城市，并因其独特的商业生存形态，形成以商人为社会主体的市民社会。同时，由于武汉以水路运输为主要的货物传输方式，武汉的市民阶层里，又有很大数量的水手群体填充进来。所以说汉口实际上存在两个社会：由繁华街市及城市市民构成的陆上社会和密集的船只及艄公船夫组成的水上社会。这种社会的流动性带来的影响直接影响了汉口的文化形态。汉口像个文化大转盘。其一，商品的快速流动带来的商品本身所涵盖的文化信息的汇集，特别是在近代文化本身作为一种商品的时候，商品的文化信息更重，汉口成为展示各种文化的大舞台。其二，商人流动带来不同区域、异质文化的汇聚融合并传播辐射到周边地区。其三，汉口码头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汉口市民拥有一种普遍的变革、趋新意识，汉口城市文化具有时尚、浪漫的风貌。尤其是近代以后，汉口成为传播近代西方文化的纽带桥梁。

开放包容亦是码头文化的一大特性。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心态使近代的汉口成为一个各种文化争奇斗艳的百花园，也成为一个各类文化竞相交流融会的大舞台。这里有气势巍峨的山陕会馆，雕梁画栋的新安会馆，简洁明朗的广东会馆，还有万寿宫、绍兴会馆、宝庆码头、咸宁码头等，以它们为中心构成一个个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社区。这里既有“冲人一阵葱椒气”的山西商人、着装“爱缠红白线”、举止文雅的徽州商人，也有说话蛮语粗声、怀抱“赤膊小儿”的山东流民。这里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城市充斥着大量的流动人口，各地方言、各种生活方式、各类年节习俗、各式饮食风味都汇聚于此，形成“杂有川广吴越风”的城市文化面貌。食有苏馔西肴，住有青石小巷与石库门，言有粤语吴音，乐有徽调秦腔，礼有汉祀与徽祀，多元驳杂、五彩斑斓。

汉口的市民既来自四方，经过一番文化磨合而形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彼此对汉口这座城市的认同早已超越了狭隘的地域范围，汉口已成为他们共有的家园，这种从“移民”到“市民”的文化历程使大多数汉口人形成了开放包容、从容大度的行为心理，他们不保守、不固执、不排外。擅长求同存异，习惯于“和而不同”的文化氛围。

有一则事例颇能说明这一点。清末以来，青帮、洪帮在长江划分地盘，以汉口为界，汉口以上至重庆是洪帮的势力范围，汉口以下至沪宁为青帮的天地。彼此的势力范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但在汉口却是个例外，青洪二帮在这里平分秋色，相安无事。汉口帮会魁首杨庆山不仅是洪门“栖霞山”“太平山”的寨主，又与上海青帮头领张啸林有金兰之谊，一身二任，兼有洪帮、青帮双重身份。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汉口，青洪两帮不仅没有视若仇雠，反而兼容相安。在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中，最讲门派畛域的帮会都能做到彼此包容，其他方面就可想而知了。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为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的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创新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近代以来汉口所创造的许多物质文化产品和精神产品无不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产物，“汉汾”、汉剧、汉绣，乃至于“汉话”，都是如此。“汉汾”酒是借鉴他人、加工改造的典范。它虽仿自山西，却自成一格，是一个典型的杂交品种。又如“皮黄腔”，它是汉口独有的戏曲品种，却兼具东西两地的戏曲元素，它一方面吸取了汉水上游西秦腔的声腔特点，形成早期的“西皮”，另一方面吸纳了徽调“二黄”的唱腔，“西皮”与“二黄”在这里经过融合，最终形成带有汉口自身特色的“皮黄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