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作为两湖地区的教育与文化中心，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奇怪的是，自宋朝以来，武汉乃至湖北，却很少有学术文化大家出现。梁启超评论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时，对此产生疑问：湖北交通发达，文化也不落后，为什么近世很少有大学者？民国初年陈独秀访章太炎时也提出：湖北有三峡，有黄鹤楼，有赤壁，可是武汉历史上的大文人似乎不多。自唐宋以来，湖北地方大文人、大文豪不多，武汉更少。历代科举，湖北状元及第的很少。至明清时期，武汉只出过几位榜眼、探花，如江夏的贺逢圣、陈銮、欧阳保极、何金寿，汉阳的萧良有、熊伯龙，黄陂的刘彬士、金国均等。
汉口文化学术名流很少见于诸朝史籍，而明清以来，武汉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学者，只有清顺治榜眼、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汉阳熊伯龙和近代国学大师、湖北蕲春人黄侃，著名的学者闻一多等。虽然武汉长期以来人文荟萃，文化盛事不少，但扛鼎之人大多来自外省，如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两湖书院学监梁鼎芬是广东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武大校长李达是湖南人。《夏口县志》编者在编定《人物志》后，竟发现此地杰出文化学术名流很少见于诸朝史籍，于是大发感慨：“盖夏口之名称由来久矣，三国六朝时蚤为南北共争之地，顾自秦汉以后明清以前，史册所载未见有一个籍贯夏口籍者，此何故也？且非独夏口为然，凡夏口旧与合同之汉阳郡守所同辖之黄孝川沔莫不皆然。……至有明清之际，始稍稍有一二魁梧长者，名挂史籍，此吾邑吾郡人才之见端也。”[24]
武汉地区鲜见学术名流，受制于武汉城市的整体人文生态。首先，汉口作为码头城市和商业中心，其移民来源不像上海商人主要是来自文化底蕴深厚的江浙一带，汉口商人主要来源于黄孝、天沔及省内各地，文化素质偏低。即使早期来汉的山陕商人，文化素质也不太高，汉口商人主体多为小商小贩，富商巨贾不多，以致汉口的整体商民素质低下；其次，武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横扫江汉平原，武汉受到重创。清代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江浙的富户为躲避战乱，纷纷携带金银逃向上海的租界寻求庇护。而太平军三次攻破武汉三镇，商人们为避战祸纷纷离开汉口逃回老家，汉口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战乱之后恢复商场和城市经济的紧迫性先于文化建设；第三，汉口的社会文化氛围铜臭味重而文化气息淡薄，一般的武汉市民对雅文化不够重视。“蒙馆修金不救穷，银硃茶水月收铜。蠢徒难得新书换，换口开荤面一中”。[25]清朝后期，因“居斯地者，多半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故会馆公所之名，野墅琳宫之号，楹帖榜额之文，悉皆从俗，未能雅驯”。[26]叶调元则说得更为明白：“名园栽得好花枝，供奉财翁玩四时。可惜主人都太俗，不能饮酒不能诗。”[27]近代汉口所办学校，多以职业学校为主，向武汉市民与武汉本土青年传授谋生的技能。(www.xing528.com)
武汉城市与上海被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拱卫所不同，江汉地区地狭人稠，是一个典型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经济，长期处于“虽无蓄积之资，然亦无饥馁”[28]的中下等生活水平，没有余裕来支持纯学术的研究。江汉平原很少名门望族，不能聚敛更多财富，也没有如徽商、晋商之类成功的商人流派。江汉人读书、做生意的动机都是属于谋生型的，形成江汉人讲究实际、追功逐利的文化价值观，不鼓励、不支持族人和子弟坐冷板凳搞所谓纯学术。读书是为了脱离乡土，为“稻粱谋”。这种把读书习儒仅仅作为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和政治地位的实用价值观念导向，其结果是虽然及第为官者较多，但学术名流却很少涌现，据统计，明清历科一甲3 名，湖北总人数为19 名，我们可以与其他的省份作个对比。江苏为169 名，浙江为129 名，江西为72 名，湖南为16 名，湖北居第四位，反映了湖北总体文化水平基本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在清代著名学者的统计中，清顺治至道光时期，全国知名学者江苏52 人，浙江26 人，安徽12 人，直隶11 人，山东7 人，河南5 人，江西2 人，湖北只有官至内阁大学士并先后兼刑部、吏部尚书的孝感人熊赐履一人。[29]根据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历史人物辞典》统计，在近代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学者中，湖北有3 人，湖南有7 人，江苏（包括上海）有13 人，浙江有13 人。而在官吏、军阀将领、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家中，湖北为20 人，江苏（含上海）有10 人，浙江有15 人。湖北明显多于江浙。从一个侧面又反映了江汉人重政治轻学术的价值趋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学者大文豪的产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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