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业重镇何缺实业巨子？

在武汉的近现代民族工业史料记载中，武汉本土创办实业的创办人与投资者寥寥无几。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是武汉或湖北本地人投资经营的实业，如汉阳周仲宣创办的周恒顺机器制造厂，武昌徐荣廷的汉口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江夏人李紫云等创立的汉口第一纺织公司。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有很形象的描述：“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锻冶、染业、木工、石匠、织物业、家具制造业等，犹不免于用手工。”^[20]对此，张之洞也有同感：“惟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21]

既然湖北本土商人都不愿投资实业，那么，抢滩近代武汉工业，填补民族工业投资空白的诸多企业家就多为外地来汉商人，汉口燮昌火柴厂和既济水电的创始人为浙江宁波商人宋炜臣；汉口最大的机器制造厂扬子机器厂是华侨商人顾润章与王光合办；汉口的大面粉生产商申福新（福新面粉五厂和申新面粉四厂）是来自无锡荣氏家族；而历来为武汉历史所称道的汉阳铁厂，承办人是以上海人盛宣怀为首的上海商人集团，曾经承租布纱丝麻四局的是在汉口的广东茶商韦紫封。

清末至民国早中期，汉口商人工业投资主要在纺纱、织布、面粉等轻工业方面，在重工业、机器工业方面则不敢投资，即使有也是外地人居多。据统计，1895 至1913 年，全国共设厂矿549 家，资本投资总额为12028.8 万元，其中武汉设厂矿28 家，占5.1%，资本投资总额为1724 万元，占14.3%。这种比例仅低于上海而远远超过广州、天津等大城市。到1936 年，武汉共有工厂516 家，资本总额为5148.66 万元，年产值为18851.76 万元。其中轻工业在轻重工业比重中，工厂数占76%，资金占68%，年产值约占90%。轻工业中纺织和烟草工业占主导地位。资本额，纺织业第一。从一地来说，工厂总量大大超过清末，但武汉工业在全国的地位逐渐下降。如纺织业在张之洞时代曾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但1930 年后逐渐衰退，1934 年纱、布产量降至第八位。

武汉缺乏本土实业家、重商业轻工业投资的现象，并非到民国时期才为人发觉。在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期间，这样的状况就已经引起注意。当时人指责张之洞办企业思想保守，一味“官办”，认为其严重的“官本位”思想阻滞了武汉本土工业的发展。而张之洞本人则大为抱屈，张氏主政湖北，振兴工业，希望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施行“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认为兴办民族工业，“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乘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长久”。曾广向社会商界人士招租工业实业项目，武汉本地商人大多畏缩观望，并不积极响应。“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22]。并且“讳谈洋务”。同时，在与汉口商人的接触加深之后，张之洞对汉商长久以来的积习也深感痛恶。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曾这样评价武汉商人：“中国商贾积习，识陋见少，亦思依仿新式，办运新货，而偷工减料，货质全非……甚至有召集股份，意存诓骗。”张之洞对于汉商的批评，从深层次的城市性格与城市文化方面来探究，这与武汉长期以来的码头文化有着密切关系。(www.xing528.com)

汉口作为典型的码头城市，其“转输贸易”的商业方式塑造的城市性格是导致武汉缺乏工商业巨子的最主要成因。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区域，“九省通衢”，拥有强势的水陆两栖货运传输通道，是历史上最为显赫的中转商贸市镇，有“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23]之称。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汉口乃至湖北商人习惯于中转贸易，并且将这种由水运枢纽区位优势所带来的商贸优势传承为汉口商人的商业文化。而贩运中转的传输式“二道贩子”贸易，因其投资少、见效快的速利效应，为头脑灵活的汉口商人所热衷。人们称湖北人为“九头鸟”其实质是指汉口商人头脑灵活，悟性极高。他们善于收集和甄别市场信息，灵活快速地反映市场行情，对于到港货物、流行热门商品的感知度极高。同时因为固定资产的局限，武汉商人多不愿意注目于那些需要大额投资且资金回笼缓慢的实业项目，如纺织冶炼这样的工业生产。所以，在武汉的商业巨头中，我们多见如“地皮大王”刘欲生这样的大投机商人，炒卖热门商品如地皮、房地产等投机生意，而轻视实业投资。

因此，武汉本地商人中很少拥有实业家，商业模式基本上以传统（单纯贸易）型商人为主流，这一点，实与武汉的区位因素及由区位因素长期影响而形成的码头文化有着巨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