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商业战争对城市性格的影响

武汉的城市历史是“商”“兵”互动的历史，武汉因为其独特的区位因素，在历史上不仅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也是转输贸易的商业大码头。

武汉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要冲地位，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汉是一座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的城市，它由军事斗争催生，并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步成长，其发展总是与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联系在一起。战争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兴衰发展与城市功能的演进。

武汉城市起源就是军事需要的产物。商代盘龙城的军事意图极为突出，“商前期是盘龙城遗址持续的历史年代。盘龙城三、四期之交，正是历史上夏、商之际，是成汤南征之时。而古代南方遗留下来的商代遗址，以这里规模最大，布局最为清楚。从而推断盘龙城是商王朝征伐南方的军事据点”^[7]。三国时期卻月城、鲁山城、夏口城的修筑与战争直接相关。卻月城构筑于东汉末年，“是武汉地区见于史籍的最早一座城堡，它南倚龟山，被面汉水，紧扼汉水入江的交通要道，在军事上起着重要的屏障作用”^[8]。鲁山城由刘表之子刘琦所建，其目的就是为了抵抗东吴孙权的侵袭，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吴国攻占屠城的厄运。公元223 年，孙权筑夏口城于黄鹄山（蛇山），曾以重兵守之。武汉的地标建筑——黄鹤楼亦是建于此时，最初本是夏口城登高侦查的军事瞭望台。“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9]可见，“夏口城和黄鹤楼的始筑，最主要的是军事功能，城为战守，楼为瞭望，都是为适应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而诞生”^[10]。

南北朝时期武汉更是南北争夺的前沿阵地。宋武帝孝建元年（454 年），刘宋政权在夏口城基础上构筑郢州城。南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 年），侯景叛乱，梁邵陵王萧纶引兵至江夏，双方在今武昌、汉阳多次交战，次年侯景攻克郢州城，梁湘东王萧铎派王僧辩帅兵从江陵出发东讨侯景，围攻郢州城、鲁山城长达5 个月，城内“皆积尸于床下，而其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11]。是年6 月才攻取鲁山，继克郢州。北齐天保六年（555 年），南梁守将将郢州城献给了北齐，其后双方在郢州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城中食少，粮运阻绝，无以为计，唯煮槐楮、桑叶并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带、觔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别分噉，唯留骸骨”^[12]。从公元454 年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在夏口建郢州城，一直到公元587 年南陈光大元年北周将军拓跋定率步骑二万攻取郢州，处于南北交汇、兵家必争之地的郢州城经历了长达百年之久的战火涂炭，其中尤以南北朝后期梁陈两朝为甚。

唐末农民起义，起义首领王仙芝、黄巢转战江汉。公元877 年（乾符四年），王仙芝曾攻入鄂州（今武昌），公元880 年（广明元年）黄巢亦曾进逼鄂州江夏城下。宋金对峙之时，武汉长期是双方争夺的前沿阵地。名将岳飞自绍兴四年（1134 年）兼任荆南鄂岳州制置使起，驻屯武汉七年。他以武汉为基地，先后收复襄阳府及郢、随、唐、邓州、汉阳军六郡，并北伐攻克商州、虢州，抵挡住了金军的进一步南侵，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元末农民起义时，武汉更是饱受战火之苦，并先后成为徐寿辉天完政权和陈友谅大汉政权的首都。元至正二十三、二十四年（1363 年、1364 年）朱元璋两度围困江夏，击败陈友谅之子，汉帝陈理，包括江夏在内的江汉流域始归于明。明末清初，农民起义，明清交战，交替进行，武汉成为交战双方反复争夺的拉锯战场，战乱频仍，百姓苦不堪言。崇祯十五年（1642 年），左良玉在李自成的逼迫下退守武昌，武汉三镇被左良玉军洗劫一空，其部“驻于武昌城外金沙洲，洲人受其荼，与汉口镇同。二镇故并饶财货，甲于全楚。不数日，荡然矣”^[13]。在武汉劫掠一月后，左良玉军在李自成的锋芒下仓皇逃离武昌。崇祯十六年（1643 年）三月，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又攻占武汉三镇并建立大西政权，其虽在武汉有一些安抚措施，但为人暴烈，焚楚王府，烧黄鹤楼。是年八月，才退出武昌。左良玉重新占据武汉，对三镇又进行了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劫掠与破坏，甚至在顺治二年（1645 年）败退武汉时，放火焚烧武昌城。顺治二年（1645 年），李自成抗清失败南下，经襄阳进入汉阳，再由江夏、咸宁、蒲圻到达通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身亡。连年的战乱，给武汉三镇以毁灭性的破坏。直至顺治九年（1652 年），湖川总督祖泽峰仍奏称武汉地区“荒村野火，寥落堪悲”，“省会武昌徒存瓦砾，编蒲暂息”。^[14]

近代以降，武汉更是长期被战火所笼罩。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武汉是清军和太平军反复争夺的焦点，太平军1853 年1 月、1854 年6 月和1855 年4 月三克武昌，并四次占领汉口、汉阳。1864 年7 月，捻军在距汉口市区仅二十余里的黄陂滠口一带与清朝湖北守军激战，汉口一度告急。辛亥革命时，汉口和汉阳成为规模最大、争夺最激烈、牺牲最惨重的战场。1911 年10 月18 日至11 月27 日，民军与清军在汉阳、汉口进行了长达月余的激战，史称“阳夏战争”。10月31 日，清军纵火汉口。“汉口繁华市区顿成灰烬。入夜，大火更烈，烟云蔽空，惨不忍睹。这一次汉口大火延续至11 月4 日，市区1/5 被毁，给武汉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15]北伐战争时，武昌城被围43 天，城内百姓尽皆断食，只得“夹道冬青充饮食，当窗蕉叶入庖厨”^[16]，饿殍载道，惨绝人寰。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主要政府机关的驻地，并在规模浩大的武汉会战中，迫使日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军事斗争驱动着武汉的发展、牵引着这座城市发展的路向，历史上的战火烽烟虽已散去，但折戟沉沙铁未销，烽火岁月迹犹存，金戈铁马的战争往事、豪杰代起的军事叙事构成武汉厚重的城市记忆，亦深刻影响了武汉的城市性格与文化面貌。

武汉早期的发展是“因武而昌”，中古以后，则“因商而兴”，商业贸易至此以后成为武汉最显著的城市功能。从唐代开始，鄂州、汉阳一方面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州城府城，另一方面作为长江航运港埠和商埠的功能开始具备，并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得以强化。

唐代鄂州的港埠功能齐备、转输贸易发达，成为长江流域中与扬州、益州、江陵等著名港口齐名的重要商港。大诗人李白曾多次行过鄂州，对其繁盛之状印象深刻，写下了“万舸此中来，连帆下扬州”的诗句。唐代是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鄂州与汉阳不再仅仅用作军事要塞或军港，而且成为商旅辐辏的贸易港口，这预示着武汉城市功能开始发生重大转型，这一转型将持续下去，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

唐代的鄂州已经具有了商港的气象。沿江码头林立，江面上舳舻相连，沿岸街市喧闹，商贾云集，一派繁盛的景象。鄂州商业的繁盛对城市周边也产生了影响，在其东南城郊一带就兴起了著名的“灵泉古市”。“灵泉古市”位于今天江夏灵泉山，其地又称覃庙，古来水网密布，四通八达，因鄂州的辐射带动终于形成规模可观的商业集市。

鄂州作为长江重要商埠的崛起缘于它在唐代经济地理中的特殊位置，唐朝两京地处关中，而财赋仰给于东南，由东南运至关中的漕粮主要依靠长江与汉水为通道，鄂州正好处在长江汉水的交汇处，扼漕粮转运之枢纽，地位极为重要。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淮河水运被阻绝，汉水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经汉水至长江直抵江南的这条通道遂成为攸关唐帝国安危的生命线。而唐帝国的这条经济生命线到后来同样担当起了沟通中国东西两大经济区的重要使命，成为川陕豫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交换的重要通道。鄂州处于沟通东南与西北水路通道的节点上，形成控引东西、沟通南北的枢纽地位，正是凭借着这一枢纽地位，鄂州一跃而成“东南巨镇”。六百年后，汉口也是凭着这一地位迅速崛起，一跃而为“天下四聚”。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时期的汉口就是唐宋时期鄂州的再版，它们的角色地位前后相续，只是汉口的角色扮演更出色，地位更加显要，影响也更加广为人知，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鄂州、汉阳以水运为纽带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使它与唐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联系起来。各地的货物在这里中转集散，商品包括粮食、麻、丝、盐、茶、山货及手工业产品，这些商品大多为国计民生所需，在那时的鄂州江面上，商船穿梭不息，常年停泊的船只数以千计。史书记载，唐中期的广德元年（763年），鄂州江面曾发生一场大火，焚毁船只三千多艘，这还只是停泊在港口的部分船只。可以想见，李白“万舸此中来”的诗句并非夸张之辞。

当时鄂州的商业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经营的。史称“士民工商，连樯如云”，“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17]号称“东南巨镇”。汉阳的商业同样可观，甚至出现了夜市。当时一位诗人这样描述道：“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晚唐另一位诗人经过汉阳渡口，看见通宵达旦的集市，不禁吟出了这样的诗句，“落月临古渡，武昌城未开。残灯明市井，晓色辨楼台”。汉阳喧闹的夜市经诗人的描绘显得更加迷人。

如果说武汉地区的“双城”在隋唐时期已呈现出区域商贸中心的特征，这一特征在两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所以如此，主要得益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加上武汉“双城”自身功能的不断强化，使鄂州在长江中游乃至整个中西部地位的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突出。此外，“绍兴和议”以后江汉地区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长江航运的进一步开发等，都促使武汉地区的商业获得迅猛的发展。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就是鄂州“南市”的空前繁荣。

“南市”位于鄂州西南江面与沿岸之间，即鹦鹉洲与鄂州江岸之间的狭长带状水域，形如一条内河，并延伸到巡司河河口一带，江面港湾与江岸街市连为一体，具有港市合一的特点，又称为“南浦”。它既是商船停泊之所，又是商品交易之地。与今天盛行的仓储物流颇有相似之处。“南市”当年的繁华景象，南宋时的两位大诗人陆游和范成大多作过生动的描述。陆游在《入蜀记》中这样写道，“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今杭州）、建康（今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七年之后，另一位诗人范成大行经这里，也发出同样的观感。他看到南市在鄂州城外，“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其繁盛的景象“外郡未见其比”。范成大以敏锐的眼光指出，鄂州是“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而上述地区，基本上涵盖了南宋王朝有效控制的大部分区域。由此说来，鄂州已然担起了南宋王朝市场中心的角色。

江南的鄂州繁华如许，江北的汉阳也热闹非凡。这里的港埠条件丝毫不逊于江对岸，它背靠龟山，东临长江，北面汉水，是过往船只必经之地。唐代，这里的航运与商贸已开始兴盛，吴蜀楼船连帆而过。到了宋代，这一带的港市更为繁荣，在时人眼里，汉阳“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虽然不乏夸张之语，却也道出了当时的盛况。武汉的“双城”隔江相望，交相辉映，共同编织出一幅商业都会的绚丽图景。

元初，鄂州改名武昌，它在商品集散与货物转口方面延续着以往的活力。史载，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揭奚斯某年在武昌送友，在江边沽酒话别时，看到江面上往来如梭的船只，随口吟出“参差连舫近，散漫群鸥远”的诗句，这不就是李白笔下那个“万舸此中来，连帆下扬州”的鄂州吗！是的，武昌不仅延续着鄂州的繁华，而且显出了更加盛大的气象。

当武汉这座历经风雨的城市行进到明清之际的时候，它的整个面貌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延续了上千年的“双城并峙”格局被“三镇鼎立”的格局所取代，商贸中心的功能已成为武汉最显著的城市功能，这一时期的武汉，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上看，都是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尤其在经济方面，它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就，迎来了自建城以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在这一时期，新近形成的汉口镇异军突起，一路狂飙，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最大亮点。汉口凭借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自然禀赋，际会着社会变动的时代风云，一举成为绾毂南北、沟通东西的集散中心与市场枢纽，成为名冠九州的“四大名镇”，因而也成为引领武汉城市发展的强大引擎。汉口在明中后期以“四大名镇”著称于世，至清代早期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按时人的描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也是“云、贵、四川、湖南、广西、河南、江西之货”转输集散的中心。“天下有四聚，北有京师（北京），南有佛山，东有苏州，西有汉口。”所谓“天下四聚”就是当时中国的四个商业中心，汉口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苏、扬以上长江上、中游及广大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这种商业中心的地位，既是历史上武汉固有的航运枢纽地位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武汉城市经济功能的进一步提升。

作为“天下四聚”之一的汉口，其突出的优势就是水陆交通的发达。经由这里的驿道可以通向全国各地。经江北通往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驿道有干线七条，由江南武昌往北的驿道可直抵京都（今北京）、盛京（今沈阳）、直隶（今保定），以及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会城市。当时武汉的陆路交通以驿道为主干，连通东西，贯穿南北。

驿道如此便捷，水路更称发达。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长江、汉水交汇之所，通过长江、汉水又联结众多支流、湖泊，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网。通过汉口的水路可以东连吴越江淮，西通巴蜀云贵，南及沅湘两广，北达冀鲁京津。形成江湖连通、江海联运的庞大水上运输网。拥有九省通衢区位优势的武汉在清代国内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很自然地扮演起了内地商业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角色，汉口于是乎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内地商品集散中心和市场枢纽。(https://www.xing528.com)

“天下四聚”的汉口拥有发达的水陆大交通，大交通孕育出大码头，大码头催生出大市场，大市场带来了大商业，大商业造就了大行业。

有清一代，汉口的商业行业以“八大行”见称，其规模之大足以左右汉口商业全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口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八大行”中。时人叶调元曾对此作过形象的描述：“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只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八大行”是指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八个商业门类。它们的交易额占到当时汉口商品贸易总额的八成左右。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汉口开埠，华洋互市，汉口“八大行”演变为新的八个商业门类，即盐、茶、药材、广福行、油、粮、棉、牛皮。

汉口是一个商品极为丰富的市场。这里“南珍北货藏作窟，吴船蜀客到如家”。在许多商家的眼里，汉口是个无所不有的地方，“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特形异物，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据统计，清代汉口市场上共有各种商品大类18 个，320 余种。除少数时蔬活鲜来自本地，大多数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如来自湖南和鄂南地区的茶叶和杂粮，产自汉水流域的棉花、布匹和时鲜果品，来自吴越的丝绸和海产品，还有晋陕地区的牛羊皮毛，安徽的茶、油和文房四宝，四川的桐油、药材，江西的瓷器，福建的茶叶和手工制品，云贵的木耳、生漆，两广的洋货、铁器，等等。四方特产，各地珍奇，应有尽有。

汉口市场之大，不仅表现为商品的丰盈充沛，更表现为商品交易量的巨大。淮盐、粮食与竹木材是清代汉口市场上三项最大规模的贸易。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汉口就成为两湖淮盐分销的总码头。淮南盐船从江苏仪征出发，溯江西上，入湖广抵汉口港停泊，凡食用淮盐的地方均由汉口分运，由淮南盐商批发给两湖各地的盐贩，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淮盐交易市场。清初，这里每年的淮盐交易量常达1.5 亿公斤左右，这仅仅是销往两湖地区的数量，若加上经汉口分销到其他省份的淮盐，则数量更为可观。汉口因此享有“十里通津住盐艘”的美誉。到了清中期，这里的淮盐贸易更加兴旺，“卤商典库，咸数十处”。盐商成为汉口众多商人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群体，汉正街有一条淮盐巷就是清代盐商们聚集的地方，幽静的条石小路、古朴的灰砖瓦房、考究的木雕门庭还在无声地述说着它的主人当年的繁华。

汉口的粮食运销始于明中后期，大盛于清代。元明之际，两湖平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以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是时，两湖及四川所产的米粮不仅是漕粮的重要来源，也是供应江浙、闽广各省的重要民生商品。漕粮的转运、商品粮的行销都要经过汉口码头，粮食贸易的兴盛使盐商也加入到运粮的行列中来，盐商的船队从淮扬运盐至汉口，卸货分销以后，返程时再装载粮食到下江一带。一来一往，都获巨利。可以想见，那时的汉口港是多么繁忙。人们形容当时的汉口港“粮食之行，不舍昼夜”。由于粮食交易量的巨大，汉水两岸、长江两岸通常停满了粮船，乾隆年间，汉口江面多次失火，火势每每延及粮船，有一次大火竟烧掉粮船一百多艘。

竹木的运销也是汉口的大宗贸易，竹木是汉口商品市场的重要商品，明中期以降，来自川、陕、鄂西北、湘、黔等地的木材就源源不断地从汉水、长江、南水流往汉口。到清朝初年，汉口竹木贸易盛况空前，上市品种有柏、梗、松、杉、小杉等。汉水口两岸有众多竹木存放地，特别是汉阳鹦鹉洲和武昌白沙洲成为重要的竹木业港埠和市场，清初文人姚鼐用“巨木如山写蜀材”来形容汉口木材贸易的繁盛。

另外，纺织品、茶叶和棉花也是汉口市场中的大宗商品。当时来自安徽、江苏和湖北各县区的棉纺织品，来自湖南的麻织品和江浙地区的丝织品都充斥于汉口市场。汉口棉市与芜湖、上海并称中国三大棉市，这里有华中地区最大的棉花市场，至今在汉阳的街巷中还有“棉花街”，就是当年棉花贸易繁盛的见证。汉口还是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之一。从汉口转输的茶叶除了行销全国各地，还远销欧美，在20 世纪以前，汉口一直是俄国和英国最大的茶叶供应地。在当时欧美商人的眼中，汉口是中国最大的“茶港”。

大码头、大市场、大流通使武汉的商业呈现出盛大的气象。全国各地商帮在此竞富逐利，各呈风流，把汉口市场搞得风生水起、波澜壮阔。当时，“四方商贾辐辏于此”，为了联络乡谊，加强自己的竞争实力，并对行业和市场进行必要的调节，各地旅汉商贾纷纷结成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俗称“帮口”，于是就有了湖南帮、宁波帮、安徽帮、四川帮、山陕帮、药帮、钱帮等。各帮活动和议事的地方称为会馆或公所。清代中期，汉口的会馆、公所众多，达200 余处，难怪有人这样说，“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这些会馆、公所绝大多数集中在汉正街一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宝庆会馆、广东会馆、山陕会馆、新安书院（徽州会馆）、宁波会馆等。

1861 年开埠以后，汉口市场进一步扩大，成为内地“华洋互市”的中心，19 世纪末，这里形成了一个以土货出口、洋货分销为特征的“国际市场”，这个“国际市场”规模巨大，市场影响辐射到湖北全省乃至中西部地区。据有关资料统计，19 世纪80 年代至末20 世纪20 年代，经汉口出口的棉花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茶叶出口占全国总值的50%，桐油的一般年份输出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个别年份占全国桐油出口总值的60%～80%。牛羊皮、蛋品、肠衣、五倍子、生漆、猪鬃等土货的年出口值均在300 万关两以上。1906 年，江汉关统计的汉口港货物进出口总值约占当年全国贸易总值的12.4%，这一份额仅次于上海。此时的汉口已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中心，中西部地区的农副产品主要通过汉口输往上海或外洋。其进出口贸易（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合计）长期位居全国通商口岸的前三甲，成为“四大口岸”或“五大商埠”之一。时人誉之为“东方芝加哥”。

从“东南巨镇”到“天下四聚”再到“东方芝加哥”，这是武汉商业贸易发展的千年足迹，它表明：武汉“以商名世”并非始自近世，而是由来久远。“因商而兴”是中古以后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长期的商业活动为武汉累积起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形成了以商业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体系，重商轻工、崇实尚利、实用功利、诚实守信成为武汉商业文化中最具代表的行为取向。

“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武汉在战争乱世与商业繁荣间不断交替转化。这种互动，深深地影响了武汉的城市文化品格与武汉的城市社会生态。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战争对武汉人所形成的性格特征的积极影响在于：第一，敢于尝试，“敢为天下先”。战争是政治斗争极端化的表现，是打破旧格局、创建新秩序最为直接的手段。在战争中先出手的一方或得战局的先机。辛亥革命的革命中心的关注点本来在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但恰恰是武昌新军率先吹响号角，取得首义胜利。这种精神被武汉人民传承下来，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与变迁中创下若干个“第一”。第二，临危不惧，处危不惊，应急能力强，决断水平高。第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有一股“蛮”性。这样的武汉人留给外地人一种爱憎分明、脾气火爆、说话办事风风火火的印象。但是，战争氛围的长期浸染，对武汉城市市民的性格养成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使得武汉人在精神和价值观层面上，过度追求功利，思维简单直观，缺乏周密细致的思考和全盘观念。武汉人常说“吃不得亏”，凡事必求一个结果，付出必须得到回报。而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受这种功利思想的影响，武汉人行事缺乏远见。在战争环境下，由于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其做事多关注既得利益，少有长远考虑。

久远的商业传统、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滋养出武汉人务实尚利、求实趋新的行为取向，这种实用主义的行为取向不仅将武汉人培育成商场上的行家里手，而且启蒙了他们的“现代意识”，使他们较早地具备了对城市事务高度关注的参与意识和民主自治意识，近代的武汉市民是一群有主见、敢参与、善竞争的人，是一群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离经叛道、“伤风败俗”的人，而正是他们，使武汉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武汉人的实用功利取向一直以来广受人们的诟病，斥之为庸俗的、市侩的、势利的文化劣根。诚然，实用功利主义的流弊自然不少，浅直少文与极端势利尤其有悖于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不过，正是在这些看似“丑陋”的文化品格中潜藏着某种现代文明的因子，诸如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自治的政治倾向、摆脱礼教束缚、追求自由人格的精神，以及对契约法理的注重，等等，而恰恰由于这些文化因素，使武汉这座城市在封建社会的晚期显露出了一丝“近代”的晨曦，透出了一种“别样”的风采。

“商”与“兵”的互动，深深地影响了武汉的城市文化特征与城市个性特质。从经济角度来说，商业口岸商品与人员的快速流动，使得武汉人拥有了对市场的敏锐觉察力和灵活的市场操控能力。竞争性使武汉人很早就拥有了市场意识。美国学者罗·威廉就曾高度评价汉口的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但是又因为战争所带来的不稳定感和安全感缺失，以及“转输贸易”的商业经营方式，使得武汉商人只看重看得见的经济利益，不愿投资长期的实业项目，热衷于进行投资少、回报高、时间短的投机生意，显得急功近利。

就政治角度而言，武汉的商业方式以及江汉平原的文化生态，使得武汉人“读书只为稻粱谋”，讲究实际，追逐功名。不为纯学术研究而读书。这种把读书习儒仅仅作为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和政治地位的实用价值导向，导致了湖北武汉地区出现学者少、官员多的现象。

从文化角度而言，长期以来的战争动乱与商业码头的高度流动性，使得武汉城市文化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对于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吸纳能力很强，有一种普遍的变革、趋新意识。战争与商业的多元格局，形成了城市的复合文化，同时带来重商轻文的社会文化氛围。缺乏厚重的文化根基，“吾邑山少水多，坎流之性有余，良比之性不足”^[18]。汉口的城市文化像码头货物一样快速聚散，流转无常，缺乏沉淀升华，显得肤浅浮泛。武汉人开放与趋新，融通与精明的精神，被城市的一片喧嚣繁华的市声所掩盖、所消解。

“商”与“兵”的互动，更使得武汉城市文化呈现多元、复杂的一面。既敢于斗争，亦精于算计；既注重契约，亦追求功利；既敢为人先，亦缺乏远见；既变革趋新，亦肤浅浮泛。然则正是这种“商”“兵”互动下形成的多元复杂的文化风貌却使得武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尤其是在近代转型变迁的历程中始终占据着一席重要之地。尤其是推翻三千年君主专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辛亥革命，更是“商”“兵”互动的绝佳注脚。“商”所形成的有主见、敢参与、善竞争的城市性格特征以及参与意识、民主自治意识，“兵”所带来的“敢为天下先”、处危不惊、应急能力强、敢于斗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厚植了胜利的丰沃土壤。在“商”“兵”互动之下，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更是首胜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