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发展：从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西方谚语道出了历史要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持续性影响。

每一个城市文化都是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要素长期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因此，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历史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构成一个城市文化赖以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背景，也是影响或制约一个城市文化的社会历史要素，诸如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人口的历史迁移、生产要素的历史性变化、区域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影响，等等。这些要素以不同的方式或强或弱地、持续地作用于一个城市，使之在人口构成、聚落形态、言语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意识等方面呈现出“历史性的状态”，使它有别于不同历史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其他城市，这便是城市文化形成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历时态影响”，或者称之为“历史的张力”。

武汉建城历史悠久。早在3500 年前的殷商时代，商王朝为开拓南疆、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在距汉口北郊5 千米处的今黄陂叶店建起了一座盘龙古城。正是这座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殷墟古城，叩开了武汉的文明之门，成为武汉城市文明之嚆矢。盘龙城不仅是长江流域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城邑，也是唯一能在地面上看到的商代早期城址，与黄河之滨的郑州商城遥相对应，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国古城之标本”。盘龙城是黄河文明到达长江流域之滥觞，它具备人类文明的“三大标志”：金属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文字的创造、城市的出现。因而它应该是武汉城市之根，有城有邑、有市有肆，无疑是原始的城市雏形。

自东汉末、三国时期直至六朝更迭年代，由于战争频仍，使得“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夏口—郢州城军事上的战略地位迅速凸显，沉寂已久的武汉地区旋即烽烟四起，群雄竞逐。各路诸侯竞相争夺，在龟、蛇二处夹江峭峙两岸，筑起屯、垒、城、堡。两江交汇处的高阜上，更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塞。这一时期的古城，武汉境内多达10 座。最早的一座军事城堡是位于汉阳龟山西北坡的卻月城，东汉末一度成为江夏太守黄祖的军事据点和江夏郡治。此城紧扼汉水入江要道，具备城港一体化的原始形态。公元223 年，孙权在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城西临江黄鹄矶上的那座军事瞭望台，即黄鹤楼之雏形，并最终演化为中国名楼之冠。夏口城“周二三里”，面临长江，与汉水口遥遥相望。同时，开辟水师基地，与曹魏占据的汉阳对峙。故而司马懿曾有“夏口、东关、贼之心喉”一说。此外，两晋、南北朝时期，武汉境内还建有鲁山城、沌阳城、“曹公城”、“萧公城”等一大批军事城堡及屯、垒。此时的武汉地区，可以说是城堡、港埠林立，其人文之演进也无不打下城堡、港埠之烙印。这种由军事要塞孕生的城港文明，最终奠定了今日武汉三镇城郭之初基。

隋再度完成南北一统后，于开皇九年（589 年）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县治在今武昌区），同时改郢州为鄂州，治所也设于江夏。江夏之名一直沿用至清代。大业六年（606 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县治在今汉阳区），汉阳之名沿用至今。唐朝初年，改江夏郡为鄂州，州治仍为江夏。在江北则设沔州，州治汉阳，治所迁至龟山南麓。自此，武昌、汉阳“双城”隔江而峙，武汉城市空间格局进入“双城并峙”时代。

唐中期，江夏为鄂州治所。作为当时的水陆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资集散处，这里不仅商贾辐辏，百货汇集，就连从东南调运北方的盐铁租赋，也均从武汉溯汉水转运北上。李白曾有诗曰：“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赠江夏韦太守》）当时武汉江面船流如织，号称“东南巨镇”。隔江相对的汉阳，商业十分繁荣，甚至出现了夜市。唐代王贞白在《晚泊汉阳渡》中写道：“残灯明市井，晓色辨楼台。”唐朝修筑的汉阳城，城墙周长1072 丈，建有八门，蔚为壮观。唐朝诗人罗隐的《忆夏口》，曾形象地描绘出汉阳古城之风貌：“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楚有时还重游。”(www.xing528.com)

两宋时期，长江主泓左移，鹦鹉洲及夏洲、武洲相继在蛇山南北两侧并岸，使武汉政区扩大，人口骤增，成为“市邑雄富、列肆繁错”的一大都会。北宋“置三榷署于建安、汉阳、蕲口”，武昌、汉阳地方政府机构凭借经济实力而升格。南宋时期，鄂州（武昌）、临安（杭州）与建康（南京）并称为中国“三大都会”。直至元末，武汉仍是“参差连舫出”的重要港市，商贾往来，舟船聚泊，因而有“贾客帆樯出汉阳”之说。

明朝成化年间，从汉阳龟山由南入江的汉水主流淤塞，山北的支流成为汉水入江主流，汉口从汉阳析出，遂形成两江交汇、龟蛇对峙、三镇鼎立的地理格局。淤塞起来的汉口得地理之厚，迅速发展崛起。一时泊岸码头应运而生，形成“二十里长街八码头”，“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不分昼夜”，成为湖广漕粮储存与转运之中心。至明末清初，汉口已是“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之“楚中第一繁盛处”，成为号称“九省通衢”“四大名镇”之一的长江中游著名的商业城市。到乾隆时期，汉口以“既非都会、又非郡邑”的区域一镇，充当了长江中游的交通、商业与金融中心。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武汉最终形成了汉口、汉阳、武昌三镇鼎立的空间格局。武昌成为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汉阳成为府县治所之所在，汉口虽最晚出现，却后来居上，成为贸易、交通繁盛的商业大都会。

从“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不仅仅是城市数量的简单增加，亦不是城市空间格局的某些变化，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武汉城市性质及城市功能的质的飞跃。在“双城并峙”时代，城市的性质、功能是建构在政治、军事及其带来的些许商业因素之上，不过是中国传统城市的“缩微版”而已。然而在进入“三镇鼎立”时代后，武汉城市的另类特征开始显现，商业、市场、贸易、流通等与传统中国城市与众不同的功能特质表露无遗。汉口的商品经济、市场流通、贸易转输以及随之而生的行会、社团，加之传统政治势力统治弱化下的城市治理中的民众参与、市民自治，都使得武汉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卓尔不群、不同凡响，有力地驳斥了马克斯·韦伯的“中国没有城市”的论断。正如美国学者罗·威廉所研究的，中国商人“在汉口是韦伯所谓‘经济理性’的坚决拥护者”，汉口显现出了与西方城市相似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特质。这一论断极大地挑战了以“冲击—反应”模式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汉口的存在及其独特的城市发展特征证明了一点，即没有西方外来势力的冲击，中国城市也能够开启自身独特的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

从“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更使得武汉城市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质。仔细品味之下，不难发现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文化风貌不尽相同。长期处在“双城并峙”时期下的武昌、汉阳的文化特质明显呈现出厚重、质朴、尚勇等与政治、军事中心相适应的特征，而汉口则恰恰相反，其呈现的是商业氛围下的重利、善变、实用等若干文化特征，而在迈入近代社会后，汉口因首先开埠之原因，更呈现出了若干异质、现代的文化特质。三镇之间的文化互相渗透、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武汉独特多元的文化风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口在三镇之间的首要地位，武汉城市文化中的“汉口因子”占据了显要位置，并进而迅速扩散，走向世界，乃至于世人“只知汉口、未闻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