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简史：环境塑造中的江汉交汇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人文生态”，即基于一定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社会经济活动等要素所构成的“人文空间环境”。按芝加哥学派的说法，一个城市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山川河流、自然资源、气候、道路交通状况、人口与族群、生产与经济生活等就是构成其“文化生态”的基本要素^[1]，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制约并影响着城市的文化面貌和精神气质，塑造着城市的文化品质和个性。因此，分析一个城市文化的构成体系与个性品质，除了长期的“历史张力”的作用与影响，最重要的就是人文环境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化就是环境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地域环境涵养一方风俗。环境，或者说资源禀赋，是城市文化赖以形成的基础，它塑造着一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也影响着一座城市的未来。

那么，武汉的人文环境或资源禀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它怎样影响和制约着武汉的文化风貌呢？

城市的发展特点之所以各不相同，源于它们资源禀赋的千差万别。譬如北京，之所以成为“五朝帝都”，与它地处“燕蓟之会”，扼中原与塞外之交的特殊区位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再如上海，近代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它迅速崛起为中国最大的商业贸易金融中心，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城市，究其原因，也与它优异的自然禀赋有关。它地处长江入海口，居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间点，形成绝无仅有的“江海交汇”区位优势，加以背靠江南这一富庶的经济腹地，使其发展具有无限广阔的潜力，它能够从清中期的一个县城发展成蜚声全球的“远东巴黎”，原因即在于此。

武汉的环境条件或者说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什么，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天下之中”或“国之正中”，这一“居中”的位置表明它处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的腹地。它不像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城市，都处于沿海地区，而是居于内陆腹地，且处于中国人文地理的“中心”位置，“这种中心位置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地区几何中心，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地区的重心位置”。^[2]位居“中心”，使它与东西南北各区域都有着便捷的联系，地处中土，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特大城市都保持着大致相等的直线距离。这种“中心”位置直接的效应是“重心”。带来人口、商品、资本等社会经济要素的聚集或交集。

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江汉交汇”，即它处于长江的中段，汉水与长江的交汇点，以江、汉两条水路为主干，串联起湘、沅、资、涢等众多水系，形成辐射到中西部广大地区的巨大水运网，由此构成“九省通衢”、天下要冲的区位优势。江汉交汇的综合效应至明清时期开始全面显现，地方史曾这样描述汉口水陆交通的畅达繁盛之状：“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区，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逆汉水而西径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至宛洛，可谓九省之会也。”^[3]

江汉交汇、九省通衢带给武汉的是商品的大规模集散，以及港埠贸易的繁盛。在以舟楫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武汉的这一区位优势所衍生的水运优势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它由此成为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中心，并在长江经济贸易带、长江城镇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越到后来，这种角色地位愈加显要。隋唐以降，武汉地区作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作用开始显露，至清代臻于顶点。“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讲的是唐代武汉（时称鄂州）的交通状况，而“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南行控巴蜀，西去连鄢郢”，则是清代汉口所显现的盛大气象。^[4]要而言之，江汉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具有无与伦比的“枢纽”“要冲”与“中心”的优势，这一枢纽地位的效应以长江流域为依托，其辐射影响广及长江全流域。诚如先贤所言，武汉“控吴、皖之上游，扼江、汉之门户……襟江带河，雄视全楚，诚古今扼要之区也”。^[5]

江汉交汇、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使武汉虽地处内陆腹地却开敞通达，在地理空间上四通八达，在文化面貌上也是开放通达，环境的通达、交通的畅达、商品的流通、人员的流动、生活的流变、行为的豁达、思想的开通就是这一资源禀赋结出的一系列逻辑结果。(www.xing528.com)

武汉资源禀赋的第三个特征是襟江带湖、腹地广阔且富饶。

武汉地区两江交汇，水系纵横，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江汉平原的东缘，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网交织、湖泊密布、堤垸纵横。历史上这里很早就是农耕区，中古以后更成为全国稻作农业的主要产区。江汉平原的东部因受地质构造的影响，其东北部是由大别山组成的鄂东北丘陵地区，东南部是由幕府山构成的鄂东南丘陵。武汉周边地区水系以长江为骨干，受地形影响，武汉以上各支流从两侧汇注，构成向心状的长江水系。长江干流自宜昌脱离峡谷，水流减缓，在枝江至城陵矶之间形成荆江河曲，有如“九曲回肠”，历史上多次发生裁弯取直的改道，新旧河道变动不定，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沼泽。汉水从陕南一路向东南流下，自宜城进入江汉平原，水势同样减缓而形成曲流，多次泛滥改道，在汉水两侧形成巨大的湖泊水体，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云梦泽”。

背靠平旷而丰饶的江汉平原，武汉拥有深广的经济腹地，也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鱼米之乡不仅能够支撑起一座规模巨大的中心城市，而且为它的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农副产品。更为重要的是，江汉平原不仅是武汉的经济腹地，也为武汉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从先秦时期的荆楚文化，到中古近古以来的江汉文化都是武汉城市文化的母体，江汉地区的方言土语、年节时令、风物习俗、戏曲歌舞等是形成武汉城市文化的基本地域元素。江汉文化所具有的内陆型、传统农业型文化特征绘就了武汉城市文化的基本底色。

襟江带湖的武汉在空间形态、景观风貌上带有浓郁的“江城”气质，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万舸此中来，连帆下扬州；烛天灯火三更夜，摇月旌旗万里舟；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道出了武汉作为江城的独特景色——江景的秀丽与壮美。长江汉水滋养了武汉，为武汉筑起伟岸的身躯，同时也为武汉描绘出浩荡灵秀的江城风貌。置身于浩荡的江湖之中，武汉三镇平旷疏远、江天辽阔；风流云动、玉笛荡漾。这里江河环绕湖光映照、云水相间灵动多姿。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襟江带湖的自然禀赋给武汉文化中带来了一缕浪漫、空灵、瑰丽、俊逸的色彩，水的流动性使得武汉城市性格中善变、机巧、灵活等特征表露无遗。但正如前人所述：“吾邑山少水多，坎流之性有余，艮止之性不足。”^[6]水给武汉城市文化带来开拓、趋新、流动等诸多特质的同时，亦伴随着开拓有余、守成不足，灵动性强、厚重性弱等若干负面特征。

环境禀赋给予一个城市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决定了一个城市文化的基本属性，赋予其地域性的文化特色，涵养出一座城市的文化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或者说人文生态环境塑造着一座城市，深刻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