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武汉文化重建与控制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势力进入武汉，对原有文化事业进行了接收与重建，但更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文化事业的控制以及对众多民主文艺团体的压迫之上。

接收与重建

武汉地区文化事业的接收工作主要是由第六战区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下属的文化事业小组负责。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文化事业小组先后接收了武汉地区的戏院、电影院、游乐园、歌舞厅、皮影社、电台、期刊报社、民众教育馆、各类文化团体等涉及文化方面的诸多场馆、人员、物资。这些接收的场馆、物资无论是日伪组织经营的，抑或是私人市民经营的，绝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当局充为公产或党产。

如民众乐园，“由第六战区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没收该场，并经改会文化事业小组决议交由省市两党部管理，嗣准该会文化小组特字第四十七号函开：案奉中央宣传部电令，略以汉口民众俱乐部（即新市场）应交当地最高党部接收办理，奉此兹遵将新市场划交贵会汇通汉口市党部派员前往接收管理等语，经即派员接收并恢复营业，改名为民众乐园……”^[34]光明电影院则被发配给“湖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改称为“武汉文化会堂”。汉口的上海大戏院“由第六战区司令部接管。当年（指1945 年）八月，由流氓头子李青山出面恢复营业”^[35]。日伪时期法租界的维多利电影院则交由国民党中宣部管理运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为肃清日伪殖民文化余毒，武汉政府当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文化重建，主要包括：

一是重建文化组织机构，重构文化团体。先后新建、重构汉口市戏剧指导委员会、湖北省汉口市地方戏剧改进会、武汉通俗书刊审查委员会、武汉电影戏剧指导组、武汉文化界联谊会、武汉剧业剧人联谊会、汉口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中华全国美术会武汉分会、湖北省音乐协会等文化组织机构和文化团体。

二是繁荣文化演出市场。一方面接收、重建娱乐场所，截至1946 年1 月，汉口计有电影院8 处，话剧场所1 处，汉剧场所2 处，楚剧场所3 处，歌厅7 处，舞厅4 处，皮影戏场所6 处，日本剧场所1 处，综合性娱乐场所1 处。^[36]另一方面各文化团体纷纷开展文艺演出，厘清日伪殖民文化余毒。1945 年11 月15 日，前锋剧团在汉口维多利戏院举行了第一次公演，剧目为《归去》，“实为武汉光复后之首次创举”^[37]。其后，各文化演出团体纷纷组织各类文艺演出活动，如湖北青年剧社在1946 年先后演出《以身作则》《桃花扇》《草木皆兵》等剧目，第六战区政治部前卫宣传剧队在1945 年、1946 年先后演出《岳飞》《江汉渔歌》《史可法》等剧。骆驼剧团亦在1945 年、1946 年先后演出《复仇》《否极泰来》《魔窟》等剧目。

三是外地剧团纷纷来汉演出。诞生于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华剧艺社1946 年在汉演出了《棠棣之花》《天国春秋》等剧目，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九队则于1946 年在汉“举行音乐舞蹈及话剧公演”^[38]。国防部剧宣四、六队^[39]则在武汉停留一年有余，1946 年举办了音乐舞蹈会，“有余内容新鲜，演唱技术非凡，连日观众非常拥挤，比较偏僻之维多利戏院，亦打破空前纪录”^[40]，其后又先后演出了《蜕变》《草莽英雄》《郑成功》《家》《原野》等多个剧目。上海联艺剧团则于1946 年8 月28 日演出了哀情悲剧《殉情》，艺星旬刊社则演出有社会名剧《黄金潮》。除此之外，新中国剧社、夏声剧校、中国现代剧艺社、特勤署军中演剧十四队、青年救国团第四总队所属民间剧队在武汉亦多有活动。(www.xing528.com)

控制与压迫

武汉当局在进行文化重建与重构的同时，念念不忘的是对文化事业的控制以及对众多民主文艺团体的压迫，特别是在1946 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更是变本加厉，不断强化对文化事业的控制与压迫。

一是以文化组织团体与文艺演出团体为载体，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如汉口市戏剧指导委员会、湖北省汉口市地方戏剧改进会、武汉通俗书刊审查委员会、武汉电影戏剧指导组等组织团体，无一例外都由武汉国民党当局在后操纵，其成立之初均与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宪兵团、市政府、国民党省市党部息息相关。这些文化组织团体成立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推行国民党当局的文化高压政策，如汉口市戏剧指导委员会明文规定应“指导各游艺场所戏剧之演出事宜，内容不良者应予以取缔或纠正”^[41]。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更是自己成立众多文艺团体，直接进入文艺演出市场，宣扬反动文化政策。如武汉行营政治部政工大队的背后则是武汉行营，湖北青年剧社、汉口青年剧社的背后则是省市三青团。

二是以“学习”之名行“控制”之实。武汉国民党当局经常举办各类文化从业人员训练班，名义上是学习，实则是思想控制。如在1946 年2 月初，汉口市民众教育馆与汉口市文化运动委员会联合举办了戏剧人员训练班，其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本市现业平剧（即话剧）、汉剧、楚剧及鼓词评书，清唱、口技等艺人不分性别、不限年龄，均得调入本班受训”^[42]。训练要旨中规定有“增进学员对三民主义之理解及新知识之认识”^[43]。训练纲要则以“精神训练，特约名人讲演，举行各科竞赛”及“思想训练，包括民族英雄史话，革命先烈传记，抗战史绩及改良歌曲音乐等课程”^[44]为主，具体课程中，多数为“精神讲话”“三民主义浅说”“时事讲解”“领袖生活”“公民须知”等为主，诸如“戏剧理论”“戏剧教育”等专业性课程反倒较少。^[45]

三是打压民主进步文化团体。光复后，武汉地区的和平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当局对民主进步文化团体厉行打压政策，阻挠这些团体的正常文艺活动。如成立于1948 年的武汉学联剧团就经历了白色恐怖的考验，当时“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经常在剧团门前监视来往的人。甚至一些不速之客，窜进剧团进行窥伺。剧团核心成员被所在学校当局叫去‘个别谈话’，进行危险或‘劝告’，有的被迫离校”^[46]。成立于1946 年的汉口中国现代剧艺社在当局的压迫下被迫迁出。

抗战胜利后，武汉的文艺演出舞台逐渐活跃，文化事业一度繁荣，各类文艺团体“先后在汉口活动的不下一、二十个”^[47]。可是内战爆发后，由于当局只顾镇压民众，经济形势直转急下，加之推行文化管控、高压政策，文艺演出活动基本停止，演艺场所基本关停。“而茶园、歌厅、舞厅所出现的低级下流的大腿舞，却无处不见，让人颓废的靡靡之音亦无时不闻”^[48]。武汉的文化事业在此背景下更是一蹶不振，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