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文化团体-《武汉文化简史》揭秘

武汉沦陷时期，在日伪反动文化政策的高压和诱导下，一部分文人丧失民族气节和尊严，秉承日本统治者的旨意，组织了一批汉奸文化组织，帮助日本殖民者推行“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文化同文同种”等反动文化宣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武汉文艺协会、广雅学会、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武汉青年协会等文化团体。

武汉文艺协会是一个成立时间较早的文艺团体。它的早期形态为1939 年产生的《新生》半月刊社和《大楚报》的笔者俱乐部，1940 年初该俱乐部发展为“武汉作家协会”，1940 年7 月正式改组为武汉文艺协会。协会采取干监事制，常务干事为谢希平、张榆芳、姜钟叔，监视会主席为田钦廉。出版物有《文艺月刊》及《文艺周刊》，附刊于《大楚报》，共发行了27 期。1941 年4 月，根据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人民团体组织规章”相关法令，武汉文艺协会改干监事为理监事制，下辖文学组、艺术组、戏剧组、音乐组等部门。武汉文艺协会正式成立后，一直接受武汉青年协会的资助。武汉青年协会是日军特务部控制的汉奸组织，很大一部分经费直接来自日军特务部，由此可以看出武汉文艺协会是一个地道的由日军控制的汉奸文化团体。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成立后，武汉文艺协会成为中日文协武汉分会下辖的一个文艺团体。

图8-12　“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举办武汉中等学生大东亚民族解放讲演大会

广雅学会，创办于1939 年9 月，会长程名超，名誉会长张仁蠡，主要目的是宣传“东亚自存主义”。表面上该组织是研究儒学文化传统，提倡尊孔，实际是与伪政府崇古、复辟、亲日的反动政策活动相呼应。1941 年汪伪决定将8 月27 日定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为此，广雅学会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祭孔”活动。汉奸文人对传统儒学进行歪曲，并注入日本军国主义兴亚论的内容，认为孔子精神是东亚文明的根本，是“救中国、救东亚、救全世界的一个指南针”。儒家忠信谦和的精神正是中日“亲善”“友好”的基础和前提。此外，广雅学会还专门成立了“张文襄公纪念会”，利用张之洞在近代湖北的影响，将张之洞装扮成近代率先向日本学习的“东亚的先知先觉者”，为其卖国投降的行为和言论辩解。沦陷时期，广雅学会于春秋两季举行的张文襄公（张之洞）祭祀典礼是当时武汉较大的社会活动。(https://www.xing528.com)

图8-13　“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出版的《两仪》月刊

1940 年7 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推动下，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武汉的汉奸文人很快响应，由日伪双方的文化人士出面，组织了一个30 人的筹备委员会（其中中国人19 人，日本人11 人），筹设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1941年3 月5 日，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在汉口两仪街东亚花园召开成立大会，选举伪市长张仁蠡担任该会理事长。根据章程，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实行理监事制，在理事之下设总干事1 人，由庄泗川担任，下设观光组（1942 年改为宣导组）、艺术组、出版组、学术组、总务组。每组主任由汉奸担任，副主任由日本人担任。宣导组下设武汉胜迹保存运动委员会；艺术组下设艺术委员会，含武汉青年剧团、文协国剧社、武汉文艺协会、武汉美术研究会、武汉音乐协会、儿童文化研究会、江阳会、书法研究会等；出版组下设《两仪月刊》社和编译委员会；学术组下设新国民运动促进会、国学研究会、法学研究会、医学研究会、教育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佛学研究会和中日语言补习学校等。

中国文化协会武汉分会“以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洽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方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为宗旨”。^[32]其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投降思想做宣传，“以笔杆代枪杆克尽文化斗士完遂战争之使命，实现共同宣言中之阐扬东亚文化，更进而贡献世界文化兴隆之原则”^[33]。中日文化协会的成立使武汉地区分散的汉奸文人集中起来，起到了整合武汉地区汉奸的整合作用。

总的来说，在日伪统治武汉的七年时间里，日军对武汉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掠夺，武汉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社会生活极端贫困。在文化方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日伪当局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建立了殖民主义的文化体系。通过殖民文化宣传以及开设教员训练所和其他各级各类学校等手段，日伪向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灌输了军国主义的精神和亲日投降的卖国思想，起到了极恶劣的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武汉人民奋力抵制，日伪当局所进行的殖民掠夺和文化教育活动又是有限的，始终没有达到日伪政权的反动目的。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组织西迁得力，留给敌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新四军一直活动在武汉外围，限制了日伪的活动。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一直没有停止对敌人的斗争，使得敌人的阴谋难以完全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