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主义与武汉文化思想政策

大东亚主义是日本为其侵略战争炮制的侵略理论，其核心是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所提出的“东亚联盟”论。石原莞尔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早年（1920 年）曾在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住在武汉。早在任职武汉期间，石原就提出：中国人没有争取民族独立和管理国家的能力，只能接受日本的领导。此后石原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东亚联盟论”。石原认为：日本、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实现军事、经济和文化一体化，以日本文化的“王道”对抗西方文化的“霸道”，在日本的领导下参加圣战，抗击英美，反对共产主义，建立东亚“王道乐土”。大东亚主义冠冕堂皇的用语背后实际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的对华四原则，核心精神也是这种思想。

文化沟通是大东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文化建设是促成东亚共荣圈和建设东亚新秩序必不可少的要素。日军占领武汉后，为加强对武汉文化思想界的控制，日军专门成立了军报导班，负责检查书报杂志，取缔一切带有抗日思想的出版物。伪政权成立后也十分重视文化对社会的影响，确立了亲日、反共、反英美的文化政策。强调日本人守纪、团结、讲卫生，男子尚武英勇，妇女贤淑大方，日本在近代迅速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拥有优秀文化的结果，号召武汉人民向日本人学习。

对于中日文化之间的关系，张仁蠡等汉奸头目认为中日应该加强文化沟通，通过文化沟通解决战争问题，建立永久的“和平”。他们说：“中日两国，过去所发生倾轧的情形，实是由于文化的结果，两国未能从文化入手，使能知己知彼，互相理解，只是各自猜疑，彼此轻视”^[23]，双方不免发生冲突，七七事变的发生虽然有其政治、经济的背景，但主要是两国人民相互认识不足，而造成彼此的误解。中日战争的原因，“并不在于政治利害的冲突，而在于国民心理之未能调协”。假如双方没有深刻的再认识和真切的谅解，换言之，“没有新的心理建设，和亲善思想为其领导”，行动就会失去方向。心理建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文化合作，中日双方只有切实加强文化交流，才能在东亚“共存”。^[24]

根据汪伪南京政府提出的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的思想，武汉日伪政权还认为近代以来由于英美等国的侵略，亚洲才如此落后和贫困。英美假借“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侵略中国，受祸最深，损害最大的莫如中国，因此在文化上要排除英美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树立“彻底的击灭英美势力，永远的保持东亚自由，东亚与英美势不两立”的信仰。^[25](www.xing528.com)

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主张，使得日伪政权意识到“当前中国最大及东亚最要之安危问题，厥为防共”，他们欺骗民众说道：此次中日不幸事件之发生，“乃国民党为共产党所愚弄，为之推行其残酷政策如焦土抗战”之结果。“非积极防共实不能救民间之疾苦，谋社会之安宁。”因此在文化宣传上要“阐明共产党理论之错误……培植吾国固有道德，发皇东亚固有精神，务肃清毒焰而后已”^[26]。

在大东亚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沦陷时期武汉的文化活动主要是让市民加强对日本的认同感，并积极支持日军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日军进入武汉的第一年，电影院放映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片，宣传日军的军威和日本工业的发达以及介绍日本民情和风光，影片包括《我们的海军》《现代日本产业》《观光日本》等。太平洋战争后，将文化宣传的主要方向放在“宣传保卫东亚民族之大义”上^[27]，在全市进行了“击灭英美之歌”征集和纪念鸦片战争百周年等一系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