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宣传活动：如火如荼的历史

图8-4　参加第二期抗战宣传周开幕式之武汉群众

第三厅成立之后，就开始将武汉地区的文化救亡运动置于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先后组织和领导了“抗战扩大宣传周”“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组织了10 个抗敌演剧队、4 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组织了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七七献金”等多种文化宣传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抗战扩大宣传周”“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和“七七献金”运动。正是这几个大规模的文化宣传活动，使得1938 年的武汉抗战宣传呈现出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局面。

抗战扩大宣传周

1938 年4 月7 日至13 日，第三厅定为“抗战扩大宣传周”，这7 天内，每天一个宣传项目，确定一个或几个宣传重点。

抗战扩大宣传周的第一天即4 月7 日，是“文字宣传日”。上午10 时，武汉军政领导人和各团体代表1000 余人齐集汉口市商会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以及国民党要人邵力子在大会上发言。开幕式结束之时，恰逢台儿庄大捷消息传到武汉，整个武汉三镇立即欢腾起来。各报社均即发号外，各机关均以白布抄写捷报高悬门首，一时鞭炮声不绝于耳。下午6 时，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各界民众，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会后“举行火炬游行，行列绵亘数里，经过之地区，市民均以鞭炮欢迎，民气极度振奋”^[17]。宣传周筹备会所有之传单、唱本、小册子等文字宣传品，皆散布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并寄发各战区前线及内地。

4 月8 日为口头宣传日，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广播讲演，每晚8 时至8 时半举行，先后演讲的名人有张之江、邵力子、汪精卫、黄琪翔、周恩来、张厉生、郭沫若。二是公开讲演。汉口方面，下午1 点半至6 时，由史良、邹韬奋分别在民教馆讲演，下午3 点于右任及王昆仑在市商会讲演，晚8 点甘乃光、陈铭枢在青年会讲演；武昌方面，下午1 点郭沫若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商会讲演，下午3 点冯玉祥及沈钧儒在省党部讲演；汉阳方面，下午2 点，杜重远及章乃器在商会讲演。三是街头讲演，由党政军及民众团体共组宣传队3000余人，及政治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1000 余人，出发至武汉三镇市郊、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宣传。

图8-5　1938 年8 月9 日，武汉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保卫大武汉”歌咏大游行

4 月9 日为歌咏宣传日。上午10 点，借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广场歌咏，到场者有各界来宾及武汉各歌咏团体，“海星”“三八好”“乐余”“孩子剧团”“华北”“汉光”“量才”“匡时小学”“复兴纱厂”等3000 余人，各队顺次排列，甚为壮观。郭沫若、田汉在会上讲话，由冼星海及张曙指挥，全体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和《救亡进行曲》等。歌曲唱毕，全体绕场游行一周，并高呼口号，即开始游行歌咏，由中山公园出发，沿中山路、民族路、民权路至商会门口，复化整为零，由各队分赴轮渡码头，到市区街头及农村歌咏，全日情况极为热烈。晚上7 点钟，在光明戏院举行大合唱。

4 月10 日为美术宣传日。晚7 时许，武汉民众团体数千人在武昌黄鹤楼集会，举行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郭沫若在会上讲话，田汉高呼口号，并由歌咏人员全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8 时出发游行，歌咏队及民众团体的行列绵延一里多，大多数均执火炬。游行队伍自黄鹤楼出发，经武昌路折回汉阳门，沿途引吭高歌，观众如潮。到终点后，复乘小轮多艘，举行水上歌咏大会直至深夜。

4 月11 日为戏剧宣传日。是日，抗战戏剧宣传同时在武汉三镇进行。汉口方面：由军委会政治部抗敌剧团等17 个团体主演，演出分为室内剧和街头剧。室内剧在民教馆、青年会、市商会、中华大戏院；街头剧在中山公园、江岸、大智门、铁路边、特三区码头、龙王庙河街、市政府广场、硚口水厂等地。武昌方面：由上海怒吼剧社等13 个团体主演。室内剧在国民党省党部大礼堂、复兴纱厂；街头剧在徐家棚、大东门、司门口、保安门、阅马场等地演出。汉阳方面：由新剧公会、上海剧团及培英小学主演。地点在黑山、东门口、西山等处，演出由上午9 时起至下午11 时止。剧目有《最后一计》《团结抗日》《日兵暴行队》《青纱帐》《东北之家》《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大家一条心》《八百壮士》《打鬼子去》等。同时，武汉三镇的新市场、凌霄、长乐、明记、维多利亚纪念堂、天声、美成、共和、满春、天仙、汉兴、粤汉12家剧院，皆分日夜两场免费上演汉剧、楚剧、评剧等。主要剧目有《岳飞》《文天祥》《八百壮士》《卧薪尝胆》《木兰从军》《平倭传》《梁红玉》《汉奸末路》等。戏剧家侯枫等在轮渡扮演难民，甚获好评。同时还举行了汽车化装游行，汉口3 辆卡车，武昌2 辆卡车，表演敌我两军对峙疆场，“车过之处，民众皆随奔而观，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极为热烈，收效最大”^[18]。

图8-6　《放下你的鞭子》在汉口中山公园演出

此外，汉口的七大电影院光明影戏院、世界影戏院、新市场、上海大戏院、明星大戏院、中央大戏院、维多利亚纪念堂均从下午3 时起上映或加映《火中的上海》《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特辑》等抗战影片和新闻片。同时，第三厅还组织许多电影巡回放映队，分别到武汉各重要地点如汉口的中国球场、特三区医院、江汉关、民族路、硚口、大智门、中山公园和武昌的省党部前、十字街口、中正桥畔、汉阳门、司门口、徐家棚、复兴纱厂等地放映《最近抗战新闻片》。汉口的各大影院，每场加映中国电影制片厂特别摄制的陈诚及郭沫若之抗战讲演片。巡回在武汉三镇的放映队，“虽适逢警报，但解除后，仍顺次在武汉各预定地点放映，观众甚为拥挤”^[19]。

图8-7　儿童上街进行抗战宣传游行

4 月13 日为游行宣传日。武汉三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

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

1938 年5 月3 日至9 日举行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宣传周是由政治部第三厅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湖北省教育厅等单位共同组织，每天发动百余宣传队到武汉三镇讲演，尤其侧重附近农村。此外，还有抗战宣传队在武昌及乡间宣传。其宣传的形式有以下几种：(www.xing528.com)

第一，文字宣传。在《扫荡报》《武汉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发特刊，以造舆论，并印制《告同胞书》、标语、口号等数十种、计约20 万份，在武汉三镇普遍张贴和散发^[20]。

第二，戏剧宣传。5 月5 日共有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包括平剧即京剧、汉剧、楚剧、杂耍、文明戏即话剧）、工人抗战宣传队、浙江青年流动宣传团、上海救亡演剧队、青年救国团剧团5 个表演团体赴伤兵医院表演宣传。此外，戏剧广播和混合宣传队共86 队，乘车、船分赴离武汉数十里远的乡村进行宣传，每队有负伤士兵2 至4 人参加演讲，还有化装宣传队在武昌、汉口街上巡回表演。

第三，电影宣传。在各电影院和街头组织放映抗战影片。如在电影院放映的有《台儿庄歼灭暴敌》《四二九空军大捷》《精忠报国》《抗战电影新闻》《热血忠魂》《台儿庄战绩》《淞沪前线》《东战场》《活跃的西线》《空军战绩》《抗战特辑三集》等。同时在街头放映电影，并随电影流动放映车举办抗敌照片展览会，以及在“上海”“世界”“光明”“明星”“新市场”等电影院放映标语和漫画幻灯片，广泛进行电影宣传活动。

第四，美术宣传。漫画宣传队分为两队，由叶浅予、张乐平分别担任领队。他们结合当时的抗日宣传任务绘制了大量的宣传画、布画和布标语，张贴在武汉三镇的街头及墙壁上。为了适应城乡宣传形势和状况，美术宣传组特地制作了通俗易懂的连环画宣传小册子，如《从军乐队》《王老五当兵打日本》等。同时还出版了许多宣传画、漫画、传单、小册子等宣传品，分发到前线部队及后方的城市和农村^[21]。美术家们还在黄鹤楼旁绘制了一幅抗战大壁画，吸引过往行人观瞻。

第五，歌咏宣传。当时根据抗日的形势，创作新歌10 余首，如《五一》《五四》《五五》《五九》《保家乡》《农民救亡曲》《五五纪念歌》《壮丁好》《当兵去》等，均印制歌单分发到武汉城市和乡村。还组织数十个歌咏团体，共300 余人，编入宣传队，分赴农村歌咏宣传。结合歌咏宣传，第三厅组织了一场歌咏大会。5 月4 日，发动汉口海员业余歌咏团等，参加五四筹备会。筹备会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举行。5 月9 日下午7 时，在汉口光明影戏院举行“五四歌咏大会”，共有多项节目，演员、观众共有1500 多人，“会场情绪极为热烈”，到深夜11 点始散。歌咏大会收入全数分发给难民和伤兵。与此同时，从5 月4 日至9 日，先后请郭沫若、冯玉祥、周佛海、康泽、何成港等播音讲演，进行播音宣传。

“七七献金”活动

1938 年7月7日，在对日抗战一周年之际，为支援抗战前线，激发民众的爱国热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发出“七七”献金的号召。当时，武汉三镇的“七七”献金运动走在了全国其他城市的前面，其规模与效果都是空前的。

图8-8　1938 年“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献金群众踊跃献金

7 月2 日起，即在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江汉关右首、世界大戏院门口、中山大道水塔旁等繁华地段，搭起6 座献金台。台前设献金箱，台上挂“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横幅或标语。各献金台还组织有歌咏队，作抗日献金宣传。

汉口的世界、光明、新市场（今民众乐园）等影剧院首先响应，于7 月5 日、6 日举行献金公映。他们在影戏院门前辟“献金”宣传栏，上映《日俄尼港战役》《热血忠魂》《保卫我们的土地》等爱国影片，将这两天的票房收入全部捐献。

7 月7 日上午9 时，武汉各界举行“七七”抗战周年大会，三镇6 座献金台也同时隆重揭幕。各献金台人如潮涌，献金者有国民政府要员、中国共产党人、一般军人、公务员、文化艺术界人士、商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车夫、小贩，还有家庭妇女、豪门闺秀、老人、孩童以及难民、乞丐等。有献纸币的，也有献银圆宝、银圆、铜圆、银鼎、银盾和金银首饰的，还有药品及衣物等。

献金活动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财力上支持了抗战，更重要的标志性意义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全面激发和全面检阅。正如7 月12 日《新华日报》社论指出：献金活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22]

图8-9　武汉儿童宣传“献金救国”

1937 年8 月至1938 年10 月，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武汉文化救亡运动，使武汉乃至于全国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民众达到高度的汇聚和团结，聚集了空前的抗日救亡的群众力量，基本实现了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的相互配合、实行全面抗战的预期目标。

首先，抗战初期武汉文化救亡运动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全面激发。全国各地流亡到武汉和武汉本地的文艺工作者、文艺团体，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共同呼声下，深入前线和后方、城市和农村的各个角落，开展各种形式的演出宣传活动，使“抗日救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观念深入民心。

其次，抗战初期武汉的文化救亡运动，完成了全国文化界艺人从思想到组织的改造，使文化界实现了符合战时需要的组织体制的转换。“抗战救亡”成为全体文艺工作者的最高目标和行动准则。在“抗敌救亡”的旗帜下，文艺工作者重新确立自己追求的艺术目标，组织自己的文艺活动，一大批剧作家创作了反映抗战要求、激励民众士气的佳作。组建了一批全国性的文艺工作者团体，完成了组织上的融合和统一。1937 年底到1938 年3 月，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代表的一批全国性文艺团体纷纷成立，标志着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全国文艺界达到一个空前的团结统一。

第三，抗战初期轰轰烈烈的文化救亡运动，对武汉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救亡浪潮的兴起，打破了武汉城市当局的文化禁锢政策，为武汉地方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舞台。全国的知名艺术家汇聚武汉，参与武汉地方文艺的教育和改造，使武汉地方文艺实现了从思想到艺术水平的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