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及其意义

七七事变以后，数以千计的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由京沪、由平津更远地由东北，离乡背井，流亡到武汉”。他们到达武汉后便立即开始寻找自己在抗日救亡中的位置。他们在“文艺参军”“文艺入伍”的思想的激发下，大部分文艺人士开始利用自身的文艺优势，投身到文化救亡的洪流中。他们一方面与武汉的文艺界和迁驻武汉的全国其他文艺团体联系，举行各种演出，宣传抗日救亡；另一方面，开始自身的组织，借以整合力量。于是，文艺队、宣传队、抗敌演剧队等各类文艺团体云起，武汉文化界进入一个全面动员的新阶段。

1937 年7 月底，武汉文艺社、戏剧学会、雷雨剧团、平汉话剧社四团体发布公告，决定举行四团体联合公演，“其主要意义，为激动民众抗敌情绪，并以公演盈余，捐汇中央援助前方抗敌将士”^[5]。8 月4 日，武汉文艺界的工作者程仲子、孔罗莉、梁韬、蒋铭、夏特伦、王亚明、丁文安等32 人，齐集江汉路冠生园举行抗敌座谈会，发起成立“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参加武汉抗敌后援会工作，并组织员工和组织各种文化团体开展文化界抗敌宣传工作，并发表“全国文化界总动员宣言”^[6]。10 月，胡绍轩、甘运衡、马丝白等50 余人成立“铁马剧社”，排演张道藩的名剧《最后关头》及胡绍轩的《卢沟桥》等剧。12 月4 日，武汉的歌女成立救国会，到会会员有200 多人，下设总务、宣传、募捐、献金、慰劳五组，并推定执监委员18 人。

12 月19 日，武汉文化界人士汇聚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礼堂，举行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这个协会成立的目的，在于使文化界人士“集中力量，统一意志，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并努力使“文化工作赶上军事”。出席人员有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指导员谢澄宇、市政府监选员易葆恂和文化界名人李公朴、刘伯闵、魏绍征、陈友生、段公爽、阳翰笙等100 多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几乎集中了所有在武汉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是对武汉文化界力量的一次大整合，标志着武汉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由一种“个体自觉”达到一种“整体自觉”的新阶段。

1938 年后，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武汉地区的文化救亡运动持续高涨。3 月5 日，全国青年抗敌总团筹备处，召集武汉各爱好话剧的青年彭文凯、游赢等60 余人座谈，决定组成“青年铁血剧社”，从事抗敌宣传工作，推定彭文凯为社长。

4 月，国民党接受中共提出的组织工、农、军、商、学各界“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建议，开始重视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4 月1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案》，规定：“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7]国家政权对民众组织的认可和推动，使集中在武汉的文艺界人士受到鼓舞，文化团体的组织开始超过武汉地域范围，造就了一种全国性的融合和团结。

4 月16 日，“武汉木刻人联谊会”在汉成立，推选马达、力群、刘建庵、黄铸夫、陈九、安林、卢鸿基、罗工柳等筹备组织全国性木刻人团体。5 月1 日，该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筹备会。

6 月12 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汉口花楼街洪益巷培心小学成立，到会者30 余人。会议通过了宣言、会章。选举力群、马达、李桦、赖少其、陈九、安林、卢鸿基、罗工柳、刘建庵、黄铸夫、胡一川、江丰、沃渣、陈铁耕、温涛、新波、陈烟桥、野夫、罗清祯、张望、鄙中铁21 人为理事，推选马达（负责总务）、力群（负责研究）、卢鸿基（负责展览）、刘建庵（负责组织）、陈丸（负责出版）为常务理事。该会会员包括全国木刻家101 人。

6 月12 日，“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于汉口成立，选举叶浅予、张光宇、高龙生、丁聪等为理事，并通过了会章。

在此前后，文化艺术界人士创设的全国性的文化艺术组织，计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作者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摄影协会、全国歌咏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星海歌咏队、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武汉合唱团、武汉业余歌咏团、武汉出版业抗敌工作团等。(www.xing528.com)

在这些全国性文化团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37 年12 月31 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1938 年1 月29 日成立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和1938 年3 月27 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7 年12 月31 日上午，“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光明大戏院（原兰陵路中南剧场）召开了成立大会。这是由原上海全国戏剧界救亡协会改组的戏剧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参加的剧种有：话剧、评剧、楚剧、汉剧，川剧、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演戏、桂戏、粤戏、蹦蹦戏以及杂艺（京韵大鼓、梨花大鼓、相声、金钱板、戏法、武术等），参加的人员包括演员、导演、编剧、其他舞台工作人员。大会通过议案，选出99 人任理事。并决定每年10 月10 日为戏剧节（1943 年改每年2 月15 日为戏剧节）^[8]。

1938 年1 月29 日下午4 时，在汉口普海春举行“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大会，推定夏衍、张道灌、方治、罗刚、郑用之、万籁鸣、阳翰笙、唐纳、马彦祥、应云卫、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等71 人为理事。协会发表宣言，号召电影工作者担负起抗战所赋给的任务，造就一个时代的电影事业，并于3 月31 日创立会刊《抗战电影》。

与此同时，大批著名的电影工作者会集武汉，在周恩来、阳翰笙、史东山等人的组织和推动下，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1938 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汉口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抗战影片^[9]。国民政府还在武汉设立“汉口摄影场”，拍摄了一些较好的新闻纪录片，其中的《抗战特辑》二集，对八路军平型关战役作了记录。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1938 年1 月，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鉴于武汉的文艺界人才汇聚，十分活跃，提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艺界救亡团体，其目的在于“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10]。并推举茅盾、老舍等14 人组成临时筹备会。

图8-3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与会代表合影

经过近3 个月的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 年3 月27 日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等文件。大会选出了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 人为理事，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周恩来等为名誉理事。随后推定老舍、郁达夫、王平陵等15 人为常务理事，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是一次比戏剧界协会组织更为广泛的全国性文艺界力量的整合。它将“一切从事于文学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工作者、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人员，乃至于大多数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11]，促成了文艺界人士空前广泛的联合，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郭沫若评价为，“这是文艺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是一个空前的现象”^[12]。《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专论，指出：“这是一个中国文艺史上的盛举，值得我们来欢欣鼓舞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