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剧
民国初年，“汉调”正式定名为“汉剧”。湖北境内汉剧分为荆河、襄河、府河、汉河（以武汉地区为中心）四大流派，其中汉河派由于在声腔和表演上的突破，逐渐成为四大流派主流，汉剧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汉剧十大行的“三鼎甲”[31]演员带领二十余汉剧班开始在汉口各大戏院不断演出，汉剧也迎来了鼎盛期。
五四运动前后，汉剧得到进一步发展。1915 年，汉剧艺人陈新国等人在汉口相继创办天、春、长、顺四届科班，先后培养出吴天保、周天栋、胡桂林、余春衡、王长顺、刘顺娥等知名演员。此一时期，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汉剧在内容上也发生较大变化。以傅心一为代表的汉剧艺人，不仅积极参加爱国游行运动，还提出“反淫神化”，主动停演具有封建迷信及色情低俗的剧目，上演了以《屈原投江》《打倒迷信》以及杨家将、岳家军等一批爱国的传统剧目。1920 年，汉剧艺人傅心一联合陈国新、余洪元等人在楚班公所旧址上成立了以“提高人格，改良习惯”为宗旨的汉剧公会，并以著名末角余洪元为首任会长，为汉剧艺人提供了交流和研究业务的专门场所，并积极推动了汉剧的发展。1921 年，余洪元带领汉剧十大行名角赴京为湖北水灾劝赈义演，汉剧公会同仁以高超的技艺，赢得北京戏剧界的高度赞赏。前总统黎元洪还分别赠与余洪元“慷慨悲歌”、汉剧公会“急公好义”金字匾各一块，汉剧公会也得以被北京教育部批准立案。
大革命时期，楚剧解除禁锢，走出租界，受到武汉民众喜爱。部分汉剧艺人打破常规，开禁坤角，吸收女艺人登台演出，得到傅心一、黄双喜、张月红等著名艺人的支持。1928 年，黄双喜、潘云山等人在汉口创办了第一个汉剧女子科班——新化科班，培养出新化钗（即名旦陈伯华）等一批优秀的女艺人。同叶慧珊、黄大毛、花牡丹、红艳琴、陈素秋等知名坤角一起维持着汉剧的繁荣。
1931 年武汉遭受大水，汉剧艺人纷纷避走他乡，带动了汉剧在全国的兴盛。汉剧福兴班赴上海演出《兴汉图》《辕门斩子》等剧目，受到上海民众的热烈欢迎。汉剧知名人士傅心一带领以坤角为主的大汉剧班，西走天府，先后在成都、重庆演出《摘花》《探母》等剧目，博得观众赞赏。并与川剧名伶贾佩芝、张德成、夏桂芬举行赈灾公演，促进了汉、川两剧的艺术交流。此外，三生大王吴天保等人发起成立“汉剧旅行团”，赴黄石、九江、南昌等地演出，扩大了汉剧的影响。但30 年代开始，由于余洪元、钱文奎、张天喜等老辈艺人故去，周天文、邹天惠等新人亦早夭折，汉剧出现后继无人的状况。有200 多年历史的汉剧，渐渐没落。
汉剧团体一般称为戏班，以吉利字句命名。民国时期，武汉著名的汉剧团体有福兴班、大汉戏社班等。汉剧剧目比较丰富，常表演的有800 出。随着时间流逝，现保存的只有650 出剧目。其中代表性的剧目有《斩李虎》《哭祖庙》《双尽忠》《两狼山》《生死板》《打花鼓》《和银牌》等。同时剧目紧随时代发展，内容上不断演进，成为爱国宣传的重要艺术载体。30 年代，汉剧随湖北艺人演出，很快在全国流行起来，先后在湖南、河南、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发展壮大。汉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的艺术人才，而以吴（天保）派和陈（伯华）派艺术成就最高。
楚剧
民国初年，黄孝花鼓虽然受到地方政府屡次禁演，但由于其内容贴近民众日常生活，得到民众喜爱。特别是汉口德租界清正茶园的良好的市场效应，各租界先后专门开设一批唱花鼓的戏院，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英租界的双桂茶园、天一茶园、春桂茶园；法租界的共和升平楼、丹桂茶园；俄租界的东记茶园；日租界的金谷茶园，黄孝花鼓也得以在武汉立足。1922 年，汉口警察局以淫荡为由，勾结租界当局禁演花鼓。迫使花鼓艺人改换艺名，送上剧目审查通过，得以在租界内继续演出。
黄孝花鼓戏由农村进入城市之后，融合汉、京两剧之长，在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革新。首先在剧目上，开始向剧情曲折、故事完整的“本戏发展”；同时在音乐方面，废除原有的人声帮腔，改为胡琴伴奏，更增添了花鼓戏的艺术魅力。此外，人物造型手段的丰富，舞台布景采用灯彩砌末技术，楚剧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喜爱。
大革命时期，武汉戏剧界筹建湖北剧学总会。在筹备会上，由汉剧名家傅心一提议，经各戏剧代表讨论，正式将黄孝花鼓戏定名为“楚剧”。此外，革命人士李之龙倡导戏剧改革，大力提倡楚剧，加强楚剧艺人培训，发动艺人整理、改编楚剧剧目，并组织艺人参加社会演出。李之龙亲自改编和导演的《小尼姑思凡》，邀请楚剧名艺李百川、张桂芳、沈云陔等人轮换演出，一时盛况空前。从此，楚剧得以在租界之外的“本地街”合法演出，楚剧戏院在武汉三镇迅速发展起来。
但大革命失败后，汉口市政府成立汉口市戏剧审查委员会，以“监督演员，改良戏剧”为名，大肆查封戏院，禁演剧目，抓捕艺人。因有“肉麻之词”的楚剧再次遭到沉重打击。1928 年，汉口市公安局以“荒谬淫荡”为由，下令禁演楚剧剧目达69 目；1929 年，汉口市公安局联合社会局再次以“人是淫伶，戏是淫戏”的罪名，关闭了5 家楚剧剧院，并逮捕了李百川、章炳炎、陶古鹏、王若愚等72 名楚剧演员。繁荣一时的楚剧顿时陷入困境，大批楚剧艺人转回租界谋生。后在教育督学吴注东及刘艺舟等戏剧艺人的帮助下，汉口市政府以社会、教育两局的名义，举办“楚剧训练班”，楚剧演员经培训合格后，才准许演出。1929 年底至1935 年夏，先后举办了3 期训练班，由唐性天负责，共培训演员300 余人。第一期毕业学员陶古鹏等人发起成立楚剧同学研究会，进一步推动了楚剧的发展。
20 世纪30 年代，一方面为解决因禁演剧目导致的剧本荒，楚剧艺人李百川、沈云陔、王若愚等人先后聘请刘艺舟、朱双云、龚啸岚、戴琢章等文人编写剧本，涌现出《潇湘夜雨》《岳飞传》《杜十娘》等优秀剧目；另一方面，为提高市场竞争，楚剧从“对子戏”向连台本戏发展，并进一步吸收京、汉两剧，表演手法更为丰富，机关布景开始流行，表演体系程式化，创新出“悲迓腔”“西江月”“女迓腔”等新式腔调，极大地丰富了楚剧的艺术魅力。此外，为加强市场竞争，楚剧又增加了《薛仁贵征东》《七珠紫金钗》《水泊梁山》《四下河南》《薛丁山征西》等剧目。这些传统民间演义和公案戏的移植，对楚剧剧目的更新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沈云陔为头牌的“春满班”和余文君领衔的“美成班”在连台本戏竞演中，逐渐发展为最具影响的楚剧戏班，深受民众喜爱。
地方曲艺
民国时期，武汉曲艺以湖北评书、打鼓说书、湖北小曲及相声为主，多在茶楼酒肆、游艺场演出活动。
道光末年，打鼓说书艺人丁海洲、龚柏庭先后由来汉演出打鼓说书。因演出时敲击堂鼓、钢镰，且以北方方言说唱，俗称“打鼓京腔”。20 世纪20 年代，打鼓说书部分艺人开始弃唱为说，丢下铜镰、鼓槌，代以折扇、醒木，报字发音“鄂化”为武汉方言，于是评、鼓分流，湖北评书得以形成，民国时期名家辈出。
受到苏州评话、安徽怀书影响，湖北评书书目不断丰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评书又先后吸收四川评话和北方评书的曲目，进一步提升了艺术价值。在长期的传承演变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以容宗圣、陈树棠、江云卿为代表的三大流派。而以“说尽人情方是书”为信条的李少霆，吸取三家之长，与江云卿、刘金鹏一起，被称为“三巨头”。
20 世纪20 年代，评、鼓分流后，大鼓艺人鉴于钢镰与湖北方言不甚和谐，改云板代替钢镰，以小鼓代替大鼓，使得鼓书说唱更受武汉民众喜爱。湖北大鼓传统上又分南、北两大流派。南路子大鼓以黄陂籍匡玉山为代表，以武汉方言行腔报字，以云板代替铜镰，有《反唐》《征东》《南宋》等20 余部大书；北路子大鼓以赵宝亭为代表，仍然使用北方方言及金属镰。红安人胡明朗先后拜余子山、赵宝亭为师，取南、北两路大鼓之长，自成一派。至此，湖北大鼓基本完成本地化，走向成熟。
明清时期，我国南北各地流行民间俗曲，其中以简单清唱形式呈现的为小曲。这些曲调传入湖北，结合地方方言，不断吸收民间音乐而成特色鲜明的湖北小曲。湖北小曲分为汉滩小曲、天沔小曲两种，武汉地区主要流行汉滩小曲（又称外江小曲）。民国之后，汉滩小曲、天沔小曲逐渐合流，著名曲目有《抢伞》《秋江》《苏文表借衣》。湖北小曲早期演唱形式以坐唱为主，以“八音”[32]伴奏，曲目丰富，是湖北地方曲艺中音乐性最强的曲艺品种，深受民众喜爱。
武汉的相声从北方传入，分为方言单口相声、对口相声。方言单口相声是潘占奎根据北方单口相声移植而来。1917 年，潘占奎向北方艺人刘煜庭学习北方单口相声。1924 年来汉表演，将北方话改为武汉方言，更为通俗易懂，笑话、“包袱”顺手拈来，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哈哈大笑，因而被称作“南方笑话公司经理”。其后，方言单口相声又不断吸收北方相声之长，表现手法更为成熟，节目内容也日益丰富。武汉对口相声由北方艺人来汉演出得以传入。1921 年天津艺人骆彩舞在汉口新市场、老圃等游艺场表演相声，这是武汉出现最早的北方相声。其后，北方相声艺人戴质斋、赵子厚、高鑫泉、王子亮等艺人来汉演出，传艺授徒，北方相声在武汉得以扎根。
【注释】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六七·志第四二·地理十四，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1472 ～1475 页。
[2]马勇：《民国是“谈出来”的：关于妥协的历史记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第12 期。
[3]［日］水野幸吉著，武德庆译：《中国中部事情：汉口》，武汉出版社2014 年版，第1 页。
[4]邓正兵、华丽：《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新华文摘》2012 年第23 期。
[5]（清）李瀚章：《曾文正公全集》卷六，中国书店2011 年版，第190 页。
[6]方之光、王建科：《曾国藩战略思想述论》，《安徽史学》1992 年第4 期。
[7]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 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年版，第70 ～71 页。(www.xing528.com)
[8]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3 页。
[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孙中山全集》第1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78 页。
[10]《鄞县通志·文献志第四》，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36 ～237 页。
[1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55 页。
[1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1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232 页。
[13]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 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年版，第287 ～288 页。
[1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 《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54 ～155页。
[15]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51 页。
[16]涂文学：《泛滥成灾的民国赌潮》，《民国春秋》1994 年第2 期。
[17]涂文学：《文化汉口》，武汉出版社2006 年版，第497 页。
[18]1913 年11 月26 日《时报》，转引自涂文学主编《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下），武汉出版社2006 年版，第21 页。
[19]涂文学：《武汉通史·民国卷》（上），武汉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8 页。
[20]王兴科：《首义公园的变迁》，《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7 年第3 期。
[21]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352 ～354 页。
[22]田子渝：《湖北通史·民国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4 ～106 页。
[23]［德］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布贤校译：《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版，第200 页。
[24]《中华民国国务员衣食住行》，《申报》1912 年5 月7 日。
[25]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武汉城市史专论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年版，第299 页。
[26]徐焕斗：《汉口小志·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15 年版。
[27]曹瀚丞：《旧汉口社会风俗杂记》，萧志华：《湖北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版，第266 ～273 页。
[28]徐焕斗：《汉口小志·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15 年版。
[29]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 年版，第33 页。
[30]汉口三大报案指查禁《大江报》并诛杀凌大同案、《震旦民报》张振武被害案、查封《汉口民国日报》案。
[31]一末：余洪奎、刘炳南、魏平原；二净：朱洪寿、邱志奎、菊长胜；三生：钱文奎、麻子红、高禄士；四旦：李彩云、霍翠霞、小云霞；五丑：大和尚、吕平旺、小连生；六外：陈旺喜、陆小珊、程双全；七小：董金林、黄双喜、汪素云；八贴：牡丹花、小翠喜、小月红；九夫：刘子林、黄燮堂，郑金姗；十杂：张天喜、江珠子、高洪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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