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大众娱乐业,肇始于晚清而兴起于民国。商业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兴起,西方娱乐的传入,都促进了武汉大众娱乐业的兴盛。
1861 年汉口的开埠,新的经济因素的传入,为武汉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及至清末,武汉已成为同上海、天津并立的中国三大都市。发达的工商业,吸引了大批人口的流入,加上科举制度的废除,武汉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逐步解体,被新兴的市民社会所取代。以工商业者、工人、公职人员、自由职业者为主的新兴市民阶层,宗法观念淡薄,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成为近代武汉娱乐业的主要消费群体。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不仅推动了武汉经济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这些娱乐方式同武汉原有的娱乐方式相互影响,为武汉的娱乐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商业的兴盛,也带动了娱乐业的商业化。都市娱乐活动开始走向市场化,新式剧场开始兴起,传统的茶馆也逐渐发生变化。
娱乐商业化引起了娱乐本身的变革,逐利取代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楚剧原本是流行于湖北黄梅、孝感一代的民间歌舞,因剧目多以男女情爱等为内容,被政府认为是有伤风化的“淫戏”,长期遭到禁止。20 世纪初,近代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乡民移居武汉,楚剧受到城市下层民众的喜爱。民国时期,仍然遭到政府禁演。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巨大商业价值,受到以戏院为主的商人大力支持,因而屡禁不止,并最终冲破政府的阻碍,成为深受市民欢迎的流行文化。此外,新兴的资本运作和管理方式,使得现代的经理制取代了旧时的班主制,新式剧场戏院以上座率的高低来评判戏班的去留。娱乐业商业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娱乐业的繁荣。
民国以前,戏曲艺人大多非终身职业化。如乾嘉年间,“誉满京师,名扬海外”的汉剧名伶米应先,39 岁就退出舞台,返回故里。民国之后,戏院经理为追逐商业利益,提高上座率,都会在《汉口新市场日报》等报刊上对每日上演的剧目及演员进行大肆宣传,从而培养出一批忠实于演员的观众,带动了艺人的终身职业化。而汉剧名伶余洪元、黄金林、钱文奎等人皆因病老,才得以退出舞台。演员的职业化无疑促进了娱乐业的兴盛。(www.xing528.com)
民国之后,随着戏剧、曲艺等大众娱乐业的兴起,传统的茶馆也来越难以满足民众的娱乐需求,营利性的戏院剧场逐渐兴起。1912—1937 年,汉口相继出现各类新式剧场、戏院42 座。其中1919 年建成的新市场(即民众乐园),占地12187 平方米,拥有22 个娱乐场所,可容纳观众12000 人,是武汉最大的综合性娱乐场所。不仅有戏剧、曲艺和评书节目,而且还有电影、魔术和杂技表演。娱乐种类的丰富多样,舞台技术的革新,场地布局的合理都使得新式剧场成为民众主要的娱乐场所,促进了武汉娱乐业的大众化。
民国时期,武汉的茶馆越来越娱乐化。传统的茶馆本身就是唱戏、听曲的主要场所。受到新式剧场等新型娱乐场所的冲击后,只卖茶不唱戏的“清水茶馆”逐渐冷清,而以唱戏、卖曲、杂技演艺为主的“浑水茶馆”越来越兴旺。其中以1925 年建成的品江茶楼最为显赫,该楼建有五层,不仅可以听曲看戏,还设有阅览室、子弹房供人消遣,同时兼营刨冰、汽水等冷饮,规模宏大。至1933 年,武汉拥有茶馆达1373 家。由于相较于戏院剧场,茶馆价格低廉,受到底层民众的欢迎。到茶馆休闲娱乐,成为工人苦力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
汉口开埠后,西方的娱乐活动也开始流入武汉。看电影、游公园、观马戏、赛马、划船、跳舞、溜冰、打球、游泳、踢球等各式新鲜而刺激的娱乐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武汉的娱乐形式。这些“洋娱乐”的流入,不仅加快了武汉娱乐业管理方式的变更,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娱乐观念的转变,推动了武汉城市娱乐业的近代化。此外,留声机、电台的出现和电力、交通等公共设施的进步都极大地拓宽了武汉娱乐业的生存空间,促进了武汉大众娱乐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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