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简史：都市文学艺术创作逐步扩大

诗歌

民国初年，武汉诗坛流行抨击时政、鼓吹革命的诗作，作者多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报刊编辑，暂无著名的诗人和诗作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旧体诗逐渐淡出，白话诗开始在武汉三镇流行，成为诗坛主流，诗人辈出，名作迭现。

1919 年5 月，恽代英和黄负生等人率先在《学生周刊》上发表白话诗作，带动了武汉诗坛的转变。随后，白话新诗大量出现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如《大同日报》副刊《鹧鸪天》和《时代日报》副刊《时代前》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其中《鹧鸪天》是由贺觉非、阮成璞合编的诗歌周刊，前后共二十余期。《时代前》则发表过丽尼、伍禾、邹荻帆等人的作品，风格接近“现代派”。

国民革命时期，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的蒋光慈现代诗集《哀中国》，以悲怆的笔调呼唤民族的觉醒，同闻一多的白话诗集《红烛》《死水》一起在湖北诗坛产生重大影响。同一时期，茅盾主笔的《汉口民国日报》副刊《国民之友》，发表了孟超的《战场上的野花》、韩祖烈的《零丁者的悲声》、王伯之的《春雨》、前人的《首义之园》、岳人的《怀列宁》、李树芳的《春之花》、胡风的《我从田间来》等名篇。此外《江声日报》副刊《江声》，董必武主持的《楚光日报》，洪为法主编的《武汉农民日报》，潘汉年主笔的《革命日报》也都先后刊登过大量的现代诗歌，白话诗在武汉诗坛已占据主导地位。

大革命失败后，夏明翰写就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恽代英的《狱中题壁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成为脍炙人口的诗篇名作。

30 年代前期，武汉诗坛进一步繁荣。伍禾主编的《四月》周刊成为专门发表诗歌创作的刊物，《新民报》副刊《空谷》，《华中日报》副刊《鸵鸟》，《大兴报》副刊《紫线》，《武汉日报》副刊《小品与诗》等都成为发表诗歌的主要阵地。专门的诗歌社团和诗刊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如武汉大学学生成立的“荒村诗社”及刊物《我们的诗》，甘运衡主编的《诗座》，蒋锡金编辑的《中国新诗》。此外，陈瘦竹、王任叔编辑的《武汉文艺》、胡绍轩主编的《文艺》等综合文艺杂志也经常刊登诗歌。这一时期，武汉诗坛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如柳野青、杜霜华、丽尼、甘运衡、严文井、刘绶松、秦兆阳、贺觉非、阮璞、王梦云、伍禾、黄云、符号、叶平林、高兰、邹荻帆及外地作家胡适、卞之琳、戴望舒、芦焚、孙大雨、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其中光未然于1935 年发表的《五月的鲜花》更是被广为传诵，成为民族抗日的战歌。

小说

民国初年，虽然出现一些宣传革命的政治小说，但整个武汉文坛仍旧充斥着宫闱、黑幕、武侠、言情等旧式小说，鸳鸯蝴蝶派盛行一时。《汉口小说日报》《扬子江小说报》《趣报》成为专门发表小说的期刊，此外《震旦民报》《群报》《大江报》等刊物辟有小说栏目。

五四运动前后，武汉地区开始出现反映现实生活的白话小说。1918 年，恽代英发表的短篇小说《真男儿》，是武汉地区出现最早的白话小说。黄负生先后创作《盆花》《和平的死》《夕阳会》等短篇小说，促进了白话小说的流行。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白话小说有了较大发展，并逐步成为文坛主流文体。《大同日报》副刊《鹧鸪天》和《民国日报》副刊《国民之友》成为白话小说的主要阵地，先后发表过谭飓风、熊寿农、胡义仁等人的短篇小说。1925 年，在武汉大学教书的郁达夫发表了描写知识分子及下层妇女生活的两部短篇小说《春寒》和《街灯》。此外，武汉大学成立的文学团体“艺林社”，曾刊印小说集《长湖堤畔》和《黄鹤楼头》。

20 世纪30 年代武汉小说创作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小说创作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先后出现了《武汉文艺》《现代文艺》《文艺》《人世间》《日出》《朝曦》《玫瑰》《潺声》《奔涛》《绿竹》等文艺期刊，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外地作家沈从文、苏雪林、罗洪、胡也频、凌叔华、陈瘦竹、袁昌英、王任叔、杨纤如同武汉本地作家严文井、陈荒煤、叶君健、沈蔚德、胡绍轩、谢倩茂一起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凌叔华的《转变》，沈从文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发表的《一个绅士的太太》，陈瘦竹的《薄暮》，袁昌英的《毁灭》，王任叔的《县太爷》，严文井的《黑色鸟》，陈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沈蔚德的《家》，胡绍轩的《母子俩》等作品。其中叶君健用世界语写作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是东方人用世界语写就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散文

民国初年，武汉地区出现一些纪实性散文。如蔡寄鸥的《四十年来闻见录》、胡石庵的《湖北革命见闻录》、辜鸿铭的《张文襄幕府纪闻》等作品，报告文学开始萌芽。此外，《大汉报》《群报》《民报》《中西报》《复报》等刊物均设有栏目，提供散文发表园地。但这一时期散文仍采用文言文书写，受众有限。

受五四运动和国民大革命的影响，20 年代武汉散文创作有了很大变化。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出现了日记、回忆录、随笔、杂文、小品、抒情叙事散文等多种体裁。

1921 年，瞿秋白发表在《江声日报》上的《赤俄的归途》，是武汉较早出现的白话散文。恽代英的《呜呼青岛》《金钱与工作》《青年与偶像》，黄负生的《如是斋随笔》《可怜的孤儿——无可奈何之斜阳》均是白话散文早期代表。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先后有郁达夫的《送仿吾的行》，阿英的《流离》，萧楚女的《教育界的法西斯蒂与同学》，茅盾的《牯岭的臭虫》《我们的出路》，郭沫若的《武昌城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以后》等名篇。其中谢冰莹的长篇纪实文学《从军日记》，将战争、女性和革命等现实元素纳入到文学创作中，折射出时代印迹，反映人们的生存关怀，因而在新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30 年代，武汉散文有了进一步发展。首先，发表散文的报纸、杂志不断增多。如《大光报》副刊《紫线》，《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时代日报》副刊《时代前》以及《武汉文艺》《西北风》《黄花》等。散文创作队伍进一步扩大，孔罗荪、陈荒煤、严文井、赵清阁、凌叔华、陈紫墟、袁昌英、向培良、廖特全、吴奚如、丽尼、苏雪林、田一文、柳野青、许一民等人均创作了许多优秀散文。主要作品有朱光潜的《后门大街》、李蕤的《月夜》、罗荪的报告文学《湖北街》，丽尼的散文集《鹰之歌》《白夜》《黄昏之献》，苏雪林的《岛居漫兴》，沈从文的《废邮存底》，赵清阁的《华北的秋》，徐玉诺的《记一根弦的音乐》，凌叔华的《西京日记几页》，秦兆阳的《在春的陶醉中》，陈衡哲的《从北平到成都》，马鸣尘的《五坡岭》，严文井的《山寺暮》，宋元的《小骨朵》，赵景深的《武昌琐记》等。

音乐舞蹈

辛亥革命后，武汉地区流行歌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歌曲。其中《光复纪念》《欢迎革命军歌》《中华民国新歌》等在武汉传诵一时，学堂乐歌得到进一步发展。

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歌》《总理纪念歌》《童子团》等革命歌曲盛行一时。李秋实将这些歌曲收集整理，命名为《革命歌曲》，由长江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革命歌曲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革命人士李之龙将《国民革命歌》改为“蒋逆介石，新军阀，大家团结起来，打倒他”，号召人们反抗新军阀蒋介石。

汉口开埠后，西方音乐开始大量涌入武汉。辛亥革命以后，在租界的娱乐场所中，西方音乐更为流行。开始有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爵士乐，并融入中国元素演奏，出现了一些专业的演奏乐队。(www.xing528.com)

1919 年，英国传教士艾瑞英在武昌创办盲童学校，开设声乐、器乐科目，教授学生弹琴演奏，近代西方音乐开始通过学校引进武汉租界以外的地方。20年代，文华中学组建一支管弦乐队，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极大地推动了武汉音乐的发展。1923 年，武昌美术学校改为专门学校后，设有音乐课专门教授声乐、钢琴、普通乐理、声学、对位法、作曲法等课程。音乐界知名人士吕骥、李自新、陈田鹤等人先后在该校任教，并有俄籍教师教授钢琴等课程。其中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该校任教期间，翻译了普劳特的《和声理论与实用》一书，作为学校音乐教材。30 年代初，以抗日为主的歌咏活动在校园蓬勃兴起。

民国成立后，汉口开始出现歌舞团体演出。1927 年1 月，苏联邓肯舞蹈团来汉演出，这是武汉出现最早的专业舞蹈团体演出。随后又有哈尔滨苏联侨民歌舞团在汉口演出，“跳舞”开始在武汉各类演出活动中频繁出现。

1927 年，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增设了跳交谊舞的音乐舞厅。此后，武汉相继出现了以跳交谊舞为主的娱乐场所，并出现了职业舞女，一些旅社、饭店、俱乐部也开始举办舞会，以招揽生意。但整个民国中前期，武汉始终没有出现专门的舞蹈团体。一些从上海来的歌舞团体，由于演员袒胸露背，表演大腿舞，唱“靡靡之音”，而遭到文化界的非议，当局也以有伤风化，予以查禁。

但一些学校在校庆等文艺晚会上，常常有展现校园生活的歌舞表演。成立于1928 年的友联剧社，以学生为主体，先后排演《小小画家》《明月之夜》等歌舞节目，深受学生欢迎。

美术

民国时期，美术创作和美术作品开始由文人士宦走向大众，武汉地区美术活动日益活跃。辛亥革命前后，以针砭时弊为内容的新闻画、漫画已在武汉《湖北日报》《中华民国公报》《大陆报》等报刊出现。1913 年，武汉美术界人士创办湖北私立女子美术学校，这是湖北较早的美术专门学校。此后，各类美术学校相继在武汉设立，各大中小学校也开始开设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1920 年，蒋兰圃、唐义精、徐子珩等人创办武昌美术学校，开设油画、水彩、毛笔画等专业，并举办绘画展览。1923 年，武昌美术学校由教育部批准立案，该校名为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成为全国最早的高等美术学校之一。

国民革命时期，以油画、漫画为主的政治宣传画在湖北盛行。1925 年，董必武在武昌创办的《楚光日报》经常刊印数千份画报，宣传革命。1926 年，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学生唐一禾、斐介一、李一目等人积极参加北伐宣传活动，创作了大量的政治宣传画，张贴在宣传列车上，随车宣传。同一时期，参加北伐工作的闻一多也在武昌绘制了孙中山画像等多幅宣传画。20 年代，油画已在武汉兴起。大革命时期，龚孟贤创作的《打倒土豪劣绅》，即通过油画的形式进行政治宣传。

1927 年，武昌美术专门学校蒋兰圃、张肇铭、王霞宙等人联合社会人士管亦仲、宋漱石、董明藏等书画家成立梅社，以“阐扬国故，振起艺术”为宗旨。此后，武美艺术研究会、平野画会、秋阳画会等美术团体相继成立，推动了武汉美术事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美术创作和美术展览越来越多，武汉市先后举办各类画展达30 多次。同时与上海、北平、杭州等地的美术交流也频繁起来，国画、油画、版画、年画等画型也在这一时期均有发展。

30 年代初，中国传统书画研究与展览活动日渐增多。1931 年，汉口书画界人士成立了“以提倡国内艺术，研究书画，金石篆刻、古物诸雅事为宗旨”的学术团体——艺甄社。定期举行书画展览，召开研究会议，推动了武汉传统书画艺术的发展。1933 年，杭州西泠书画社、南京的艺光社先后派人来汉，于当年12 月一起在汉口市商会联合举行书画展览，其中就包括陈树人、王一亭、马万里等国画名人的作品。1935 年，中华艺术社在汉口举办“第十届国粹画展览”。同年在汉口市美术展览会上，国画艺术大放异彩。欧志仙的《山水》、钟道泉的《花鸟》、易海翁的《红梅》等国画作品受到名家赞誉。民国时期，王霞宙以铁线描和兰叶描作衣纹的仕女图，线条流畅优美，在人物画上，别具一格。

这一时期，欧美传来的西洋画在武汉美术界得到快速发展。武昌艺专从上海聘请中国首任模特张月英协助教学，人体模特被用于油画创作。蒋兰圃、唐一禾、张肇铭等人在武昌艺专教授西洋油画，先后造就了刘依闻、杨立光、李家桢等一批油画大家。在汉口市美术展览会上，油画作品亦受到好评。1937 年，在湖北省政府颁布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征集作品中，唐一禾的油画《武汉警备者》引起观众强烈反响。

武汉版画在30 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1935 年，平津木刻研究会在武汉举办《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这是武汉出现的首次大型木刻展览。展出中既有罗清桢的《老妇》《溺水行舟》、李雾城的《汽笛响了》、沃渣的《灾民》等中国现代木刻作品，又有梅菲尔德的《士敏土之图》、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丢勒的《基督受难图》等外国版画作品。此外，《武汉日报》连续7 天刊出展览会特辑。随后，平津木刻研究会在汉口举办讲座，普及木刻知识。1936 年，《武汉日报》又连续介绍《现代西洋版画选辑》的26 幅作品。同年，木刻家段干青出版的《干清木刻一集》，这是武汉最早的木刻作品集。1937 年5 月，现代版画研究会在武汉大学举办“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展出李桦的88 幅连环木刻《黎明》、唐英伟的《一九三六大事记》、野夫的《九一八回忆》等作品。

木刻年画在武汉地区已有300 多年历史，民国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年画作品也日趋精美。这一时期年画多以反映历史事件为主，代表作品有《辛亥革命历史年画》。该画正面刻有“开国孙黄黎都督”七字，正反两面共刻6幅有关辛亥革命重大史实的图画，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此外，连环画、漫画先后也流行起来。

书法、雕塑、摄影

民国时期，书法家黄元吉考校汉晋以来碑帖100 余种，精钻《黑女碑》，下笔苍劲有力，形如枯藤，人称枯藤体。名闻三楚的宗彝笔墨苍浑厚峻，刚柔相济，曾先后为江汉关大楼、武当山书写“江汉关”“一柱擎天”等字。1925 年，黄亮曾以八尺竹布为底，书写“雄才远播中西外，正气长留天地间”挽联，哀悼孙中山先生的逝世。此外，近代武汉的书法家还有沈肇年、曹亚伯、张难先、张松甫等人。

民国时期，现代雕塑艺术传到武汉。上海雕塑家江小鹣先后在武昌阅马场、汉口三民路雕塑了两座孙中山铜像。

清末时期，武汉已开设多家照相馆。武昌首义周年庆典时，显真楼专门拍摄孙中山、黎元洪的照片出售，深受市民欢迎。

辛亥革命十周年之际，《大汉报》专门刊印《摄影画刊》，登载武昌首义照片。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摄影技术的普及，武汉摄影事业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反映历史事件的摄影照片逐渐流行。如反映“二七大罢工”的《二七工仇》，记录北伐军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进入汉口英租界》《北伐誓师典礼》《淹没在18 英尺中的协和医院》《汉口邮局乘划子收信》则是保留下来有关1931年武汉水灾的珍贵照片。1933 年，《武汉日报》增设《武汉画报》，开始刊印以风光、花卉、仕女为主要内容的艺术摄影。汉口华昌照相器材行创办《华昌摄影》月刊，以詹励吾为主编。主要发表摄影家作品，并先后举办宋一痕影展、银光影展、雪浪影展等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