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现代性的都市文化在武汉逐步成长为主导文化。
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发祥地和传统商业城市代表的武汉，在民国之初就已经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大都市。不同于传统社会简单、分散的活动，城市市民活动场所集中在工厂、企业、商铺、银行、学校、机关、娱乐场所，人们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方面都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而形成现代性的都市文化。
传统社会人们交往比较简单，交往对象也主要囿于家族内部。而现代大都市以市场为纽带，将不同年龄、性别、籍贯、素质的人口连接在一起，人际交往越来越频繁、重要。以职业、事务为纽带的人际关系打破了带有浓厚血缘、地域色彩的乡村人际关系，在人口异质化的都市交往中越来越重要。
都市中的人际关系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个人之间，城市群体之间的组合也发生着巨大变化。民国时期，商人组织从传统的会馆、公所逐渐演变成以行业为中心的商会组织，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开始大量被采用。企业文化由封建宗法型向市场契约型转变，经理制代替了家长制的管理，具有法律效应的契约合同改变了封建等级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股份制运作的新闻、出版、娱乐等文化产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种现代性的工商业文化，在都市文化中构成一道独特景观。
经济的发展，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广大市民成为文化娱乐消费的主体，以满足大众口味、迎合市民审美趣味的大众娱乐得以迅速发展。以老圃、新市场为代表的大型娱乐场所先后兴建，设有剧院、电影院、歌舞厅、评书室、弹子房等。时尚新潮的电影院成为市民娱乐休闲的新去处，著名的电影院则有上海大戏院、中央大戏院、维多利亚电影院等。此外，传统的茶园也向专业戏园转变，如汉口满春戏园、天声戏园、美成戏院等。这些娱乐设施满足了城市里不同人群的娱乐需求，看电影、听音乐、喝茶看戏、赛马、跳舞等成为都市娱乐多元化的象征。而对西式生活的追慕效仿，也使得洋教、洋戏、洋节在部分市民生活中流行一时。此外，由市民自发组织的戏剧排演等业余文艺活动也十分兴盛。多样化的娱乐活动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增添了武汉的现代魅力。
现代教育的普及与大众传媒的出现，阅读报刊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以《大汉报》《民国日报》《汉口新闻报》《汉口中西报》为代表的一批通俗性报刊相继创办，成为市民了解市场动态、生活信息、新闻故事的重要途径。此外，以消遣趣味见长的游戏小报发展更加迅速，如《花报》《风月报》《飞艇报》，这类报纸常常报道妓女、演员、作家、富人等隐私生活，以满足市民的窥探欲望。各类艺术展览的举办，则丰富了市民的审美趣味。
都市经济的繁荣，一方面促进了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流行，满足了部分市民的阅读趣味。另一方面反映劳资矛盾、阶级对立的左翼文化兴盛起来。坚持五四启蒙立场的文化人，在批判现代工业社会病态的同时，对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底层民众给予同情。不同主题的文学反映了市民对待现代都市生活的复杂态度，展现着都市生活的多面场景。
民国时期，武汉社会服饰变革较大。西方的洋布充斥着武汉市场，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以穿洋布洋服为尚，毛绒毯、汗衫、法兰绒、哔叽呢、派拉蒙帽、手帕等产品十分畅销。中山装、西服、学生装等新式服饰较为流行，而改良后的旗袍、各式裙子在青年女子中渐成时尚。“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24]服饰的流变，体现着社会经济、人们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国产绸缎的减少，新式洋服的流行，也反映着武汉市民趋新趋洋的价值取向。(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武汉的经济迅速发展。1926 年，仅汉口一地就有3 万多家商店，90%以上的居民都与工商业有关。工商业社会孕育的市场观念、功利取向和拜金主义等，对武汉市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极大的冲击。金钱财富成为人们追逐的主要目标，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被人们所摒弃，世俗主义和功利主义代替了封建伦理纲常。惟利是尚的观念被社会各阶层接受，成为武汉城市文化的一大特色。不仅一些官僚、地主和军阀转向工商业，一些文化界人士也积极投身工商活动。如黎元洪就曾说过：“我两次干总统皆赔了不少，不如做生意，较为安闲。”[25]并先后参与应城石膏公司、汉口黄陂商业银行、汉口楚安公司等投资。
对财富的追逐，又使得奢华之风盛行。整个社会“习俗趋于奢侈，有一节俭者，则群鄙其吝啬焉”。[26]攀比竞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富裕阶层追求豪华享受，中下阶层“勉强徇俗”，以为荣耀。如怡和洋行买办陈仙洲的儿子结婚就花费约1 万银圆，配一四面装有镜框、镶有五色彩灯、外套红缎轿衣的轿子。迎亲时，以着武士装24 人骑马迎接，谓之“骑顶马”。鸣乐时，先奏“别矣巴黎”等乐谱，辅以大小洋鼓，后以胡琴和笛子合奏，缓缓而行，仅跑红、投帖和上亲就有200 余人，好不热闹，道途为之堵塞。[27]
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女子社会地位低下。男权意识、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成为束缚女子生活的“紧箍咒”。民国之后，经过五四新文化等运动的洗礼，封建宗法等级观念受到冲击，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逐渐兴盛，妇女地位、两性关系、婚恋观念均呈现一番新面貌。《汉口小志·风俗志》中写道：“汉有游女，余风未殄，烧香也，看会也，龙船也，游湖也，看戏与赏花也，地方稍有盛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饮啖自如，一任轻浮子弟评肥量瘦，眉语目挑，恬不为怪。”[28]武汉妇女早已走出家门，举止开放自由。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方式发生变化，“欧风东渐，自由结婚。目为文明”[29]的自由恋爱风气初步形成，文明婚礼开始盛行。女性社会地位提高，职业妇女群体开始出现，女子教育受到社会重视。
作为传统的商业大都市，武汉在近代经济发展中一直担当着领头羊的作用。在这种长期的商业氛围下，慢慢培养出武汉人勇于变革、善于创新的精神。如1916 年，武汉率先开设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汽车行。1919 年开办的汉口证券交易所，是中国近代第一批证券交易所。此外，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国际市场”，武汉更打造出“汉口庄猪鬃”这样遐迩闻名的出口品牌，行销海外。这些无不说明武汉人敢于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
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码头众多，又形成独特的大码头文化。这种文化又赋予武汉人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因而，武汉善于吸收各种地域的文化，并加以改造，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创新。如由山陕和安徽商人携来的各自地方戏，通过融合改造，形成新的剧种，皮黄腔就是典型例证。此外，民国时期，汉剧、楚剧和京剧武汉三大名剧能够长期受到民众欢迎，就是在互相吸收借鉴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唱法、革新舞台布置、更新剧目等不断变革、追求卓越的结果。
自1861 年开埠之后，武汉逐渐成为具有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除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道路交通、邮政通信、水电煤等公共设施外，许多外国洋行、银行、领事馆、总领事馆、通讯社等机构也在汉口设立。至20 世纪初，武汉已成为中国内地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拥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设立在汉口的租界，以汇聚多国文化的形式引导着武汉城市风貌的变化。武汉市民能最先感受到国际时尚潮流，趋新趋洋成为近代武汉人的又一特质。一些近代文化如电影、话剧、报刊、广播、洋装洋书等率先在武汉出现，再由武汉传播到内陆各省市。武汉成为引领时尚、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武汉市民养成了兼容并包、开放豁达和不断进取的胸襟。
近代武汉一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中心。1911 年，武昌起义造就了民国的诞生，彰显着武汉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特质。而大革命时期，武汉一度作为中国革命的“红色之都”，将革命事业推向又一个高潮。而在保卫大武汉时期，武汉作为临时政治军事中心，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种革命风气长期浸淫之下，武汉人培养出了临危不惧、勇于进取、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以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