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简史：探索辛亥革命的首义精英、精神与情结

武昌首义是一场革故鼎新的政治革命，革命军兴之时，新的政治制度也随之陆续创建，民国建立以后，各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建构，在一个新的政体和制度环境中，武汉的城市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民初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一个新的利益群体赫然形成——“首义精英”。“首义精英”与其说是一种有形的社会群体，即带有明显的阶层或界别特征的群体，毋宁说是一种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身份的政治群落。“首义精英”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成员身份，只是具有一种政治文化身份，或带有一种特定的文化标识，这种文化标识就是，凡属“首义精英”之列，都与武昌首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要么是武昌首义的功臣元勋，或者在武昌首义中出资出力甚多。他们大多为军官、革命党人，以及资助革命的工商业巨子、顺应革命潮流的官绅名流，等等。民国建立以后，上述人等皆因“首义”的光环而获得了相当多的政治荣誉和政治权势，从而位居新政权的中心位置，成为新政权的中坚力量。

辛亥革命浪潮中涌现出的这些“首义精英”，著名者如黎元洪、黄兴、宋教仁、孙武、蒋翊武、蔡济民、李书城、熊秉坤、张难先、张知本、詹大悲等，他们在全国，尤其是武汉政坛和军界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或在鼎革以后的湖北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或在民初的政坛中享有一定的荣誉地位。另一些“首义精英”人士，如居正、何成濬、张难先、田桐、万耀煌、石瑛等，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活跃在政治的前台，有些甚至久居政权的中枢位置。上述这批“首义精英”构成民国初年湖北武汉政坛上的一股新兴力量，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武汉地区的政治结构。作为辛亥武昌首义的直接产物，“首义精英”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武汉政坛中都是一支或隐或显的力量，对武汉城市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看，“首义精英”是近代武汉社会转型发展的产物，是武汉本土政治精英日益走向自觉的反映。因此，当它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就表现出代表地方争取政治话语权的强烈愿望，以及争取武汉政治中心地位的强烈诉求。南北和议之时，“首义精英”就积极活动，奔走呼告，力图把武昌首义的革命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政治优势。他们呼吁以武汉为南北和议的中心，强调武汉在辛亥革命整个过程中的政治中心角色和革命领导地位，尽管这些政治诉求多半未能如愿，但他们依然将这一诉求悬为矢的，展开各种政治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武汉的“首义精英”就与同为地方政治精英的江浙集团围绕定都和临时政府组成人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以前者的败北而告终。“首义精英”的政治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不仅定都武昌的动议被束之高阁，而且在新政府的权力分配中也所获甚微，除黎元洪当选并无实权的副总统外，南京临时政府各部的部长、次长职位，“首义精英”们未能分享一席。对于“首义精英”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挫折，他们丧失了在政治中枢的话语权，也渐渐从民初政治舞台的中心转向边缘。然而，他们仍然执着地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诉求，在民初特殊的政治生态中，他们通过“政党政治”谋求新的政治空间，继续表达反映武汉地方利益的政治诉求，有意无意间，为武汉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径。

1912 年1 月，孙武在上海成立民社，这是武汉的“首义精英”第一次有意识的社团行为，他们标榜“卢梭人民社会之旨”，“以某等发难于机先，自不能不绸缪于事后”为政治张本，拥黎元洪为理事长，号为“民社”，公开与同盟会立异。其后，孙武与在上海结纳的一批人偕同回鄂，在汉口成立民社分社。民社总部设于上海，主要为扩大声势，而活动的中心则是武汉。由于民社以“首义精英”为核心，以鄂汉地方利益为政治诉求，因而在武汉具有广泛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当时湖北籍的国会议员，湖北的师旅长以及湖北军政府内各部首脑人员，纷纷加入其中，成为民社的骨干成员。

民社意在声张武汉作为“首义之区”的政治地位，继续争取在民初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民社的组建及其活动显示了武汉本土政治精英逐步从分散走向整合，从自在走向自觉，对于武汉这样一个政治边缘化的城市而言，民社的活动无疑是它政治进程的一次重大跨越，武汉已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商业贸易中心，它对现代政治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它开始成为现代政治活动的一个热络之地。我们看到，民国初年，许多全国性的党派纷纷在武汉开展活动，几乎所有具有重要影响的政党都在这里设立分部，如武昌首义后，同盟会湖北支部由地下转入公开，继续活动。1911 年1 月成立的“中华平民党”在武昌设立报馆，作为常驻武汉的分支机构。成立于1912 年2 月的中华自由党，在武昌和汉口都分设支部，武昌支部理事长钟雨亭，理事朱灏；汉口支部理事长徐煜，理事徐富瑜。1912 年8 月，宋教仁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汉口设立交通部，创办机关报《震旦报》，以詹大悲为部长，分管两湖和陕西党务。1913 年8 月，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组而成的进步党在武昌成立湖北分部交通处，汤化龙为处长，刘心源为副处长；同年9 月，进步党汉口分部交通处成立，王运嘉任处长，并在法租界创办机关报《中报》。此外，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合并成立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社会党等党派也在武汉地区设立过支部或分部。这些党派的首领骨干常常往来于三镇，开展各种活动，以求扩大声势和影响。那时的武汉，党派林立，政客往来穿梭，成为京、津、沪、宁之外，又一大政治中心。

“首义精英”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活跃在武汉地区的政治舞台，其作用与影响也不尽是积极的，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这些政治“新贵”们的身上仍带有明显的旧制度的痕迹。

客观地讲，“首义精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他们身上所带有的传统社会的“劣根”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他们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出现在民国初年的武汉政治舞台上，其所作所为、主张诉求仍值得我们格外关注。“首义精英”们谋求武汉政治中心地位的种种主张，他们借助政党展开的种种活动都透露着某种新的社会信息，蕴含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武汉本土政治精英日益走向成熟，也预示着武汉这座商业城市的政治觉醒。这次政治觉醒以武昌首义为契机，经由“首义精英”的倡导活动而得以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在中国现代史上能够一次次处于革命洪流的中心，一次次站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似乎都可以在此寻得一些历史文化的根由。

辛亥首义不仅衍生出了一个本土政治精英群落，而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首义精神。

孙中山先生1912 年4 月莅临武汉三镇，在不同的场合均对武昌起义的历史功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民国成立，咸享幸福。推究端源，皆诸君子义同袍泽，首复武汉所致。”“当予流离外洋，提倡革命二十余年，不敢自逸。去岁八月十九，武昌首义，及各省响应，普天同仇，才造成目前之中华民国。”他还说：“武昌首义，阳夏鏖兵，诸君子惨淡经营，既已推翻满清，达平时种族、政治均待革命之目的。今之团体发达，种种自由，固属莫大之幸事。”“国父”的赞誉极大地鼓舞了武汉人，他们不无自豪地认为，推翻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是楚人，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也是楚人。

湖北武汉古属楚地，其人素有“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政治使命感和“敢为天下先”的首创意识。秦末暴乱之时，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楚地英豪发出了“亡秦必楚”的怒吼；辛亥革命中，武汉革命党人也打出“亡清必楚”的大旗；楚人尝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豪迈之语，展示了斯地斯人的自信心、责任感与大无畏气概，对照首义志士熊秉坤指挥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前一刻与队官罗子清的对话，不难发现，两者虽时空重隔，精神气概却惊人地相似。楚人豪放劲朗的文化气概穿越时空流播至今，令人惊叹！由此不难看出，首义精神的精粹就是那种“世人未为我敢为，天下未发我首发”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就是“亡秦必楚”“亡清必楚”、敢于发难、勇担大任的首创精神；就是毁家纾难、就大义而舍小利的牺牲精神。

武昌起义，天下景从，一举推翻清王朝，从而结束了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1 年在武昌诞生的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改写了东方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居功至伟！是故，孙中山先生把“首义之区”历史荣耀授予武汉，可谓实至而名归。“首义”遂成为武昌起义这一特定历史事件的专称。从此，首义情结深深扎根在武汉人心底，扎根在武汉城市的文化性格中。

民国初年，汉口一家书局出版的《革命家张振武》一书中就曾指出，辛亥革命“以武昌始，以武昌成”，其原因除武汉具有江汉汇流、龟蛇对峙的“天下山水奇观”外，与楚人杰出超群不无关系：“故楚才之名，我闻自昔，此次革命成功之速，轶美超法，由专制而一跃成共和，为欧美各国所未有，探其由来，虽曰天时，岂非人哉！”^[17]对首义的自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首义精神激励着武汉人民一路前行，武汉人民对首义那段光荣往事也一往情深，历经沧桑的起义门是这一段历史情缘的最好见证。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江夏侯周德兴扩建鄂州（今武昌）城垣，四周建有大东、小东、新南等9 座城门，新南门即今日的起义门。到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都御史顾玲修葺武昌城，同时将其中的6 座城门重新命名，新南门易名为中和门。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城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首义后起义军顺利占领控制了中和门，并使南湖炮队顺利通过中和门投入战斗，为首义成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故革命党人将中和门誉为“首义胜利的开端”。1912 年，当时的湖北军政府为纪念辛亥首义的历史功勋，特地将中和门命名为“起义门”。1913 年，临时督鄂的段祺瑞为了消弭武昌首义的余威，曾下令将起义门改为原名，教育司长时晋问及改城门名字的理由时，段祺瑞说：“今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所以南湖马队之乱、改进团之乱，均系攻扑此二门以求胜利。”^[18]到了大革命时期，当时的国民革命政府出于市政建设的需要，决定拆除武昌城墙，但考虑到中和门在武昌首义中的声誉，决定单独保留此城门，并重新改名为起义门。(www.xing528.com)

图7-8　　武昌起义门

起义门由此成为代表首义精神的一个最直观的文化符号。

辛亥武昌首义是近代武汉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精彩瞬间，虽然革命的硝烟很快散去，武昌城头的炮声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但10 月10 日夜那一声惊天动地的枪声、革命军奔向楚望台那股山呼海啸的声势、三镇军民舍生忘死攻打总督府的激动人心的场景却被历史定格下来，成为一段“永恒的瞬间”，这“永恒的瞬间”存留在武汉市民的记忆中，存留在武汉这座城市的记忆中，进而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情愫——“首义情结”。

这种历史的情愫——首义情结萦绕在三镇人民的心中，融入到了武汉城市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一段挥之不去的城市记忆，在对武昌首义之光荣与伟大的深情回望中，武汉这座城市获得了奋发前行的勇气与激情，与此同时，通过对武昌首义的一次次追忆与缅怀，武汉也一次次进行着城市文化的重新建构。不论是历次对“首义之日”的隆重纪念，还是大张旗鼓地营建首义公园、首义纪念碑，抑或是当下规模更为宏大的首义广场工程，其实都是武汉城市文化的更深一层的建构，它不单单是对首义光荣往事的重申或铭刻，而且是在新的时代环境、新的文化语境中，武汉这座城市对首义精神的一种传承、拓展与升华。

首义情结是一种城市记忆，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与建构，这个过程，民国初年就开始了。最为突出的则是每年的10 月10 日，武汉人民都会大规模纪念辛亥首义，甚至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依旧如此。1926 年10 月10 日这一天，北伐军攻克武昌城。此时，就在一江之隔的汉口，10 万市民云集华商跑马场纪念辛亥首义十五周年。当武昌城克复的喜讯传来，全场沸腾，万众欢呼。郭沫若曾在《革命春秋》中这样写道：“十万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广大的跑马场化成了一片澎湃的大海。脱帽、摇旗、呐喊、挥拳、鼓掌、尽情地欢呼，那宏大的怒涛，就像卷成海啸，把十几万的群众都掷到天空里去。”^[19]

除此之外，武汉人在进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更是融入了自己深厚的首义情结，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首义公园的创建。首义公园是武汉三镇最早的公园，也是武汉第一个以“首义”为主题的公园。它初步建成是1924 年，比汉口的中山公园还早了3 年。与其他公园的兴建所不同的是，它的修建除了是为适应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而开辟的文化游览场所外，更直接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纪念辛亥武昌首义，“使游览者追怀民国发祥之地”。可以说，首义公园是武汉人的首义情结与武汉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完美结合。

兴建首义公园的动议最早是由当时参与过辛亥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提出的。首义公园的直接创办者、公园园务主任夏道南撰有专文记述事情由来。该文称：“辛亥之役，武昌首义……专制倾扭，民国奠基。……是此丰功伟绩，迄十年来政府尚无若何纪念之表现。道南及诸首义同人恐其日久湮没，系于民国十年（1921 年）10 月，呈请督省两署备案，组立武昌首义纪念事业筹备处于都司巷。十二年（1923 年）春，道南被公推为园务主任，负责筹划建筑纪念公园。”夏道南（1883—1930），湖北嘉鱼人，武昌首义成功，由日本留学归国，曾任湖北军政府顾问。如果再追溯一下，首义公园的创建则与民国的大革命家、大学者章太炎以及曾任武昌首义总指挥的吴兆麟也有关联。当时成立的武昌首义纪念事业筹备处是章太炎在上海发起的，后来军政商学各界的辛亥首义革命党人在武昌抱冰堂举行了筹备处的成立大会，吴兆麟被公举为筹备处正主任，而筹备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即是创办首义公园。

首义公园最先的选址不是今天首义公园的地段，而在蛇山南麓的西部，大致在今天的黄鹤楼公园南侧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的引桥路面及其靠近城区街面的斜山坡上。1923 年春夏道南出任首义公园园务主任后，即开始首义公园的建设。首先“开辟公园现址荒山，收买玉带街民房四十余间”，并“修葺大汉陈友谅坟墓，建筑墓旁双事”，还修了全园的石级。以上项目计费洋2 万余元。按夏道南的说法，这2 万余元是他“私人借垫”的。同年，借粤汉铁路协会洋2万余元，修建了总理纪念堂（或称中山纪念堂）、西游厅（以清按察使即集司会客厅改建）等处；又集股15600 百元，修建了共和游艺社。1924 年，借湖北官钱局洋1 万元，补竣全园工程。至此，首义公园初步建成，所有工程共费洋65600 元。

首义公园建成后，在当年的武汉三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7 年7 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的“社会新闻”专栏，以《首义公园游人多》为题报道了公园的情景：

武昌首义公园，与黄鹤楼相毗连，山水花木，引人入胜。虽其内汉班剧社不甚佳，而一至夜间，清风像来，黄鹤楼所不及也。所以日来游人甚多，尤其是文人里士。^[20]

除了首义公园之外，汉口的道路建设中更是呈现出浓厚的首义情结。北伐胜利后，武汉市政委员会开始根据《武汉特别市工务计划大纲》的规划意见，对汉口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先后建成了四条主要干道，而这四条主干道的命名无一例外地均以三民主义命名，分别为民生路、民族路、民权路和三民路。

三民路为民权、民族等路接通中山路之孔道。北起中山马路，南至铜人像，是市内最早用柏油铺面的道路之一。它的建成对汉口主干道与沿江支路起了沟通作用。民生路是汉口市政府成立后在汉口修建的第一条马路，位于中山马路以东，横穿花楼、黄陂两街，止于拓商局码头，是连接中山大道至沿江大道的主要通道。旧街沿路多阡陌窄巷，狭小曲折，拥堵难行。扩宽拉直后，宽敞畅达，为沥青路面，沿路有众多饭厅茶庄、金号银楼、丝绸布店、五金杂货商铺，成为一条主要商业街。民权路北通三民路与民族路交会处，南抵王家巷码头，汉口的老字号邹紫光阁毛笔店和陈太乙中药铺等均坐落在这条街上。民族路北起六渡桥，南连集稼嘴码头。原是一条渣石铺成的小街，扩建后宽20 余米，坦直宽敞，车来人往，畅通无阻。民族、民权、三民这三条道路的交叉口修筑了一个直径60 米的圆圈，为了纪念辛亥首义元勋孙中山先生，1929 年开始在这里筹建了一座孙中山铜像，1933 年正式建成，从此这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铜人像”。三民和民生、民族、民权四条道路位于汉口商业中心的繁华地段，它的修建，促进了汉口商业的繁茂，市容市貌大有改观，又构筑了市内主干线中山马路与长江、汉水码头货栈的交通，增强了港务的吞吐运输功能。

时至今日，在武汉城市现代化建设中，武汉人仍念念不忘首义情结。武汉众多的街道、学校、社区、广场、商业区均以首义命名，在辛亥武昌首义百年庆典即将到来之际，武汉市更是以极大的热情，举全市之力，斥巨资改造扩建首义广场，把首义广场的扩建与武昌老城区的综合改造结合起来，似乎别有一番历史意味，它预示着首义精神与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更紧密的结合，也展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武汉人对首义精神的一次更高更新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