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变与不变-武汉文化简史

辛亥革命后，在观念、习惯上，“新”与“旧”之间的角力，常可见于武汉城市社会。

武昌首义后，剪辫一度是三镇的常见现象。清军入主中原以来，依照满族习俗，颁布蓄发令，强制汉人男子留蓄长发，否则以杀头罪论处。首义后的武汉三镇，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男子的发式发生了变化，男子延续了几百年的蓄发传统及留蓄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头发很快不见了。军政府视剪发为变革政治、提倡文明的标志之一。1912 年3 月5 日，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当时，革命党人视蓄辫为清王朝的恶政，是满洲贵族奴役汉人的象征。“剪辫文”规定：“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20 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9]那时候，各地都掀起剪辫风潮。有诗说：“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瞥见豚尾及锋试，道旁观者拍手呼。”^[10]失去辫子，人们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兴起戴帽子。名扬四海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 年。据说，当时盛锡福日夜赶制帽子，仍然供不应求。对于政府公职人员，如果留有发辫，则一律开除。对于一般市民或行人，若被设置的检查哨发现，则被士兵拦住，强制用剪刀剪发。起初，一般百姓视剪发为洪水猛兽，不敢入城，生怕被剪去头发。而开通之士，自行剪除，以示文明开化。剪发后的男子多留短发，或直接理成光头，发型多模仿日本、西洋样式。女性也有崇尚短发者，甚至以“大波浪”“卷发”为时尚。

图7-7　剪辫图

在人们的称呼和交往方面，也有兴革。在称呼上，传统社会多以大人、老爷等为尊称。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保持形式上的平等，而反对封建制度一切形式上的不平等。因此民国官民之间、上下级之间、人民之间，如何称谓，孙中山也非常重视，他在以大总统名义颁布的命令中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11]在传统日常的交往中，上下级、尊卑之间多行跪拜礼。辛亥之后，新政府认为跪拜之礼，是一种提倡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极不平等。而这种礼节和资产阶级的人权说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即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的赞成通过。此后，鞠躬礼便逐步流行开来。

在女性解放方面，掀起了不缠足运动，提倡男女无别。缠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便有记载，不过那时只存在于个别“舞人”中。自五代南唐后主令宫人以帛缠足，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而自宋以后，随着纲常礼教束缚的加强，缠足便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1912 年3 月13 日，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全国各省劝禁女子缠足，“劝禁缠足文”指出：“缠足之俗，由来殆不可考。起于一二好尚之偏，终致滔滔莫易之烈，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姓，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数。曩者仁人志士尝有天足会之设，开通者已见解除，固陋者犹执成见。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12]令出后，城市甚至实施了没收女子裹脚布的措施，但仍有一些妇女习惯缠足。与缠足相较，放足也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以前，虽有个别的志士仁人提倡放足，维新派也曾在许多地方设立禁缠足会，但像临时政府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地禁止缠足，却是历史上没有的事。旧时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多以轿子、肩舆代步，男女不同乘。辛亥革命之后，坐新交通工具成为时髦，男女同车而行亦为时髦，最终解构了轿子所形成的隐性社会等级秩序。在武汉三镇，有乘各式汽车、马车、电车者，有乘轿者，有徒步者，有男女携手同行者，有男女同车左拥右顾、疾驰而过者。

纪年方面，行公元，用阳历与世界接轨。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很快提出改用阳历案。当时有人反对，指出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孙中山则认为：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可当时又不能提出用殷历，所以才主张“行夏之时”。我们的始祖轩辕氏以冬至为岁首，而现今世界流行的阳历，以冬至后第十日为岁首，两者相近，还是用阳历比用夏历好。^[13]最后，多数代表赞成孙中山的意见，通过了改用阳历的提案。该行公元纪元和用阳历后，武汉市民，尤其是年长者，不知公元纪年、阳历为何，还是习惯以阴历行事，节庆娱乐、红白喜事多以阴历为准，进行操办。

改良新剧方面，辛亥革命期间，新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宣传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民国初年，孙中山挥毫书写了“改良新剧”四个大字，赠给新剧艺术家黄喃喃，促进了戏剧事业的发展。那时北京剧坛很保守，旦角一律由男的扮演，根本不许女人登台演戏。天津离北京很近，由于它被辟为商埠，受西方文化影响，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那里就涌现出一批女伶。1912 年，著名京剧演员俞振庭借改良新剧的东风，邀请天津女伶赴京献艺，开女伶在北京剧坛公演的先例。随后，一批又一批的女伶进军京城，给北京剧坛带来了崭新的气象。武汉的戏剧界，虽说汉口是各戏种表演的大市场，但女性登台表演一直是禁忌。以汉剧为例，直至1927 年大革命时期，汉剧吸收女艺人登台演出，七龄童（叶慧珊）是第一个汉剧女艺人登上武汉戏剧舞台的公开演出者。其后，汉口出现八大家汉剧坤伶竞相登台献艺的局面。1928 年，黄双喜、潘云山等创办汉剧训育女学社（即新化科班），培养出陈伯华等杰出艺术人才。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坚决的禁烟派，民初武汉掀起了禁烟运动。孙中山在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出的严禁鸦片令中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偏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孙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他还提出要求说，“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14]武汉三镇在民初禁烟的律条下，确实有所成效。但是，作为南北交通中心的武汉，鸦片流入极其容易，吸食者烟瘾不易根绝，外国租界贩卖鸦片并容留吸食人员，以牟取暴利，致使禁烟慢慢沦为具文。

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宗法，也带来了婚姻观念的相应变革。三妻四妾不再受法律保护，追求爱情成为年轻人的权利。武汉人传统的婚姻家庭观点包括包办、买卖、强迫性质的婚姻。辛亥革命主张婚姻自由。在婚姻家庭观念上，首先提出的就是爱情，婚姻成为自主感情的一部分，批判封建的贞洁观，允许离婚。过去那种由父母安排的、媒婆介绍的，甚至买卖的、包办的婚姻在法令、政策上都予以废除，一夫一妻变成一种时髦话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要求婚姻有自主能力，这个要求不仅针对男人，还有女人。“皇后”文秀登报与溥仪皇帝离婚的新闻，这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轰动一时。一夫一妻和婚姻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婚礼从形式到内容也明显接受了新式风习，人们把这种新婚俗称作“文明结婚”，并最终形成现代婚礼仪式的雏形。政令只是一种导向作用，有强制的意味。但是，民初武汉人的婚姻生活，三妻四妾与一夫一妻现象同样存在。三妻四妾者，有在政令颁布以前就是者，也有在政令后出现者。(www.xing528.com)

在具体的吃、穿、住、行、玩领域，对洋货的消费，并不鲜见。开埠之前，外洋货物也有在汉销售者，但数量少，且多限于奢侈品。但是，开埠之后，外洋商品如潮水般涌入，深刻地影响着武汉人的吃、穿、住、行等领域。

在吃的方面，传统的山珍海味已经不能满足豪奢之家的消费欲望，比如在酒类方面，虽然汉口汇集了中国各地名酒，但洋酒成了新宠，啤酒、香槟、威士忌等成了节庆的必选酒类。有鉴于此，一些经销传统酒类的名品店和菜馆，为了满足购买者的需要，也引入洋酒，以资盈利。

在穿的选择上，以前多选择土纱、土布织成的衣物，而洋纱、洋布以其质美价廉，成为购买者的新宠，以致洋布取代土布行销于市。在所穿衣样式上，也多有模仿洋人者。中国传统的男性服装是长衫、大褂，主体形式是前开型的大襟和对襟式样，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两种形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交叉使用，相容并蓄。女子穿上衣下裳式样的较多，男子多穿上下连属的袍衫。辛亥革命后，洋装颇为流行，中山装作为洋装的一种变种，广为流传。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总感到西服式样烦琐、穿着不便，而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又不能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于是，他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样，请裁缝设计制作了一套新式服装，上衣把立领改成直翻领，前身开四个口，装上四个兜，每个兜上加一个倒“山”形的兜盖；裤子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有一个大暗兜。这套新式服装就叫“中山装”。它的最大优点是实用、方便、美观，衣兜里可以放钢笔、笔记本等用品。中山装很快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后来成为民国政府官方的礼服。新式服装的特点是男子上衣下裤，女子为上下连属的裙装。所以，当时女性穿裙子被视为一种开通，追逐时尚的女性还剪短头发，以搭配服装。

在用物的选择上，品类更为丰富。工业化大生产下的铁制品、玻璃制品、洗漱用品、灯具、药品等，不仅给人以美的直观，更给人以心理冲击，给人以“洋人心计甚工”的印象。这些日用品之所以能畅销于市，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物品的设计和生产都能考虑到中国人的用物心理与习惯。比如照明用油，传统的武汉人使用植物油，但是植物油价高于外商产的煤油。煤油价廉，使用也比较方便，所用取代了植物油，成了新的照明用品。武汉市民对于外洋物件的崇尚，本身有追求经济实惠的一面，但是还有虚荣、攀比的另一面。

在住的方面，变迁不仅表现在房子的外形，更表现在其内在。传统的房子是土木建成，窗户以竹木、纸张建构防火、防水等防灾效果不好。洋人在武汉建房，大搞建设，以石砖、洋灰、钢铁、玻璃等作为建筑材料，建高楼、修马路、造歌舞厅、兴学校工厂等。除了建筑本身外，洋人还在建筑内铺设自来水管、安装抽水马桶、拉接电线、点亮电灯。这类建筑及其功能，引发了华人的效仿，盖起了许多洋房和半洋房建筑，创办电灯公司、自来水厂等，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在行的方面，汉口的近代轿业发达，但又被新式交通工具所取代。中国传统是“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15]。可见，在传统的中国出行方式是多样的。在汉口，开埠前后，乘轿出行被视为一种气派的象征，官商、名流皆以此为耀。洋车在汉口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因为在狭窄的街巷人力车使用不便。当汉口整修马路，对人力车队轿业产生了强大冲击。加上马车、电车的运行，轿子被挤压到只能在狭窄的小巷营业。在使用汽车方面，最早在汉口使用的是英国领事馆，后来中国商人阶层逐渐使用，私家汽车成了豪商、势家、政府等的交通工具。

武汉的休闲方式也有变化。武汉作为移民城市，餐馆和旅馆主要为流动人口服务，而茶馆则是为本地市民服务，上茶馆是武汉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武汉的茶馆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扩展。表现在数量上则是武汉茶馆数量的增长。1909 年，武汉茶馆总数为411 家，到1933 年则发展到1373 家。在茶馆的设置和服务上也有提升。武汉茶馆分室内和露天两种，室内茶馆又按等级划分，各等级茶馆有固定的茶客。有些茶馆专为商业群体所设，有些则专为下层劳动者服务。即便是在高等级茶馆中，还专门设有雅座，接待特定客户。就露天茶馆而言，一些是专门为闲暇人群所设。不论哪种层级的茶馆，它都体现出茶馆在武汉市民休闲娱乐中所扮演的角色。茶馆就是个小社会，茶客可以在其中交易、探听消息、看戏、聊天等。

赌博虽是一种不良的城市休闲方式，但在辛亥革命后的武汉并不鲜见。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严禁赌博，国家的威慑确实使赌风在中国得到了遏制，连号称“赌国”的广东赌业也一度停歇。^[16]而民初的禁赌成果，很快随着政局的动荡不定、各地的割据称雄化为乌有。武汉的赌博之风也再次兴起，山东有“狗肉将军”张宗昌好赌，武汉则有省主席何成濬嗜赌。武汉的赌博方式有牌九、扑克、摇宝、“雀战”等形式，其中打麻将更是受到各阶层的欢迎，无论是军警宪特、地痞流氓，还是一般的小老百姓，都痴迷于麻将，确实印证了罗威廉所指的在充满烟草味的“麻将室”里，武汉各阶层人都想去凑个热闹，以至于玩整个通宵的论断。

电影院是辛亥革命后城市消费发展快速的去处。武汉虽在革命前就有丹桂戏院、后花楼影戏院等，提供电影放映，但是数量毕竟较少。辛亥革命后，汉口新市场、光明大戏院、明星电影院等新式电影院的出现，不仅满足了人们看电影的需要，而且年轻人还以看电影为时尚，不论男女，皆追逐于此，出现了所谓“女学生最爱看电影”的说法。电影以其流行且带来收益，致使传统的茶楼也开始放映电影，改变了传统茶园的功能，使得部分茶园以卖电影票为主业，而售卖茶水则成了次业。

民初，武汉社会风俗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两相交织的状态。既有趋新、改良的一面，也有守成、落后的面相，并不是一味地变革或停滞，而是一种复杂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