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要地，武汉的重要地位与历史

武汉经历了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几次大战，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等。因此，武汉成为近代中国城市中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从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至定都天京后发起的西征，武汉均是太平天国要夺取的重要战略目标城市。

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于广西金田，但对武汉城市影响深远。1852—1856 年，太平军先后三次攻克武昌，四次占领汉阳、汉口，对武汉的争夺战，是太平军控制长江中游、争取战略主动的重要部署。1864 年，捻军活动于湖北地区，曾与太平军会师并肩战斗于武汉近郊的黄陂，震动了中原大地。

清政府的作战指挥者，充分认识到了武汉在对太平军战斗中的地位，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胡林翼等人。

1854 年，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并进，谋攻武昌。曾国藩认为，大局的关键，宜堵截江面，攻散太平军的水师，“以保武昌”。曾国藩认为太平军虽然占据黄州、巴河一路，但是最终的意图在于窥伺武昌。“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原因在于，能保武昌则能扼制金陵之上游，能稳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如果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为可忧者。曾国藩令罗泽南来营面商大局。认为“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破，则扼截长江之腰膂，使安庆贼舟不能与湖广相通；武汉破，则雄踞长江之上游，使金陵贼巢百货皆绝其来源，而有日就穷蹙之势。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道，则湖口之与武汉，其轻重亦略相等。而论目前形格势禁之道，则必力争武汉，而后可以保全邻省。能保全完善之省，而后可以规复被陷之区”^[5]。在整个“围剿”太平天国运动进程中，曾国藩执行的是武汉—九江—安庆策略，武汉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6]1856 年12 月，清军占据武昌。武汉被清军夺回，是太平军在军事上由盛而衰的标志，是太平天国由主动到被动的拐点。

清廷接到瑞澂武昌起义电奏后，迅速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南下武汉，力图迅速“剿灭”革命军。但北洋新军不听荫昌指挥，使其无法节制。在袁世凯接任南下北洋新军军事指挥权之前，清军与革命军主要在刘家庙、三道桥一带等展开军事对抗。1911 年10 月27 日，清廷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取代荫昌督师湖北，加强了对革命军的攻势。

为了保卫起义的果实，振奋革命阵营，黄兴、宋教仁等于10 月28 日抵达武汉。清军在袁世凯的指挥下，为了减少伤亡，对汉口采取了“火攻”，焚毁房屋无数，也造成革命军大量伤亡。为了提振队伍士气，革命军方面举行了对黄兴的“拜将仪式”，足见保卫武汉的决心。但是汉阳的失守，反攻汉口的失败，使得黄兴等人提出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的方案。该方案遭到多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张振武甚至喊出了“敢再言放弃武昌者斩”的声音。

孙中山在考虑革命基地时，武汉是重要的考虑对象。“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7](www.xing528.com)

民国历史上，国民大革命让武汉军事战略要冲的位置再次凸显。1926 年7月，由广东北上北伐的广州国民政府军队，一度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迅速地把革命大火烧到了长江流域。然而，在攻取武昌的战斗中，北伐军付出了围城40余天、伤亡巨大的代价。

北伐军在湖北的战斗，可以说在攻取武昌之前，是极为顺利的。北伐军入湖北后，先后夺取了吴佩孚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冲——汀泗桥和贺胜桥，兵锋直指武汉。汀泗桥和贺胜桥之战，吴佩孚大败。后任吴军防守武昌城的刘玉春，就是在汀泗桥被吴佩孚临时升为第八路军总司令。北伐军突破贺胜桥之后，武汉外围也很快被北伐军控制，连三镇之一的汉阳也顷刻为吴军所失。不得已，吴佩孚集合人手，重点防守武昌。

武昌为湖北省会，战略位置极佳，吴佩孚没有轻易放弃。吴任命陈嘉谟、刘玉春防守武昌，以图坚守待援。吴佩孚在自身军力受损的前提下，活动孙传芳和张作霖，试图让孙传芳出兵西进，打乱北伐军的部署。请求张作霖的奉军南下，与吴军共击北伐军。吴之所以不愿放弃武汉，在于武汉为吴统治的核心区域。以武昌作为守备选择，在于武昌为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周回九十里，城凡十门”，城墙坚固，高三丈有余，城外壕沟深二三米，城外地势平坦，易守难攻。^[8]

北伐军方面，李宗仁意图趁吴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拿下武昌。陈嘉谟、刘玉春为吴军善战之将，据有利地形、依托城墙，待北伐军登城之际，以强大火力压制，造成北伐军登城作战士兵惨重的伤亡。第一次攻城未果后，北伐军遂在城外布防，等待其他部队的到来。1926 年9 月3 日，北伐军再次攻击，但仍以失败告终，李宗仁乃采用围困的策略，不想再强攻。

北伐军围困武昌，引发了孙传芳出兵救援，北伐军赴江西作战。孙传芳救援武昌，根本原因在于吴佩孚势力受到巨大的打击，孙欲取而代之，夺取武昌城，是孙实现欲望的重要一步。孙传芳的军队进逼武汉，而北伐军又不能快速攻取武昌。北伐军指挥部遂决定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武昌，其余军队迎击孙军。孙传芳欲解武昌之围，看中的也是武昌的战略地位，却提前使北伐军与孙军交手，加快了孙传芳军政集团的分解。

国民政府定都武汉后，一度以武汉为基地，继续北伐，北伐的对象为奉系军阀。奉军此时是北洋军阀当中势力最强的军事力量，同时控制大权，是奉系史上实力鼎盛的阶段。在从武汉出发的北伐军与从西北进军的冯玉祥军队合力进攻的态势下，奉系选择退回关内，放弃对北京的控制。至此，武汉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达到了一个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