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不仅是省治的中心,也是区域的政治控制中心。近代武汉发生的政治事件,其影响不仅停留在武汉,还波及周边区域,扮演着政治风暴中心的角色。
明清时期的武昌府,被视为是“要、冲、难”之地。武昌“广五百三十二里,袤四百七十二里。北极高三十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二度十四分”,隶盐法武昌道。明代系湖广布政使司治。清康熙三年(1664 年)为湖北布政司治。在清代,武昌为湖广总督及湖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督粮道的驻所所在。汉阳在顺治初,沿明制,属湖广布政司。清康熙三年(1664 年),属湖北布政司。清末,汉阳府治下的夏口厅北有铁路自大智门北经黄陂、孝感、应山等县,与河南信阳州路接,为京汉铁路南段。而汉口所铺设的电线东通九江,西通成都,南通长沙,北通郑州。[1]近代的武汉,是两湖地区,甚至是中国中部的核心区域,发挥着治理与统治两湖的政治功能,成为两湖地区不可替代的要地。
张之洞治理下的湖北,在晚清的各项革新事业中走在了各省的前列。新的教育体系的构建,使武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该体系涵盖幼稚园至大学和留洋教育。在新教育形式的推广当中,旧有的书院,仍发挥着“维系人心”的作用。这种新旧杂糅的教育模式,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一大体现,既想趋新,又要守成。但政治革新却鲜有成果。张之洞一系列“新政”,种豆得瓜,其本意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但实质上却充当了专制制度的掘墓人。

图7-1 武昌起义图
清末,发生在武汉的辛亥起义是近代中国富有深远影响力的政治事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武昌起义的枪声首先传遍了湖北,湖北各县纷纷脱离清政府的统治,组成新的政权。汉川县最先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成立了汉川军政分府。截至1911 年12 月16 日,湖北有11 个县组建了新的政权。这场辛亥政治风暴,不仅仅停留在湖北,还刮到了全国,各省陆续宣布易帜反正。湖南系最早响应,进行改旗易帜、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随后,贵州、云南、四川、山西、陕西等陆续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的政治版图。

图7-2 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昌咨议局(https://www.xing528.com)
1912 年1 月1 日,继承武昌起义果实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现了近代中国又一次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侵蚀了清朝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成为压垮清廷的一根有力的稻草。为了稳固中国的政局、社会的安定,尽早地结束军事战争,建设新的现代化国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达成袁迫使清帝退位,且袁宣布反正后,孙中山保举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的协议。因此,在新政府成立后,袁世凯加紧了行动,清帝于1912 年2 月12 日颁布了退位诏书,使得政权和平地“禅让”[2],过渡到了民国。最终,武昌起义所刮起的政治风暴,暂时地以清廷统治的结束、中华民国的成立告一段落。
民初政局震荡,武汉亦不能置身事外,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致才告一段落。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为了更好地控制湖北,先后斩杀了一些武昌首义功臣,明扶黎元洪,暗中剪除黎的羽翼,终在1913 年让黎交出了湖北督军的位置。随后在湖北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湖北武汉政局动荡,对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1926 年7 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摧枯拉朽,迅速占领长沙、南昌、武汉。11 月26 日,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武汉一度成为风起云涌的政治中心。1927 年1 月,国民政府各机关正式在汉办公。4 月,成立武昌、汉口、汉阳三处合一的武汉市政府,并列为京兆区,武汉成为中华民国首都。

图7-3 北伐军进入武昌城
1927 年3 月,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举行了就职典礼,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武汉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首都地位,通过“宁汉合流”的方式,由南京取代。国民党借蒋汪下野之机,于1927 年9 月在南京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确认了南京为中华民国唯一的首都地位。9 月20 日,武汉国民政府被宣布停止运作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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