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租界是一群“别样的人”生活的一个“别样的地方”。
租界，特别是最初的时候，仿佛是附着在汉口老城厢旁边的一块“飞地”，一个完全不同于汉口老城区的异质文化空间。
这块临江的长方形地段，位于汉口老城的北端，背后临近京汉铁路，整个街区呈带状结构，这块地域分属五国，但在道路交通、市政建设等方面基本是连贯一体的。三条南北向的大街把它们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沿江呈南北走向的纵深长约3600米，东西宽幅约600米，整个区域面积约2.2平方千米。按地理位置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
笔直宽敞的道路、欧式风格的建筑、道路两旁成行的树木、完善的市政设施将租界打造成了一个“异质文化空间”。在这个独立的“异质文化空间”里，各式各样的西式建筑星罗棋布、错落有致，构成一幅迥别于汉口老城的城市文化景观。
民国时期，一位德国女记者当时来到汉口，在她目睹了汉口租界的繁华景象后，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汉口被列强视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而加以建设……现代化的大厦与银行，巨大的仓库，那些美丽的花园别墅和高级旅馆，都是汉口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不管什么时候看上去，汉口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中国的城市，不如说是国际性的都会。”[24]
在当时许多中外士人的眼中，汉口租界堪称是一个现代感十足的“欧洲城市”。
租界作为一个与汉口老城相分割的“异质文化空间”，不仅突出表现在具有异域风情的街道布局与欧陆风格的建筑，也不仅仅表现在其颇具现代气象的市政基础设施，更深刻地表现为：这里有一些新奇的事物和一群“别样的人”，他们的外貌、衣着、语言、举止都与“我们”不同，看上去怪怪的，甚至有些“不可理喻”，很明显，在当时的武汉人眼里，这里是一个在文化上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别样的地方”。
洋行、洋商、西语、买办等就是组成这个“别样的地方”的主要文化元素。
在租界的这种五色杂处、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一类人特别显眼，他们是一群操着熟练或半生不熟西语的中国人，他们终日在洋行与汉口的各大商铺行栈穿梭往来，他们帮助洋行大肆收购土货并从中获得丰厚的佣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租界或汉口繁华的市区置有规模可观的房产，后来，世人将他们称为“买办”。
图6-11 1861 年签订的《英国租界条约》
图6-12 汉口法租界界碑(www.xing528.com)
买办这种特殊的角色从“一口通商”的时期就产生了[25]，广州的“十三行”就有他们的身影，那时他们的处境较为尴尬，在国人眼里，他们是典型的“假洋鬼子”。而到了19 世纪末，中国各个“条约口岸”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汉口租界里，买办成为一个特别而又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率先冲破“华洋”文化藩篱的一群人。
买办是在巨大利润诱惑驱使下突破中外文化藩篱的人，他们冲破了这种心理障碍和文化困境，率先投入到“华洋互市”的行列中，成为华洋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介，买办因此就成为租界里文化身份最特殊、社会活动最频繁的一种角色。
图6-13 1896 年法商在汉口设立的永兴洋行
租界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成分就是洋行。洋行是外来势力、西方势力、洋人势力的象征，它往往与洋人、洋鬼子、洋货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它身上也表现了“华”“洋”之间的差异、对立、不平等，在国人眼里，洋行既具有一种外来的强权力量的意味，也具有一种异己的、另类的文化象征意义。它带来了洋货，也带来了洋人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汉口市民闻所未闻的、陌生的，因而也是充满疑惑的。这是汉口市民遇到洋行时最初的文化反应。
在时人看来，买办是整天与洋人打交道的人，是洋行的附庸，是“假洋鬼子”。因此，也是不同于“我们”的“另类”，人非百无一计，是定然不会从事这种营生的。当然，也决不会跑到租界这种“别样的地方”去安身立命的。买办，至少在当时的士绅们眼里，是十足的“另类”人群，他们既无功名，也无根基，本是不入流的“草根阶层”，士绅们当然是耻与为伍的。后来，随着汉口开埠通商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人们的观念开始逐步发生改变，买办也逐渐摆脱了较为尴尬的文化身份，但“另类”的形象似乎总伴随着他们，若隐若现，挥之不去。
作为表现租界文化特色的象征符号，“洋泾浜英语”也是一种。
“洋泾浜”本是上海的一条河流的名称，后来则指一种语言融合现象。如带有浓重中国方言口音的英语，俗称为“洋泾浜英语”，也就是“中国化英语”。清代，在上海县（今闵行区）的城北郊有一条叫作“洋泾浜”的小河，是黄浦江的支流，它引黄浦江水向西并入周泾，全长不足一千米，在当时水渠交错的上海地区，实在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上海开埠后，情形发生了变化。1845 年，上海道与英国领事签订了《上海租界章程》，规定洋泾浜以北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1849 年，法国领事敏体尼也从上海道手中取得建立上海法租界的权利，规定洋泾浜南岸到护城河之间的土地为法租界。这样，洋泾浜就成了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界河。租界的经济和市政建设发展很快，仅几年的时间，在洋泾浜两岸就出现了许多全新的建筑群，形成了与老城厢很不协调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于是“洋泾浜”就被上海人视为旧城北面租界的代名词。[26]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使用过“洋泾浜”一词，专指上海城北的租界。所谓“洋泾浜英语”就是租界里传播开来的，带有中国口音、上海话与英文混合使用的一种英语。它的出现与租界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是租界与英语的强势文化地位共同造成的一种语言现象。类似的语言现象在汉口租界同样多有所见，如中西杂糅的街道名称，租界里一些组织机构的中文译名，如称洋行的总经理为“大班”，巡捕房的警长为“大保正”“洋保正”，市政管理局为“工部局”，称俱乐部为“波罗馆”，称俄国商人巴诺夫为“巴公”，等等，都属于“洋泾浜英语”或“类洋泾浜英语”。
由“洋泾浜英语”而“洋泾浜现象”乃是文化的一种自然生成过程。
汉口租界里广泛存在着“洋泾浜化”的现象，它是“华”“洋”文化杂糅交融而呈现出的一种特有状态。非驴非马、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土洋相杂，等等，都是“洋泾浜化”的现象。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这种现象到处可见，只不过在租界中，它表现得最多也最充分。
洋行、买办以及“洋泾浜英语”，以它们特有的象征意义，展示着租界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空间”的别样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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