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生活的中西融合与创新

开埠带来了武汉社会的转型变迁，不仅表现为现代大众社会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形成，也表现在武汉城市生活初步呈现出的开放性、西洋化的趋向。

汉口开埠以后，随着华洋互市、中外贸易的日趋繁盛，武汉与西方世界交往日深，欧风美雨浸染日久，洋人、洋货、洋行、烟酒、洋烟、洋装充斥其间，西风劲吹，西式生活、西化做派、西语西学也成为人们竞相仿效追慕的对象，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武汉已具有费正清所谓“混合社会”的鲜明特征。华洋互市、华洋杂处、特别是近邻汉口老城的五国租界已发展成一个全新的独立城市社区，它的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市政设施、文化生活为武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城市样式，强烈刺激进而全面推动了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在租界的示范作用下，汉口的华界日益“洋化”，突出表现为：汉口老城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竞相以“西式”为标榜，建起了一大批仿欧式的洋房；市政规划、市政设施纷纷向租界看齐，趋新慕洋，凡事惟租界马首是瞻。此风之下，汉口的民宅和里弄的建设也趋新慕洋。

紧邻法租界的如寿里、友益街、车站街、长寿里、三德里等处，都是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式的建筑群。1908 年建于武昌的湖北咨议局大楼，即著名的“红楼”，可以说是晚清时代武汉仿洋建筑的杰作。该楼砖木结构，红砖红瓦上下两层，平面呈“山”字形。从风格上看，它借鉴了西方行政大厦、会堂、钟楼的建筑样式，既古朴典雅，又美观大气。

随着武汉三镇洋式或半洋式建筑的逐渐增多，仿洋建筑成为时尚。就连当时给死人祭祀的“冥屋”也改为纸扎的洋楼。对此，《海关十年报告》曾这样评论道：“老城厢和租界一样，新式西洋建筑使老建筑黯然失色。”即使在“官府治所武昌城变化也很大……城内有不少外国建筑和工厂，其中以官方、半官方机构居多”^[8]。

开埠的效应以租界的示范影响为最，它的效应是如此广泛而显著，在它的示范影响之下，汉口，这个传统的商业重镇渐渐显出了现代都市的气象。当时许多来到汉口的外国人，对这座深居内陆却颇为“西化”的城市留下了深刻印象，《海关十年报告》里保留了外国税务官员和游历者对这座城市的观感：

犹如一颗变革的星火飘临武汉，大有燎原之势。1900 年租界内一辆马车，几辆人力车就算得上新鲜事了，现在租界区内人力车发展到1000 辆，汽车7 辆，武汉三镇到处可听到人力车的吆喝，马车在武昌比比皆是。武汉这个大都会，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吸引力之增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园。

每个租界都有自己的邮局，主要用于保持与国内的邮政往来。伦敦经西伯利亚的信函14 天内可以抵达本埠……电话线路上已经装备了现代化的传送设备……在我这份报告刊行的时候，可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电信中心之一。

汉口不仅是华中土产贸易的聚散点，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9]

在外国游历者的眼里，汉口是中国内地最“洋气”的一座城市，租界以及与租界毗连的商业区洋房林立，各种现代时尚的生活在这里流行。美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对汉口“印象良好”，在他的眼里，“汉口像上海及天津一样——三个最受国外影响的城市——比较是有一种现代化的景象。沿着港口，当海潮增涨的时候，列强巡洋舰停泊着，而多种西方建筑的银行、写字间、仓库、别墅及领事馆等，无疑是代表着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企业的纪念碑……”^[10]

20 世纪初，汉口城区由沿河向沿江拓展，紧邻租界的周边城区相继展开了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建设，一个个具有西式风格的公寓小区相继建成，一个个具有中西合璧特点的里弄街巷出现在城市地图上，一座座新式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如影剧院、公园等相继出现，武汉作为一个开放的现代都市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世人眼里，它是当时中国内地最开放最时新的城市，是“东方芝加哥”。在当时江汉关的《海关十年报告》中，“繁荣”“进步”“文明”成为外国税务司们描述武汉的最常用词汇。

城市的变革不仅表现在市政景观上，而且在人们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领域，这种趋新趋洋的特征也十分明显。(www.xing528.com)

汉口开埠以前，绝大多数人穿土布衣袜，“饭稻羹鱼”，住宅均为中式的青砖瓦房，贫苦人则多住棚屋或吊脚楼；出行：远路乘骡马车，近路官员坐大轿，绅商士女都乘小轿，大部分人则肩挑背扛，徒步而行，完全是一副农业文明的生活形态。开埠以后，特别是随着租界的辟建，洋人与洋货联翩而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据地方史乘的记载，清末汉口已有部分人穿戴洋布制成的、甚至西洋款式的服饰，吃进口食品，洋酒、西菜、蛋品、冰块、洋面粉，乃至西药都成为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

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变化最大，煤油灯取代植物油灯，外国化妆品取代胭脂花粉，洋针、洋线、洋伞、洋肥皂等取代土针、土线、土伞、土肥皂等；火柴、钟表、玩具、牙膏牙刷之类的东西广泛进入汉口市民的生活之中。1886 年，汉口“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土针了。英国针、美国针一齐出现在市场”^[11]。

买办富商之家更讲究“西式”的生活，男人西装革履，留着“西洋”分头，说着“洋泾浜英语”，民国初，汉口市民对西洋发型趋之若鹜。当时稍有身份的男士都留着西洋发式，《汉口竹枝词》中这样说：

翩翩捷捷少年郎，不着长衫着短装。

胡蓄威廉头拿破，文明模样仿西洋。^[12]

他们仿效德皇威廉二世，蓄起两端翘起的胡须，发型则是“拿破仑”式或“华盛顿”式的“中分”或“偏分”；再配以西装革履，一副现代绅士的派头就活灵活现了。富贵之家在闲暇时往往出入酒吧、西餐厅，普通市民也以品尝法式大餐、俄国糕点为时尚。当时汉口著名的西餐厅，诸如“邦可”“滋美”“普天春”“普海春”“一江春”等，常常是门庭若市，人流如织。每到周末，汉口不少人家“奉天主耶稣教，每值星期，亦赶会堂做礼拜，人不以为异也”^[13]。周末到教堂做礼拜，俨然成为汉上生活一小景。

教会和外国人士用中文办的报纸受到欢迎。《开风报》《新民报》发行量达3000 份，大部分为中国读者。公共舆论、大众传媒等现代社会的标志性元素开始进入汉口市民的生活之中。^[14]

在时令节气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西方的一些习惯。汉口商人在与外商打交道时，也会用公历（即西历，俗称阳历）。教会和学校的活动，则用“礼拜”安排。

汉口市民们的男女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挣脱“名教”的束缚，抛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词滥调，倡导女子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教育、工作等方面争取应有的权利。在汉口，教会首开女子学校的先例，继而私立的、官办的女学也相继兴办。汉口女子在社交中十分活跃，大方走出闺阁，言谈胜于男子。富商家女子多善应酬，有“老爷不见面，奶奶不认生”之说。^[15]妇女们常相邀结伴出游，进香、赛会、看龙船、游后湖、看戏、赏花，各项社会活动都有她们的身影。“地方稍有盛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饮啖自如。”^[16]

开埠通商引发的城市社会经济变革带来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变化，新与旧、中与西等文化要素交错混杂，使这一时期武汉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一种新旧相杂、中外混融转型的状态，加之三镇本身固有的文化差别，使整个城市的文化风貌既斑驳杂乱，又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