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简史：近代商业革命兴起

开埠带给武汉的第一个变化是“商业革命”的兴起。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武汉的商业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革。从商品的结构、营销理念、营销方式，到商业组织结构、市场结构等均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的实质是武汉的商业活动从传统型的、依赖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形态向着以现代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商业形态的转变。由于这一转变涉及商业活动的许多层面，故此，我们称为“商业革命”。

中国现代商业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它是我国传统商业持续发展与“西方冲击”相互作用的产物。“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列强向我国大量倾销工业品，同时，对我国农副土特产品进行掠夺式收购。所谓“华洋互市”就此展开。在此情形下，我国传统商业开始分化改组，一些传统的商业行业，如主要经营手工业产品的商铺在洋货的冲击下日趋式微，另一些商业行业则通过改变经营方式与方向获得了新的发展。后者在经营洋货的过程中逐步具备了某些现代商业的特征，并从中分离出一些新的商业行业。

上海是近代开埠最早的口岸之一，它也因此成为较早发生商业革命的城市。在洋货倾销与中外贸易发展的刺激下，上海出现了一些专营洋布、百货、五金、西药、颜料等工业产品的新兴商业门类。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五口”中其他城市也先后出现现代商业的雏形。广州“大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商店出售外国食品、肥皂、棉花、火柴、金属和颜料”等洋货。^[1]宁波于1843 年12 月开埠，直接对外贸易很少，主要是从事经上海转口的埠际贸易。福州于1864 年开埠，自1853 年美国罗素洋行直接派人至武夷山采购红茶取道闽江运销福州成功后，福州始成为驰名世界的茶叶贸易中心。洋行买茶，凑集福州，“洋行茶行，密如栉比”。^[2]

与沿海第一批“条约口岸”一样，在开埠以后，西方工业品，尤其是日用工业品开始大量涌向武汉市场，洋纱、洋布、洋油、洋火、五金电料、化工染料等机制工业品接踵而来，给武汉传统商品市场以巨大冲击，引起传统商业行业的分化与重组。同时，大批洋行进驻汉口，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与营销模式，也给武汉传统商业以巨大刺激，于是，从日用百货、布匹棉纱到铁器铜器、五金交化，武汉传统商业行业开始了一场持续而全面的变革，近代武汉“商业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从19 世纪末开始，延至20 世纪30 年代，一场以现代商业替代传统商业的革命在其间时隐时现、时快时慢地进行着。

近代武汉因商而兴，商业活动的繁盛是武汉城市经济的一个首要特征。明清之际，汉口成为“天下四聚”，全国各地手工业产品、农副土特产品在此集中，转输流通。广东的铁器、成药、手工艺品，苏浙的丝绸，松江的大布，扬纱蜀锦，川闽栏杆，北京靴鞋，湖笔徽墨，以及湖广川湘之米，云贵的山货、桐油，陕甘的山货皮毛，皖赣的茶叶等都汇集于此，向四方流通，形成五方杂处、万商云集的内地市场中心。

然而，直至19 世纪80 年代，武汉的商业仍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农业经济结构下的传统商业，这种商业以“八大行”（即传统的八个交易额最大的行业）在整个商贸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为表征。据统计，截至19 世纪80 年代末，汉口年贸易额约为1 亿两白银，其中九成为“八大行”所贡献。如盐行年均贸易额为400 万～500 万两，米粮行年均贸易额约为1800 万两，杂粮行年均贸易额为1800 万两，棉花（含土布）年均交易额为800 万两，食用油年均交易额2300 万～2400 万两，茶叶年均贸易额为1700 万两，药材年均交易额为300 万两，广福杂货行年均营业额为600 万～700 万两。^[3]

19 世纪末，由于武汉开埠日久，华洋互市的加剧，洋货的数量与种类日益增多，武汉商业活动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八大行”为主导的行业格局开始被打破，一些以经销为主、不在“八大行”之列的商业行业异军突起，形成一批与现代大工业紧密相关的新兴行业。洋货行就是这种新兴商业行业的突出代表。洋货行泛指经营所有洋货的商业行业，既包括日用百货，也包括棉纺织品、毛纺织品的批发与零售。洋货的倾销与土货的出口带来了市场的变化，经销洋货最早的行业势必成为商业革命的先驱。例如洋布的经销，最初由经营京广、广福杂货的商店进行，这些商店开始只是“代销”或“兼营”洋货，后来洋布的销路大开，销量急剧增长，洋布行——一种专营洋布的行业就此形成了。日用百货商业也从“京广杂货行”“福广杂货店”“广货行”演变成“洋广杂货行”。这些商行经营进口工业品的比重不断增加，以后它们逐渐从“土产杂货行”中分离出来，成为以经营机制工业品为主的现代百货商店。那时汉口较著名的有“广生裕”“大茂和”“汪怡记”“方义大”“黄谦裕”“胡益丰”等。这些商铺经营的日用百货中，洋货占80%。机织布最初由英国输入，1895 年开始，日本机织布大量输入，逐渐取代了英国在中国市场中的地位，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十几年，外国机织布输入汉口市场约有370 万匹，此后，随着民族纺织业的崛兴，国产机织布与洋布各占市场半数，在此过程中，经营布匹的商业开始发生变化，匹头号——经营机织布的批发商开始出现，称为匹头贩运业或洋货匹头业，并分为湖北、安徽、浙江三帮。后来又出现规模稍小的布匹批发商——荷包匹头号，以及经营机制毛纺织品的呢绒号。^[4]

五金交电行业也是19 世纪兴起的现代商业门类，它与现代机器工业相联系，与中外贸易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华洋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武汉市场上，外国洋行、上海五金商号大量推销现代电器电料、自行车及其配件、汽车配件，汉口原来经营手工铜器铁器的“铜铅号”“生铁号”纷纷转向经营五金交电，使经销对象与方式发生改变。到20 世纪20 年代，武汉新兴的五金交电商业已形成18 个子行业，即五金业、铁业、玻璃五金、白铁、电材、电器、无线电、自行车、汽车材料、电料等。

在经销洋货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新兴商业行业还有西药、颜料等，西药最初由洋行兼营，后来专营中药的商店纷纷以西药为经销对象，时称“西药业”或“西药店”。西药店不同于中药号，它们在设备、品牌、经营管理等方面均以“西化”为特色。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数“大药房”。“大药房”以进口西药为主要经销品种，由各国驻汉洋行率先开设，当时经营西药的洋行有英国卜内门、天祥、老晋隆，德国的禅臣、百邦，美国的慎吕、派德、赉礼，瑞士的罗氏，以及日本的日华药铺、若林药房、丸三洋行、思明堂药房等。1914 年经江汉关报关进口的西药总值70 万关平两（不包括转口的货值），西药贸易业已初具规模。^[5]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与对外贸易的刺激下兴起的现代商业门类，到了民国中期已渐成规模，它们的出现打破了武汉旧的商业格局，传统的“八大行”虽然名称依旧，内部构成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此前，传统商业门类如盐、米、棉、油、茶、药材、杂货、牛皮为“八大行”之主体，至20 世纪初，以匹头业、洋货行为代表的新兴商业在“八大行”中占有显著的位置。而洋货行又包括诸如洋布、洋纱、匹头、呢绒号、五金交电、西药、化工染料等众多门类，因此，洋货行的崛起说明在武汉商业活动中洋货开始压倒了土货，机制工业品压倒了手工制品。这一变化的深刻意义在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传统商业，其主导地位已被动摇，一种新的、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服务于现代城市生活的商业正在形成。

近代武汉商业的更深层次的变革表现在商业活动的体制上，这种体制的变革包括经营方式、商业组织、行业管理等方面。其变化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学习、借鉴、引进欧美现代商业营销模式与组织体制，与现代潮流相呼应，使旧有的商业体制在现代原则上得以改造和重组。(www.xing528.com)

图6-3　洋行商业广告1

武汉传统的商业不少是自产自销、工商兼营，作坊与店铺往往合二为一，边生产边销售，商业活动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商业流通环节缺乏严格的市场规范。商户进货得通过当地牙行向小生产者收购，以不等价交换获取利润。而至20 世纪初，这种情形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武汉的商家纷纷采取西方现代商业经销方式，由商家（行、店、铺、栈等）直接向产地或洋行进货，商家采用经销、代销、包销等方式，在交易中广泛使用抛盘订购、拍卖、分销、联营、跑街推销等方式。在商业活动中细化市场，明确批发与零售的分工，广泛运用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民国时期的武汉匹头业在经营上即发生上述变化，他们往往在上海订货，长途贩运，在汉批发。上海洋行供货商以定期拍卖的形式叫市开行，先由各洋行印成小册子，由上海经手人寄往汉口，最新出的货色，还附有样本送阅。日货匹头则由汉口日商洋行开出行盘，由匹头号前往看货议价购取，付款期或长或短，随时议定。匹头号所进之货入仓，登入总账后，另记入商店的板牌上，称为本号存货一览表，以便购货者进出查看。每日正午，武汉三镇的中小布店和各色买家均到匹头号赶场，看货议价，下午则由匹头号走访布店，联络生意。交易确定后，匹头号经手人书写便条交账房，账房登记送货，由大司务送货上门。售货付款方式灵活多样，多为赊账，付账期长短不一。武汉市匹头业大号谦祥益衡记、谦祥益西号曾于1928 年赴日本设庄进货，与日本厂商东棉、日信、伊滕、吉田直接订购，品种包括洋布、花哔叽、花直贡、花绒布、羽绸等，定购的货物上都印有谦祥益的标记，日厂不得另销。年采购约5 万匹左右，形成大批量经营的态势。^[6]经营进口毛纺织品的呢绒号“鸿彰永”等著名字号非常注意欧美流行时尚的变化，经营呢绒织品讲究花色的新颖时髦，它们以本市的洋行买办、公司行栈职员、富户公馆，以至乐户妓女为经销对象，兼及婚庆礼品的采办。经销方式灵活多样，对老主顾打折、立户头、分期付款，发行五彩精印的礼券，以备顾客送礼之用，还有季节性的大减价、大放盘，甚至刊登广告或散发传单，大肆促销。

20 世纪初，武汉西药商号在经营方式上学习引进国外药房的一些方法，经营品种比较复杂，经营方式也较灵活多样。有的与外商有较密切的业务关系，经销外国名厂名牌药品，店内还设有配方调剂业务，聘请名医在药房内开辟专室挂牌应诊，配方按药价，赠给医生20%～30%的佣金。汉口中央、中英两店，坚持配方业务最长，西药房的业务经营以灵活准确的市场行情和快捷精明的进货手段加快流转，攫取厚利。西药房营业时间一般都很长，方便顾客购买，不少药房设有函购药品、缺货登记、接单送货、代办运输、分装拆零等经营项目，以加强竞争力。

餐饮服务业在经营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经营规模的扩大、花色品种的丰富，以及饮食风格的西化洋化等方面。据《夏口县志》载，民国初年，武汉地区饮食服务业已具备“各色风味，南北筵席”，有鄂、粤、川、湘、苏、浙、闽、京和清真、素菜、西菜等十三个帮口。西菜馆发展十分显著，它们在经营管理上的现代性风格给武汉餐饮、服务业以较大的示范效应，武汉的西菜馆，时称“番菜馆”，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据《汉口小志》记载，1913 年建成的汉口大旅馆新设的“瑞海”西餐厅首开风气，对外经营西餐。此后，一江春、海天春、万回春、普海春、美的、邦可等大型西餐厅陆续开业，它们大多由中国人经营，厨师大多是洋行帮厨出身，服务人员也是中国人，餐馆的设备、餐具均按欧式风格设计，服务方式上灵活多样，主要供应公司菜（份菜和套菜），也供应点菜。西餐馆多做下午和夜间生意，有的送货上门，如“福寿林”西餐馆每星期六将下周菜单分寄给常客，方便食客点菜品尝，体现了现代全新的经营理念。

图6-4　洋行商业广告2

这一时期商店特别注意店面的装潢，商品的陈列也效仿欧美，例如鸿彰永、维新、大成等商店都有宽敞气派的店堂、豪华的柜台、现代新颖的橱窗设计、醒目耀眼的宣传标识。商店还设有茶水座椅、更衣室，以备客人选料试穿之用。大旅店则追求豪华宽敞，20 世纪20 年代出版的《汉口指南》介绍汉口“大旅馆之楼外楼，共四层，楼上屋顶设置庭园山石，俨如平地。新市场计七层，百货咸集，诸观齐归，蔚为大观。且上下均用电梯，颇称便利，人为胜境，真如天造地设”。

图6-5　洋行商业广告3

现代商业营销的广告宣传手段也为许多商家竞相使用，著名的华胜服装总公司以“本公司专向各国各厂定购呢绒绸缎洋货，维新花色”为宣传词。中法大纶绸缎店标榜“本号开设以来，专办国产丝织诸品”，并经营“文明礼服，中西式裙”。显真楼照相馆则宣传本店自创建以来，“三十年，历来应用欧美新法”。宣称该馆馆主“亲赴日本，历访专师，参观名场，实地考察最新的照法，并购东西文书籍，随时参考”^[7]。借以扩大影响，广揽生意。与经营方式的变革相呼应的是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原来传统的商号，如金号、绸缎号、匹头号、洋广杂货号等参照洋行的企业组织形式与管理模式来改造原有的企业组织，将传统的“家族制”“父子班”“夫妻店”逐步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商业企业绝大多数是经营日用工业品的新式行业，到20 世纪30 年代，武汉地区实行现代股份制体制的工商业企业达457 家，其中商业公司占60%以上，约有300 家。还有一些未冠以股份制之名，实际上实行股份制的公司。传统的家长制管理、伙计制管理模式被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制所取代。

“商业革命”的浪潮还波及市场结构，它极大地拓展了武汉市场的辐射范围，以前单一的国内市场扩大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形成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齐头并进的大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