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码头风貌与文化简史

汉口是一个内河港口城市，码头、集市、船坞、港埠构成这座城市的基本物质生活景观。码头与汉口这座城市的关系之深，从它五百多年的成长岁月中，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

揆诸史册可知，汉口的兴起缘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 年）的“汉水改道”。一次水文地貌的变故之所以能造就汉口这座城市的横空出世，原因在于：这次“改道”使汉口在码头港埠方面的潜质充分展现出来了，而港埠水运的优势正好契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节拍，于是它便获得了超常的发展。正是凭着码头功能的全面开掘与极致发挥，汉口的地位迅速蹿升，不过几十年的光景，这个芦苇丛生的江边荒滩一跃而成为“四大名镇”之一。

汉口早期的发展历程表明，码头、集市、港埠、商埠是这座城市一路走来的逻辑里程，换言之，汉口的发展是先有码头，后有市镇；先形成港埠，后形成商埠。自市镇形成以后，汉口的市区就一直围绕着码头而发展，以码头的空间与功能为转移。从“舟中为市”到沿河集市，从沿河集市再到商业街市，码头的分布决定了商业集市的分布，码头构成汉口最突出的城市景观。水运与码头构成这座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论，故谓之“码头立市”，似不为过。

范锴的《汉口丛谈》说得很清楚，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以后，汉口沿河一带就出现了码头^[46]。稍后，从西到东，沿着汉水入江的河段陆续出现大桥口、小桥口、杨家河、老水巷、兴茂巷、大王庙、宗三庙、五显庙、老官庙、沈家庙等码头。清乾隆至道光年间（18 世纪中叶至19 世纪中叶），又先后修建了关圣祠、鸡窝巷、鲍家巷、新码头、流通巷、接驾嘴、龙王庙等码头^[47]。到清中后期，汉水沿岸从桥口至龙王庙已有大小码头35 个。其中较大的码头有8 个，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上说：“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又说“八码头临一带河”。众多码头内停泊着数以万计的船只，形成“十里帆樯依市立”的“船码头”景象。正是这众多的码头造就了汉口作为“四大名镇”之一的皇皇声名，书写了汉口作为“天下四聚”之一的绚丽篇章。

图5-14　汉口码头

汉口码头的这种盛况，清中叶著名的文学家刘献廷有专门的记述，他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更是云、贵、川、陕、湘、桂、赣、豫等省货物转输集散的中心（刘献廷《广阳杂记》）；徽州商人吴中孚目睹汉口码头的繁盛，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此乃“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在当时商人们的眼中，“镇江为银码头，无锡为布码头，汉口为船码头”^[48]。

与此同时，汉口作为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商埠码头的城市景象在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游历者的游记中也有详细的描述。18 世纪中叶，一位法国旅行者来到这里，目睹了汉口码头的繁盛景象，在他眼里，汉口是一个喧闹的世界，这里“时时刻刻都敲着锣，放着鞭炮。试想，五六千只船会合在一起，发出多么可怕的喧闹”。这位法国人接着写道，“河水流入扬子江的交叉点，本地人称为汉口，中国人认为这地方是国内最大的商埠。汉口距海有两千余里，但是江流全程可以航行最大的船只。一队一队航行的船只，到达交叉点时，便分为两批，一批停留在武昌，一帮驶入汉水。这些船只因行业不同，形状各异”。停泊在汉口码头的船只“桅杆上装饰着丝带与旗子，满载着欧洲人所需的茅宁茶、毛尖茶、江西的木材、饶州府的瓷器、布匹、棉货、刀剑乃至夷人走私的鸦片烟，因为任何一个商业繁盛的地方，都必定有很多走私者”^[49]。在这位法国旅行者的眼里，武汉三镇比马赛和里昂还大，船只的川流不息使这座城市每天都像过节一样热闹。

码头成为汉口的经济命脉，码头构成汉口市民社会生活的主要空间，码头也因此成为汉口这座城市最醒目的一个文化符号。在转输贸易、码头经济这种特定人文生态环境的长期作用与影响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行为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并通过特定的语言、习俗、行为、观念、情绪、理想、态度等表现出来，这就是码头文化。

汉口的码头文化与其说带有许多地域色彩，毋宁说带有更多的“社区”特征或“族群”特征。换言之，汉口码头文化主要表现的是人们特定的身份地位与职业活动，以及由此所展现的阶层属性与族群特征，而不是地域性文化特征。码头流通集散、转输贸易的经济活动，码头五方杂处的社会构成，码头以商贾、船主、力夫苦役、帮会等中下层社会群落为主体的身份构成，决定了码头文化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它流变不居、多元混杂、优劣互见的文化特性。

首先，码头流动不居、集散不定的活动特征形塑出汉口人通达灵巧、趋新尚变的行为品性。作为内河“船码头”的汉口，常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是，“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徐明庭校释《武汉竹枝词）；南珍北货，吴船蜀客，咸聚于此。舟车联翩、商贾辐辏，行栈林立，货物山积。人流如织，贸易不息。川流不息的经济活动使汉口这地方以机巧灵活为尚，人们头脑灵活，为人通达，不固执，不刻板，随形就势，因形变化。人人都长于居间贸易、与时逐利，世人以“九头鸟”喻之，委实不为过。九省通衢、商贾辐辏的汉口每天都涌动着商品的洪流，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既引既迁，川流不息。新的面孔、新的商品、新的款式、新的风尚、新的价值每天都纷然杂陈，令人目不暇接。置身于这种通达流变的环境中，汉口人信息灵便，风气开通，见多识广，渐渐养成了对新事物的敏锐反应，对各种新奇事物坦然面对与欣然接纳的态度，以及追新逐异、趋新图变的心理。

其次，码头作为一个社会行为空间带有浓郁的江湖色彩，使得汉口人养成了好武尚力、刚直任侠的行为方式。

图5-15　汉口河岸码头搬运工(www.xing528.com)

码头里帮派林立、岭域分明、以力争胜、好勇逞强、强权横行。与此同时，江湖社会的宗法门派观念、侠义精神也表现在码头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江湖是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社会，它远离秩序和法制，强权、暴力、帮派是支配社会活动的主要因素，江湖社会呈现给人们的是赤裸裸的暴力与强权。具体地讲，在汉口码头中，各种势力的相互敌对、帮口的林立，以及弱肉强食、蛮横粗暴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这些现象和行为使汉口人饱览社会竞争的残酷，习染所及，渐渐养成了争强好胜、负气逞力、尚武好勇的强硬作风。

翻检史料，不难看见，汉口大大小小的码头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场所，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描述，诸如：“生意行分三百六，同行要比别行强。行凶打架天天有，霸道无如踩石坊。”再如：“码头大小各分班，划界分疆不放宽。”又如：“横冲直撞途人避，第一难行大码头。”

汉口有名的宝庆码头、新安码头、咸宁码头等，这些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宗法色彩的地方，当年都有一段血腥的经历。在汉口人的集体记忆中，码头是“打”出来的，“打码头”既是人们的自固之道，也是人们的处世之方，表示以强硬的手段巩固自己的地盘，抢夺他人的地盘。“打码头”的方式很多，武力无疑是其中最常见、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大到帮口之间地盘的争夺，小到挑夫力役之间分差的纠葛，最后都要以武力解决。从单打独斗到集体械斗，码头上的暴力冲突天天在上演，几无宁日。流风之下，汉口人渐渐养成了负气使性、逞强好斗、蛮横粗野的强硬作风，以及划地自雄的江湖痞子习气。直至今日，武汉人仍有遇事不冷静，动辄恶语相加，甚至大打出手的特征，从中即可看出码头习性的孑遗与影响。

在码头这个江湖之中，为人任侠豪放、做事劲朗刚直是人所景慕的品行，重诺守信、重友好义的侠胆忠骨也蔚成风尚。同在一门，亲若手足，生死与共，安危相仗。当然，这种侠义之气是以同一群体为界限的，不同的帮口派别，那就视若仇雠，不在侠义之列了。按地方史所载，汉口这地方的“名士”寥寥可数，而“侠士”“义士”倒不在少数。码头文化所带有的江湖习气流风广远，即便今天的武汉人，身上都多少带有几分“豪气”。在外地人眼里，武汉人讲义气，够朋友，古道热肠；武汉人“有味口”，很大气；武汉人不示弱，不退让，作风强硬，敢作敢为，脾气来了，天王老子也不怕。这种行为做派自然与码头文化的长期浸润密不可分。

第三，码头多元文化社区的特征孕育了汉口人开放兼容、崇实尚利的社会心态。

九省通衢的地理区位和转输贸易的经济活动使武汉成为五方杂处、中外交汇的地方，码头是各色人等汇聚的场所，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码头于是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社区。

在码头这个多元文化社区，人们孜孜于各自的目标，求财竞富是第一要务，彼此的差别与分异已不重要，码头生活的流动性、驳杂性磨炼出汉口人宽厚包容的文化心理。人们对林林总总的方言俚语早就习以为常，对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也司空见惯，南珍北货、吴语蜀风都能虚怀以待。西北的面食、江南的糕点、淮北的花鼓、巴蜀的太平词、徽帮的祭祀、闽粤的风俗在此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多元文化的长期并存使生活在汉口这一大码头的人们对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早已了然于心，文化的畛域之分、雅俗之别在这里荡然无存，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汉口这个新的家园形成了新的文化认同，大家彼此包容，各竞其功。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心态使汉口成为一个各种文化争奇斗妍的百花园，也成为一个各类文化竞相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这里有气势巍峨的山陕会馆，雕梁画栋的新安会馆，简洁明朗的广东会馆，还有万寿宫、绍兴会馆、宝庆码头、咸宁码头，等等，以它们为中心构成一个个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社区。这里既有“冲人一阵葱椒气”的山西商人，着装“爱缠红白线”、举止文雅的徽州商人，也有说话蛮语粗声、怀抱“赤膊小儿”的山东流民。这里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城市充斥着大量的流动人口，各地方言、各种生活方式、各类年节习俗、各式饮食风味都汇聚于此，形成“杂有川广吴越风”的城市文化面貌。食有苏馔西肴，住有青石小巷与石库门，言有粤语吴音，乐有徽调秦腔，礼有汉祀与徽祀，多元驳杂，五彩斑斓。

汉口的市民来自四方，经过一番文化磨合而形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彼此对汉口这座城市的认同早已超越了狭隘的地域范围，汉口已成为他们共有的家园，这种从“移民”到“市民”的文化历程使大多数汉口人形成了开放包容、从容大度的行为心理，他们不保守、不固执、不排外，擅长求同存异，习惯于“和而不同”的文化氛围。

汉口所创造的许多物质文化产品和精神产品无不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产物，“汉汾”、汉剧、汉绣，乃至于“汉话”，都是如此。“汉汾”酒是借鉴他人、加工改造的典范。它虽仿自山西，却自成一格，是一个典型的杂交品种。又如“皮黄腔”，它是汉口独有的戏曲品种，却兼具东西两地的戏曲元素，它一方面吸取了汉水上游西秦腔的声腔特点，形成早期的“西皮”，又吸纳了徽调“二黄”的唱腔，“西皮”与“二黄”在这里经过融合，最终形成带有汉口自身特色的“皮黄腔”^[50]。

明清以来的汉口商贸繁盛，但政治地位却长期被“边缘化”，而这种政治上的“边缘身份”使它在某种程度上能从传统文化的藩篱中游离出来，孕育生长出带有浓郁商业精神与市井气息的码头文化，并因此成为汉口城市文化的一大特色。

码头的驳杂、商场的繁华、市井的喧嚣，加之政治地位的尴尬使汉口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次生地带”。汉口市民较少受封建等级观念和宗法伦理的束缚，“四民”之分与“本末”之辨也不是那么执着，没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人们“惟贸易是视”，孜孜于货殖贸易、与时逐利。人们敏于逐利，娴于贸易，工于算计。在长期频繁的商务活动中养成了商业本位意识和灵活通达、崇实尚利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

通达灵活的行为方式与崇实尚利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不仅将汉口人培育成商场上的行家里手，而且启蒙了他们的“现代意识”，使他们较早地具备了对城市事务高度关注的参与意识和民主自治意识。自明清以来，汉口的市民就是一群有主见、敢参与、善竞争的人，是一群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离经叛道、“伤风败俗”的人，而正是他们，使汉口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