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简史：汉正街与汉口商业文化

康熙年间，汉口镇的重心从水口南岸转移到北岸，街道依傍水面兴筑，稠密且繁华。发展到乾隆、嘉庆时，人们已觉得汉口的“坊巷街衢，纷歧莫绘”，“街衖重重，难以缕纪”^[25]，其中最繁华最著名的莫过于汉正街。

汉正街原名正街，又叫官街。汉阳府同知署驻正街附近的四官殿。乾隆九年（1744 年），正街铺条石路面，同治四年（1865 年），又加修两个沿河关口码头：新码头、万家码头。1926 年后，正街改名为汉正街。

图5-11　汉口汉正街

图5-12　清代汉正街

汉口正街早年寺、庙、庵、堂、会馆、公所等比比皆是。如宗三庙（在今中山巷）、武圣庙、老官庙、五显庙、沈家庙及绍兴会馆、湖南分馆、淮盐公所、金庭会馆等。明清官署亦多有设置在此者。如仁义巡检司署（在今杨家河正街）、通判署（在今至公巷）、淮盐局（在今武胜路口）、行台署（在今遇字巷）等。清雍正五年（1727 年）后汉阳县在汉口设仁义、礼智两巡检司。

旧汉口镇商业上八行为商号行钱，其聚合点设在沈家庙，下八行为手工业作坊。据《汉口丛谈》记：俗称八大行，即盐行、茶行、药材行、什货行、油行、粮行、棉花行、牛皮行。汉正街自明清以来，西段粮、什货、油、棉各业较多，东段以药材、参燕、金银行业为主；中段百货、布匹、山货、海味、纸张等业居多。

除了“上至硚口，下至接官厅，计十五里”^[26]的汉正街外，明清时期的汉口大小街巷纵横交错，沿汉水贯穿汉口全境的有河街、堤街、夹街、后街等，这几条主干道大体基本平行，其他则纵横交错，有以地名命名的沔阳街、黄陂街；有以生产行业命名的衣铺街、打铜街、白布街、草纸街、芦席街。总之，称之曰街者一共有23 条，而称之为巷的有64 条。又有原来兴筑时留下以便于发生火警时组织灭火的空间，也发展成为街衢，人们习惯称之为“火路”，有新火路、大火路等名称。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汉口市区已经突破袁公堤的限制，早已由上、下15 里扩大到上、下30 里，沿汉水向内推，大体到达中山公园一线。此时的汉口镇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27]的繁华商业区，而辅助于繁华商业区的后湖一带，成为汉口市民的游乐场。人们在这里经营起数十家茶楼酒馆，市民来此品茶、饮宴、行医、卖药、卜卦、杂耍……总之是“医卜星相，百伎咸呈”^[28]。

与其繁荣的商业相适应，明清时期的汉口也形成了有别于武昌、汉阳独特的商业文化特质。

第一，俗雅交融的生活情趣。

作为一个商业都会，汉口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汉口丛谈》曾作如是描绘：“汉口街道宽平，尽铺磐石，五方杂处，客旅居多，词云：‘石填街道土填坡，八马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干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这种“本乡人少异乡多”现象的出现，是商业贸易发达的直接后果。《嘉庆汉阳县志》说：汉口“廛舍鳞次，民皆事贸易，盖地当天下之中，贸迁有无，互相兑代，故四方商贾辐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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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清代流行汉正街一带的银票

汉口的移民成分除外省商人外，主要来自本省周边农村破产农民和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其中尤以黄（陂）孝（感）人为多。据史料记载，汉口城市最早的移民可能就是黄孝人，“汉口黄陂街在明嘉靖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孝人也。盖黄孝与汉口之关系，实先见于此”^[29]。清代前期，因汉江水患而破产的潜江、两阳、天门、汉川等地难民大量流入汉口，有的从事手工业，有的运输货物，或为轿夫、车夫、舟夫，等等。由于这些地区人口移居过多，而且早期都集中居住一地，因此形成黄陂街、沔阳街、咸宁码头等移民痕迹甚重的地域性街道、码头名称。

以黄孝移民为主体的农村移民的文化素质构成和地方文化对汉口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使都市文明中过多地保存了乡野文化遗风而难以升华。这种局面本来可以借助更高层次的移民潮流予以冲击和改造，无奈由于汉口本身城市功能和地位的限制，加之一江之隔的武昌以汉口所没有的优势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移居汉口的只能是文化素质相对低劣的商贾摊贩。关于这部分人的文化素质，早在清中叶，就有人作过十分精彩的描绘：“汉口东达吴会，西通巴蜀，是以瑰货方至， 贿纷陈，鬻良杂苦，既引既迁。居斯地者，半多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故会馆公所之名，野墅琳宫之号，楹帖榜额之文，悉皆从俗，未能雅驯。至于金石碑碣，明以前无考，后亦寥寥无可录者。”^[30]正因如此，汉口商业文化中首要的一大要素即是“俗”。

“俗”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井细民欣赏情趣的俚俗化。在汉口街头巷尾之中，瓦肆勾栏之间，设场买唱地方小戏，摆摊围圈耍弄民间武术杂技十分活跃，构成一幅低吟浅唱、百态纷呈的繁华而杂乱的市井文化画卷。“挂灯壁上宣歌本，拄杖街心唱旧闻。半是码头为首领，手拿签字逗钱文”，“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爱听，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31]。市民对通俗文艺的兴趣，虽然有对封建正统说教文学冲击的一面，也因此滋生了像楚剧这样后来登上大雅之堂的地方大剧种。但是，当时市井细民在欣赏情趣上不仅停留在这些俚俗小调上，而且许多人还表现出对有诲淫诲盗内容戏文的浓厚兴趣。如早期黄孝花鼓戏（楚剧前身）之所以被官方查禁，固然有维护封建正统道德的因素，戏文大多浪语油腔、关涉风情诲淫也是实情。因此，一些戏班常选择在偏僻地带半夜开锣演出，以避官方查禁，一般市民均趋之若鹜，争相观看。其他戏曲也莫不如此，“月琴弦子与胡琴，三样和成绝妙音。啼笑巧随歌舞变，十分悲切十分淫”^[32]。封建文人的记述可能有偏颇失实之处，但在商品经济畸形发达的近代社会，市民对这种低级趣味的文艺形式和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倒是不难推测的历史真实。

然则令人称奇的是，汉口商业文化中亦有“雅”的一面，而这则归功于汉口的商人群体。汉口的商人大多为外来客商，部分接受了传统的封建教育甚至有的乃是秀才出身，这就使得他们在经商之外的文化生活具有浓厚的士人化特征。“昔年汉上盐鹾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宴）所，镜槛晶窗，洞房杳窱，咸具竹石花药之胜。且半临后湖，可舒远眺。白云漾空，绿荫如幄，斜阳返映，影动于琉璃屏户间，宛若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前辈风流，犹可想见。数十载来，已成《广陵散》绝。盈亏之怅，其何能已？”^[33]

因此，与不少低俗、奢靡的富商相比，明清时期商人的文化生活具有一定的士人化特征。乾隆初年，“鹤关为汉上寓公，其风心雅兴……文酒声歌，迭主坛 。同时元白门笔尤超越，领袖诗盟，四方名士，萃集一时，可谓盛矣”。^[34]但是应该看到，汉口商人这种“雅”的精神生活的层次总体上还较多地局限于风花雪月，与传统意义上的士人阶层的文化生活还是有显著差异的。

第二，崇奢尚靡的审美情趣。

汉口素有尚奢之风，康熙《汉阳府志·舆地志》记载：“汉镇旧来繁华，今侨居仕宦，商贾富家，多以服饰炫耀，逮下走亦穿绸缎，侈靡极矣。”《汉口小志·风俗志》也说：“汉镇水陆珍奇，舟楫捆载，靡不备至。每一宴会穷极丰腆，不独侨宦，富商亦然，虽中产之家，亦勉强循俗。然虽务外饰而内实鲜积藏，至有以典春衣以为之者，盖亦习俗使然也。”这种奢靡之风发展到清中后期愈发炽烈，叶调元在其《汉口竹枝词》中有云：“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黯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百姓，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35]与商人们的奢华生活相适应，汉口的饮食、服务业非常发达。比较有名的酒楼有苏馆、西馆、鹤鸣、金谷、会芳、五明、聚仙等，其中鹤鸣园档次最高，“座头明洁，器具精良、冠服之士觞咏为宜”^[36]。时人描述：“银牌点菜莫论钱，西馔苏肴色色鲜。金谷会芳都可吃，座场第一鹤鸣园”^[37]。总之，奢靡已成为一种风气，中产之家也争相模仿，以致“每一会宴，亦穷极丰腆”。

之所以如此，与汉口繁华的商业市井生活及由此而生的趋利的市民心态有关。作为一个重商业、轻农工的消费型商业市镇，涂饰行为遍布，虚荣之心炽烈，大富商们争奢斗富，小商贩们追奢求富，市民们羡奢慕富，多种因素交织，使追求奢侈虚靡成为当时汉口市井文化的一种普遍审美趣味。

第三，重利开放的社会风习。

商业的繁荣使得重利趋利成为当时汉口普遍的社会风习。“汉镇市民，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38]。当时盐、米、茶、银钱等行业的利润很丰厚，于是汉口市民争相从事这类行业，“一包盐赚几厘钱，积少成多累万千。若是客帮无倒账，盐行生意是神仙”^[39]。另外，汉口市民的婚嫁生活中也可看到他们趋利的心态。“楚人嫁女利为罗，不管新郎鬓发蟠。要戴金珠穿锦绣，更无妯娌与公婆。”^[40]

清中后期汉口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使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受到极大冲击，这种冲击在当时汉口市民的道德观念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最突出的就是妇女逾越封建礼制，在道德观念及行为方式上表现出罕见的开放。当时汉口的妇女“大方全不避生人，茗碗烟筒笑语亲。几句寒暄通套语，舌尖透出十分春”^[41]。女子逛茶馆都成了一种日常消费行为。“后湖时有妇女结伴闲步，倦即愒坐茶寮，唤烟呼茗，不以为嫌也。”^[42]“望湖泉里听笙歌，半是衣冠半绮罗（指代妇女）。歇着数乘空轿子，惹他门口聚人多。”^[43]妇女出游成风，“热闹场中总到临，莫教豪兴让男人（原注：汉有游女，余风未殄。烧香也，看会也，龙船也，下湖也，看戏与看花也，地方稍有盛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饮啖自如，一任轻浮子弟评肥量瘦，眉语目挑，恬不为怪）”^[44]。令封建士大夫发出“习俗如此，内政所以不修”^[45]，无可奈何的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