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方史志编修：湖广和湖北两类编撰对象，明清时期多本问世

随着武昌取代荆州、襄阳成为湖广教育文化中心，湖北、武汉地方史志编修蔚然成风，诗文、笔记亦有名篇问世。本土学人如郭正域、洪良品、陈诗、杨守敬等都做出了贡献，外籍旅汉人士，如章学诚、范锴、胡凤丹等也卓有建树。

明清编修地方史志之风大盛。湖北、武汉之有地方志，肇始明代。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的地方史志编修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以湖广地区或湖北省为编撰对象，如《湖广图经志》《湖广通志》《湖北通志》等，另一类则主要是以武汉为编撰对象，如《武昌府志》《汉阳府志》等。

明清两代，武汉作为湖广区域行政中心及湖北省城所在，编纂了多本有关湖广地区和湖北省的地方史志。明正德、嘉靖间，修成第一部大型《湖广图经志》，之后在明清间又相继修成《湖广通志》《湖广总志》多种。《湖广图经志》有20 卷，明正德嘉靖间由吴东湖、周来轩编修。明嘉靖元年（1522 年）由薛纲修纂、吴廷举续修的《湖广通志》亦是20 卷。明万历四年（1576 年）徐学谟主持修纂了98 卷的《湖广总志》。到了清代，此类志书的修纂同样是不绝如缕。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徐国相、宫梦仁、姚淳焘修纂80 卷《湖广通志》。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迈柱、夏力恕、柯煌等人亦修纂了120 卷的《湖广通志》。到了嘉庆九年（1804 年），吴熊光、陈诗等编纂了100 卷的《湖北通志》。此外，清代章学诚还有《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检存稿四卷。杨守敬编纂有《湖北通志》，不分卷，仅存三册。洪良品编纂有《湖北通志志年》36 卷。在如此众多的志书中，最令人惋惜的莫过于章学诚主持编纂的《湖北通志》。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 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 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历史学家。其父名镳，乾隆八年（1743 年）进士，乾隆十六年（1751 年）任湖北应城知县，章学诚随父至应城，时年十四岁。自此之后，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及其方志学理论与实践都和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仲冬，经周震荣介绍，章学诚至河南见巡抚毕沅，欲借其力编《史籍考》。毕沅待章学诚颇厚，第二年遂开局编《史籍考》，由章主持其事。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秋，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年底，章学诚到武昌督署投毕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六月，毕沅在武昌水陆街择一公馆，出其经训堂藏书二十万卷，让章学诚编书。此年毕沅编《续通鉴》，章襄助其事，并继续编《史籍考》。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章学诚修《麻城县志》，次年受任编《湖北通志》。此后几年中，他还修有《常德府志》《荆州府志》。

《湖北通志》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脱稿。三月中，乾隆巡幸天津，毕沅入勤，由湖北巡抚惠龄（蒙古正白旗人）主其事。惠龄不喜章学诚之文，其他谗毁章氏者也甚众。校对员陈熷乘机大驳《通志》全书之不当，以为宜重修。惠龄赞赏其议。及毕沅回省，令章学诚答复陈议，章著有《驳陈熷议》一卷，《辨例》一卷。不久，毕沅因湖北白莲教案降补山东巡抚，章学诚也离湖北。湖北志稿终为陈熷所驳，呈尚书处二册也被人删削，面目全非。《湖北通志》竟为流俗所阻，不行于世。直至一百二十多年后吴兴刘承干刻印《章氏遗书》，残存的《湖北通志》检存稿、未成稿才收入其中。据此两稿，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所修《湖北通志》力破旧俗，别出心裁，创造了省志新的义例。在体例上，《湖北通志》以本志、掌故、文征本“三家之学”，立为“方志三书”，此为主；又“编考据轶事琐语异闻别为丛谈四卷……附于三家之后，不以累经”，此为次。章学诚所主修的《湖北通志》，梁启超曾誉之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22]。金毓黻先生撰《中国史学史》，对章学诚史学有更全面的评价。其论曰：“章氏之于方志，不仅坐而言之已也，如所撰和州、亳州、永清、天门诸志及《湖北通志》，皆能以其义例，实现于著述之中，可谓能实践其言矣。又有进于此者，章氏所撰诸志，纪传表考……诸体略备，一如正史，以树方志为史之规……章氏所建立之方志学，具有别识通裁成一家之言。”^[23]

除了湖广地区志书及湖北省志书之外，明清时期武昌、汉阳两府所修志书亦不在少数。明清两代，武昌城作为省、府、县三级治所，产生过许多种方志，《湖广武昌府志》是清康熙年间武昌府唯一一部府志。该志“资料翔实，书中山川、民俗、田赋、人物等志中有关近日武汉辖区事颇多，可为考武汉史者研究”。它还如实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实际状况，价值较高；有些资料，涉及历史上的重要题材，更显难得。如反映武昌城经济繁荣的史料方面，《田赋志》所载当时税款中有“田房、当、铁、茶、酒、牙帖、盐帖”等，见证了当时市场发达、行业众多的场景；《兵事志》述及左良玉掠武昌城三昼夜，足见武昌已是三楚财富的集中地。全书共26 目，12 卷，由时任武昌府知府裴天锡主持修纂。

汉阳在明清两朝编修了府、县志和地方小志十几部志书，其《汉阳府志》共有5 部，府志中最早的明宣德《汉阳府志》已佚，现存嘉靖、万历、康熙、乾隆4 部《汉阳府志》，保存着丰富的历史资料。(www.xing528.com)

图5-10　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

万历《汉阳府志》在明清汉阳府志中有承上启下之功。该志体例和观点，有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全书有19 处“某某曰”的议论文字，指陈时事制度之利弊得失，颇多精言。比如，有人认为由于经济上的联系，黄陂县和孝感县应归属汉阳府管辖，清康熙时果然实现。其中提到“孝感、黄陂去伊（指承天府——安陆府）府治三百里，界汉阳仅数十里，士民称便，兼以汉口黄陂街大率黄、孝人也。……今黄孝田属汉阳士民者居半”，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汉口城市圈已经有了雏形；同时，汉口黄陂街也在400 年前名震遐迩，并首次登录于史志之中。

乾隆《汉阳府志》是“康乾盛世”的志书佳作，翔实载述了清朝乾隆年间汉阳府（包括汉阳、汉川、黄陂和孝感四县）境域的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等各方面情况，收录了《汉阳北极地图考》《汉口北明旧碑记》《王公堤记》等许多珍贵的资料。清乾隆《汉阳府志》共有50 卷，分为6 类，一是天文，二是地理，三是礼仪，四是经济，五是人物，六是文化。清乾隆《汉阳府志》在分类序次方面颇具特色，其凡例载：“如分野、极度，固是天官本类，而五行变异，亦天之垂象，以示吉凶，故亦附于天官；地以博而职载，故日地舆。今志汉阳，必先明汉阳经界，而后可考上下古今之事，故先疆域而后沿革。又次城池、公署，而先于山川者，辨方定位，以建民极。民极建而后可察山川，相形势，著关隘、津梁、乡里、村镇、堤防、风俗、古迹，以见古今区画之是非损益，以示将来也。建城设险，而兵防在焉。羽书传命，置邮为先，故驿递附之。列史诸志，必修礼乐，盖所纪者，一代所制之礼，所作之乐，以彰示典常。”清乾隆《汉阳府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当时汉阳府及所辖汉阳、汉川、黄陂、孝感四县的自然、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夏口县、汉阳县、江夏县、黄陂县等志书亦不在少数，有《汉阳县志》9 种，《江夏县志》6 种，《黄陂县志》3 种，《夏口县志》《汉口小志》各1 种。还有《黄鹄山志》《大别山志》《灵泉山志》《宝通寺志》《长春观志》《沙湖志》《鹦鹉洲志》《汉口紫阳书院志》等专志十多种。与志书相媲美的还有辑录湖北历史文献和散失旧文的《湖北旧闻录》。此书由陈诗编纂，凡46 卷，为类书。编者以十年之功，从各种典年第籍中辑出有关湖北之史事，按全省各府、州、县进行编次，举凡地理、建制、山川、文献、名胜、人物靡不收录，为研究湖北历史重要的工具书。陈诗另著《江汉书院志》《湖北金石存侠考》《湖北方域志》等多种。

值得注意的是流寓武汉三镇的各方才俊，无不关心武昌大区域行政中心、文教中心地位的提升和汉口作为中国四大名镇的崛起，流寓武汉三镇的官宦、商家、文人学士不乏博学多才之士，为武汉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种流寓集结、转客为主的现象，是武汉作为移民城市的反映，也是武汉巨大的文化吸纳功能的表现。

胡凤丹（1828—1889），字月樵，浙江永康人（今属浙江金华）。清末著名的刻书家和藏书家。咸丰六年（1856 年），胡凤丹以贡生官兵部员外郎，同治五年（1866 年）出任湖北候补道。次年主持湖北崇文书局。光绪三年（1877 年）归田。湖北崇文书局，共刻书300 多种。胡凤丹共刻书237 种，其所编《大别山志》《黄鹄山志》《鹦鹉洲小志》享誉江城。由于搜罗较全，考证亦精，后世研究地方志学者多有沿用。如对江夏鹦鹉洲消失和汉阳鹦鹉洲来历，基本采用了胡凤丹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