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简史：府学县学与科考名人

图5-8　旧武昌贡院校址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文教事业比较重视，这就使得武汉地区的府学县学较为发达，得中科举者相比唐宋时期亦有了极大的增长。

明朝自开国后，对学校教育极为重视。武汉地区的府学县学迎来了传统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一是府、县两级官学相比前代设置更为齐备。明代的武昌为湖广布政司会城，又是辖九县一州的武昌府府治，还是江夏县治所在。布政司不设学，故武昌只设有武昌府学和江夏县学。汉阳为汉阳府治，倚郭有汉阳县，故汉阳也设有汉阳府学和汉阳县学。据方志记载：武昌府学在洪武初即于宋、元旧学基础上重建，设在黄鹄山下。江夏县学在洪武初年由教谕沈浩然始创建于黄鹄山北，后移至平湖门内归厚坊，弘治十一年（1498 年）再移于凤凰山下。汉阳府学则在洪武初年就由知府程端在宋代汉阳军学的旧址上重建，设在汉阳府西凤栖山麓。汉阳县学在洪武初年创建，起始设在汉阳南纪门，正统八年（1443 年）并入府学，万历十三年（1585 年）予以重建。与两宋时期相比，除了武昌府学、汉阳府学外，明清时期的武汉地区增设了江夏县学和汉阳县学。二是在官府的大力支持下，府县官学得以不断兴建和维修。明清时期，科举成为唯一的官员补充手段，而举子主要是来源于地方官学，故而地方官员不得不特别给予注意。武昌府学洪武初重建后，天顺、弘治、正德年间先后由巡抚白圭、布政使张敷华、知府沈炼、冒政等相继维修，直至明末毁于战火。江夏县学初创在黄鹄山北，洪武九年（1376 年）移至平湖门归厚坊，因其环境“喧嚣秋隘”不利于学习，弘治十一年（1498 年）又迁筑于贡院之凤凰山下，其后在弘治十八年（1505 年）、正德二年（1507 年）、嘉靖年间（1522—1566 年）先后三次维修。汉阳府学在洪武年间再建后，分别在成化十四年（1478 年）、弘治年间（1488—1505 年）、嘉靖十二年（1533 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由六任汉阳知府先后六次修葺，直至明末毁于战火。汉阳县学于洪武初年（1368 年）创建于汉阳城南纪门，永乐年间名儒赵弼为县学教谕，大力宣讲理学。正统初年（1436 年）由于火灾，汉阳县学化为一片灰烬，后因财政紧张、无力重建，不得已于正统八年（1443 年）将县学学生全部裁革，并入府学。直至万历八年（1580 年），汉阳士子肖良有中会元，其后在殿试中又榜眼及第，在他的倡导和敦促之下，万历十三年（1585 年），汉阳县学复建于旧址。万历十五年至二十年（1587—1602 年），在时任汉阳知县管宗泰、陈尧钦，汉阳知府傅道源等人的主持下，对汉阳县学进行了拓修。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汉阳县学又毁于水灾，甚幸的是，一年后就由汉阳知府舒体震重建，万历四十年（1612 年），汉阳知府马御丙再次修葺，直至崇祯末年（1644 年）毁于战火。三是贡院的修筑。武昌在明朝是湖广布政司会城，统辖湖北、湖南两省，故而两省生员乡试必须在武昌府进行，故而贡院由此创设。贡院始创于正统时（1436—1449 年），建在武昌城北凤凰山下，起初全都是板屋，成化七年（1471 年）维修，万历元年（1573 年）布政使施尧臣等始易以瓦，崇祯十五年（1642 年）提学高世泰进行了增修。四是明代武昌亦有由宗藩主持的进行皇族教育的“宗学”。明朝初年，宗室子弟不允许科举入仕，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楚宗武冈王朱显槐“上书条藩政，请设宗学，择立宗正、宗表，督课亲、郡王以下子弟，十岁入学……三载督学使者考绩，陟其中程式者全录之，五试不中课则黜之，给以本禄三之二，其后廷臣集议，多采其意”^[15]，正是因为朱显槐的建议，万历年间朝廷明确规定宗室子弟十岁入宗学，若宗子众多，则分置教师，在宗室中置宗正、宗副以管学事，宗子入学者每岁就提学官考试。后来，又令宗学生员一体乡试。明代的武昌一直是楚王宗藩坐镇之地，自开国至明末，楚王府历八代传九王，号称天下四大藩封之一，楚宗繁衍不下万余人，楚宗宗学虽未有更多记载，但宗学的存在和繁盛可想而知。

图5-9　旧武昌贡院明远楼

清代明后，其学校制度基本上完全承袭明代的制度。武昌府学仍在明代旧址，因地方财政拮据，直至顺治十四年（1657 年）才由湖广总督祖泽远、巡抚张朝珍、布政使徐惺修葺，其后又历经雍正十年（1732 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六十年（1795 年）、嘉庆八年（1803 年）、道光十五年（1835 年）等五次大规模的扩修与维修。江夏县学与武昌府学一样，仍依明代旧址而建，顺治年间由江夏知县张芸修建，后于康熙、嘉庆、道光年间先后六次维修。汉阳府学则在顺治六年（1649 年）由汉阳知府傅应星重建，但因财力不足而中辍，并未完全筑成。顺治十六年（1659 年），继任汉阳知府杨必达始继续筑成。后又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嘉庆八年（1803 年）两次修葺。汉阳县学在明清之际因兵灾而毁，直至顺治十四年（1657 年），仍然是“废址颓然在灌莽间”，由汉阳知府邱俊孙、县学教谕凌建奇组织重建。后又在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修缮。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时期的汉口因政治地位的提升（升格为厅），故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地方政府修建夏口厅学宫，其位于汉口长堤街大观音阁，有大成殿，名宦柯，东西庑等，还有教署、训导署、射圃等建筑。

除此之外，清朝的官学亦呈现出与明代不尽相同之处。一是当时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教育经费投入，故而校舍的兴建维修主要靠地方官员挪地方财政收入、官员捐俸、官员牵头集资和地方富户捐款等方式。二是明末清初长期战乱，社会十分残破，直接导致清初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极为紧张。不仅京师国子监的修复晚，地方学宫的兴建也晚，从国子监到地方学校生员一开始多在各自家中自学，继而就形成了生员不必在校和“终岁不与学官一晤”，学校很少有师生之间的教与学的活动，武汉地区亦是如此。三是清代的学校不纯粹是学堂，实际上可说是一座庙堂，摆满了神龛，有孔子及其弟子，有前代圣贤名家，有本地的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甚至节妇、烈女，教官不过是这块领地上领取糊口薪俸的祭主，生员不过是为了领取膏火尤其是为了取得乡试资格，不得不来此顶礼膜拜的信徒。

正是因为明清两代武汉地区府学县学的高度发达，加之作为湖广会城的政治地位所在，也是湖广的文化中心和举行乡试之所，明清时期武汉地区涌现的和被选拔的人才大大超过了前代，这些人才对湖北、武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也大大超过了前代。特别是明嘉靖以来，有人才辈出之势。这与嘉靖皇帝从湖北钟祥入北京承大统、接帝位有关。嘉靖帝即位后，在钟祥建皇陵，尊其父为兴献帝，将钟祥升为承天府，带动了整个湖北地区的升格。故王葆心说：“嘉靖朝，吾楚人才最多，因之发皇盛大，并记载楚故之运，乘之迭出，争胜一时。”^[16]

在科举考试中，明代江夏、汉阳科场取中者，据民国《湖北遗志》选举志所列表，其数量之多，甲于全省，仅灵泉一地即有数十。其中佼佼者莫过于明万历年间的“江夏七贤士”：熊廷弼、贺逢胜、郭正域、吴裕中、董暹、任家相、艾斐。在这七人之中，名气最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熊廷弼。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白，号芝冈，江夏人。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刻苦强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考中乡试第一名，次年中进士，授保定推官，将被税监王虎冤枉缉拿的人员全部释放，并上撤矿疏，因其才能被擢为监察御史。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熊廷弼受命巡按辽东。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以兵部右侍郎代杨镐经略辽东，召集流亡，整肃军令，造战车，治火器，浚壕缮城，守备大固。天启元年（1621 年），努尔哈赤攻破辽阳，再任辽东经略。与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退，广宁失守。沦为囚犯的他又不幸陷入党争，因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且与东林六君子也关系匪浅。并传言杨涟弹劾阉党的奏疏就出自熊廷弼之手。后为阉党所害，天启五年（1625 年）被杀，并传首九边。他本是一个力挽东北边事可以大用的文武全才，结果命运却十分悲惨，因朝臣中的阁臣、枢臣、抚臣拉帮结派进行争斗，造成种种障碍，使他不能施展才干，最终落得传首九边的悲惨下场。《明史》曾云：“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才，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假使廷弼效死边城，义不反顾，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广宁之失，罪由化贞，乃以门户曲杀廷弼，化贞稽诛者且数年！”

贺逢胜（？—1643），字克繇，江夏区纸坊人，与熊廷弼同受业于督学熊尚文。家境贫困。曾任应城（今属湖北）教谕。万历四十四年（1816 年）殿试第二名，授翰林编修。天启年间，官至太子洗马；后因触怒魏忠贤，被削职。崇祯九年（1636 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加太子太保，改职文渊阁，因不愿与魏忠贤同流合污，拒绝魏的拉拢贿赂，被罢官回江夏。

郭正域，江夏人，万历十一年（1583 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东宫讲官，历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掌翰林院事。他博通载籍，勇于任事，在关于楚王真伪问题的“勘楚”事件中，敢于大胆指陈楚王朱华奎的伪迹，不过从此他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为此，遭受宰相沈一贯的诬陷打击，后辞官归里。著有《黄离草》一书。

吴裕中，号磊石。土地堂四房湾人。官至督察御史，成为皇上的“进言官”。由于不满魏忠贤的党羽和次铺宰相丁绍轼，吴上疏弹劾魏忠贤结党擅权，魏知道后，在紫禁城午门外将吴用廷杖打得血流如注，肉烂骨碎，吴终被活活打死。当吴被打得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时对左右人说：“我才上了一份疏，还有三份，请你们帮我送给皇上，这样我才对得起死去的先皇。”他死时只有41 岁。崇祯即位，得以昭雪，追赠太侍卿，谥为忠烈公。

董暹，字长驶，号苏伯。土地堂下屋董人。提学广东，官至都察院御史，以布政史致仕卒。著有《白社集》一书。任家相，字白甫。任过福王讲官。著有《云龙集》一书。艾斐，号天游。新窑人（今安山乡柯张艾家湾），曾任明代知州。(www.xing528.com)

明代的汉阳科举人才辈出，最著名者莫过于万历八年（1580 年）的榜眼萧良有。萧良有，字以占，号汉冲。性早慧，有“神童”之称。11 岁为郡诸生，17 岁应省试中副卷，15 岁发科，始参加科举考试。后参加会试，成为榜眼。萧良有榜眼及第的牌坊民国初年尚在汉阳县学西。后授编修，迁至侍讲学士。张居正爱惜萧良有的才华，想招至门下，被婉言谢绝。推行改革的张居正死后受到权贵攻击，官秩被削夺，家产被抄没。萧良有为张居正抱不平：“江陵非奸相也。”他教学生严格考课，使莘莘学子严于律己。史局15 年，负公辅之望，自阁部卿寺以至台省，凡关于国家大计无不向他咨询。常上书议论时政，遭到时忌，给事中叶继美弹劾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侵六部之权，愤而辞职归家。

清代武汉的科举更是人才济济，中进士者不在少数，榜眼和探花更是榜上有名。武昌府在有清一代出了两个榜眼和一个探花。陈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探花，祖籍蕲州（今蕲春），寄籍江夏。字玉生，一字芝楣。道光初年任松江知府。当时南运河淤塞，江南漕粮难以北运，陈銮参与创办海运漕粮。用船900 余只，两次运米160 余万石。每石运费仅用银4 ～5 钱。海运漕粮获得成功，并沟通了京、津、沪三大埠的海上交通。后任苏松太道，募集民工疏浚吴淞江口，并在黄浦江上设置救生船。在江苏藩司和江西巡抚上，重视水利建设。在江夏仿范仲淹做法置义田义庄，以救贫穷。湖北发生大水灾时，他曾捐俸银数千两助赈。后署两江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官署巡阅河道，劳累过度，卒于任所。

欧阳保极，清咸丰十年（1860 年）榜眼，字用甫，号星南、桂生，湖北江夏人。清咸丰十年（1860 年）庚申恩科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提督河南学政，以翰林院编修出任河南学政，右、左赞善，南书房行走。光绪元年（1875 年）出任广西学政。光绪二年（1876 年）官至侍读学士衔，詹事府赞善官职。

何金寿，清同治元年（1862 年）榜眼。宇铁生。曾任编修。清同治九年（1870年）督河南学政。光绪初年山西大灾，疏请简派大臣巡查赈务，并于天津设粜运总局，得旨允行。光绪五年（1879 年）授扬州知府。当时正值灾荒，农业歉收。他运库借款，赈恤，创办典质之法，准灾民将耕牛质钱度荒，共收耕牛400 余头，次年听其备价赎牛，不取利息，使农民得以及时播种。有一次城内当铺失火，市民大哗，有趁乱劫财者。何金寿下令滋事者照本赔偿，众人立散。1882 年夏又发生旱灾，他打着赤脚到处祷雨，中暑卒于任所。遗嘱勿受商人赙赠一钱，因此贫丧不能归，遂葬扬州。

汉阳府则在清代出了两名大学士，即康熙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和咸丰年间的体仁阁大学士叶名琛。

吴正治（1618—1691），字当世，号赓庵。清江南休宁临溪（今安徽休宁）人，寄籍湖北汉阳（今湖北武汉市）。从小聪敏颖异。9 岁能写一手好文章，13岁应童子试连获郡邑第一名。顺治六年（1649 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屡屡升迁，康熙二十年（1681 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吴正治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时，顺治帝曾多次来馆巡视，见他才思敏捷而深为赏识，不久即提升正治为国史院编修。顺治十五年（1658年），朝廷特选15 名有德能的翰林官外用，吴正治名列其中，并被授以职要权重的江西布政使司参议一职，分管江西南昌道。有一回，他到所辖府州去巡视，见狱中囚犯甚多，问明多为被非法囚禁及久拖不决之人后，便当即一一究问原委，无罪者均予释放。吴正治在江西供职不足一年就迁任陕西按察使。不久，又奉召回京，被晋升为工部侍郎，又调任刑部侍郎。时值法律严峻，大兴连坐法，百姓苦不堪言。江南有绅士200 多人因族人拖欠了赋税而受累，无辜被捕入狱，喊冤无门。吴正治到任后，上疏朝廷力陈废除连坐法中“一人犯法逃亡，十家连坐”的条款，使许多无辜百姓得以大赦。《清史稿》为其立传，并赞誉他“所至以清廉执法著称”。

吴正治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成为当朝宰相而参与内阁机务之后，曾奉命领衔修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三朝圣训》《大清会典》《平定三逆方略》及《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吴正治因完成上述五部清史的修纂而建功，受到康熙帝又一次嘉奖，并被加封为太子太傅。由此后人都称吴正治为“修史宰相”。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吴正治恳请告老还乡，得到恩准，如释重负，耄耋之年终于过上了清静悠闲的生活。“退食少尘事，疏篁惬远心。门无俗客到，时有暮蝉吟。密叶侵阶绿，幽香入阁深。那知炎暑厉，移榻就清明。”这首《种竹》诗，正是他“新编杂体诗，或制闲居赋”的暮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四年后，吴正治在家乡病逝。康熙皇帝深为珍悼，特赐谥号“文僖”。

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出身医药世家叶开泰。叶名琛在少年时就“以诗文鸣一时”。不到18 岁，他就考取贡生，这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不到40 岁，他就被提升为广东巡抚。咸丰二年（1852 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叶名琛在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 年不食异乡粟米绝食而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气节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时人评价叶名琛骂者居多，“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但也有在叶死后写挽联执公允之论的，“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除了两位大学士之外，汉阳府在清朝还出了一位榜眼，即熊伯龙。然则熊伯龙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不仅仅是他的榜眼，更重要的是他的哲学思想。

熊伯龙，字次侯，号塞斋，别号钟陵，湖北汉阳人，约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卒于清康熙八年（1669 年）。清顺治六年（1649 年）中进士，任国子监祭酒、内秘书院侍学士等。他是清朝首次科举考试（1649 年）的榜眼，“博学，工诗古文词，制义尤精。与刘子壮齐名，世称熊刘。所为古文雄浑雅健，在陈廷敬、张玉书之间。诗直抒胸臆，五言古体，尤有太古之音。性谨厚。自少至老，手一编不置。历官二十年，恂恂如诸生。不妄交游，不立崖岸。易篑时，唯以不得泽被生民为憾。”^[17]清人谓熊伯龙“精字母反切之学，知西洋天文算法，又能通佛经、解翻译。……宋人理学，晋人清谈，兼而有之”^[18]。在当时，他以善作八股文著称，并对书法、弓马、琴棋等均有研究，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清史稿》也说：“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嘉庆汉阳府志》亦载：“其（熊伯龙）才学深得顺治、康熙二帝赏宠。著有《谷诒堂全集》（一名《熊学士诗文集》，均见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凡诗291 首，文78 篇。”

但这些“学术成就”的价值和影响都不及一本《无何集》。《无何集》全书14 卷，前12 卷，选辑《论衡》的“神怪祸福之说”，兼录其他古书中的有关资料，并加以自己的评论。原名《论衡精选》，又名《无何集》。“无何”语出《荀子·天论》：“云而雨，何也？无何也，犹不云而雨也。”《无何集》是一部比较系统地破除宗教迷信，批判神学唯心主义，公开宣扬无神论的资料汇集。该书可谓是自《论衡》后，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集大成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熊伯龙编著《无何集》的宗旨在于劝世人不要受惑于神怪祸福。他认为自然界及其秩序是自然而然的，天是自然的，没有意志，不能干预人事，“灾异非天戒”，“祥瑞非天祐”。人的富贵贫贱、寿夭祸福不过是“偶然之遭遇”。他认为所谓圣王受命于天，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他肯定精神依附于形体，说“人老而血气自衰”，死则“精神升天，犹火灭随风散；骸骨归土，犹薪炭之灰在地”，否定人死为鬼的谬论。

他还批判了佛教的彼岸世界说，认为佛教宣扬“来世”，“疏漏畔戾而无据”。所谓“天堂地狱”是不存在的。他否定道教的神仙方术，说“血肉之躯，安能长生不死？”熊伯龙揭示了有神论的认识根源，指出鬼神观念是“思念存想所致”或“疑心所生”。他依据天神天帝的图像状如古代帝王的事实，说明人们根据自己的形象塑造鬼神。他还概括了一条与有神论斗争的经验：“凡言神言鬼﹐姑勿辨其妄；就其说而诘之，其理必穷。”同时，他还努力从神学产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学，说：“凡托鬼神敛民钱者，皆奸人射利也。”

熊伯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发挥王充的无神论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于熊伯龙和《无何集》中所阐发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不少人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阎百诗说：“予上下千古，自汉以前，得一大异人，曰王仲任（王充字）；自汉以后，得一大异人，曰熊次侯。”^[19]刘黄冈说：“钟陵作《无何集》，千载而后，定当与仲任齐名。”^[20]吴云溪说：“《无何集》一书，非大有识见者不能作，非大学问者亦不能作。不读此书，生只算醉生，死只算梦死！”^[21]在他们看来，熊伯龙及其所编《无何集》是与王充及其所著《论衡》一样齐名于世的。

《无何集》一书初步写成于顺治十七年初夏（1660 年）。在他生前，这部书一直没有刊行，只有他的朋友何省斋、刘子壮等少数人读过手抄本。《无何集》在熊伯龙离世125 年之后，他的六世孙熊培仁的挚友衡衡子看到这本书的手抄本，惊叹地说：“真千古异书也！”“急为开雕”。这样，这一部几遭淹没的无神论哲学著作，才于乾隆五十九年春（1794 年）在湖北刊行。在《无何集》印就之前半年，熊培仁已去世了，他也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出版。《无何集》问世131年后，湖北沔阳学者卢弼先生借得北京大学藏本，于1925 年予以影印，这是《无何集》一书第二次刊行。《无何集》第三次刊行，是在全国人民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的1979 年，由中华书局整理点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