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开始，特别是进入清代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长江流域，这种趋势则更为明显。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棉纺织业中心，长江中游则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性粮食生产基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即为最好的明证。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贸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清代前期，长江流域上中游航运商路都有重大突破，商路、航线的通行开始向上游拓展，市场的范围逐步扩大，地方性市场渐次兴起，全国性的大市场也逐步形成，重庆、长沙、岳阳等城市逐渐成为长江流域最负盛名的商业性城市。
汉水发源于陕西大巴山系，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湖北境内，在武汉龟山北麓注入长江，全长约1497 千米，是长江最大的支流。然则今日汉水的入江口是明中期成化年间（1465—1487 年）形成的，距今不过500 余年。在古代，汉水的入江口是多元、分散性的。先秦、秦汉时期，汉水主要注入云梦泽。“南北朝时期是汉水下游河道的基本形成时期，在汉水下游析出一沌水，连接汉川的诸湖泊，注入汉阳、汉川、仙桃交界的太白湖，最后在沌口注入长江。”[1]唐宋时期，古云梦泽消失，汉水在武汉上游形成了诸多的入江口，呈现出散射状水网之势，造成了众多水口同时入江的水文景观。“在明朝成化年间以前，在汉水下游众多的入江口中并不存在一个很稳定的水流量大的入江口。换句话说，汉水靠近入江口的一段不存在长期稳定的主河道。”[2]到了明成化年间，汉水入江口一改散漫、多元的特征，固定“经蔡店、临嶂山、郭师口，又北出大别山后，南入于江者”。[3]这种根本性的质变，主要是由两大因素造成的[4]：一是自然因素，各种地质构造运动使得汉水下游水文形势发生巨大变迁。明朝时期，古云梦泽早已消失不存，大量冲击泥沙淤平了众多湖泊，使得汉水逐渐归拢，水道渐归一统；二是人为因素，明朝初年推行招民垦荒政策，大量移民垦荒占田，人进水退，使得汉水在人为构筑的挤压下，被约束成一支较强水流进入长江。加之流民对汉水上游荆襄山区的开矿、垦荒，大量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加速了汉江下游沿线湖泊、沼泽及水口的堰塞，并最终将汉水入江的多口集中于一口。
图5-2 汉水改道示意图(www.xing528.com)
正因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明成化年间，汉水下游主河道入江口在龟山北麓形成，汉水入江口就此稳定下来，从此结束了汉水下游河道迁徙不定、入江口多元散漫的历史。汉水改道与入江口的确定以及当时长江流域商品经济的繁盛，给武汉三镇特别是新兴的汉口镇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最终直接促成了武汉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崛起。
因汉水水文形势变迁而形成的汉口镇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和航运条件，使其在明清时期后来居上，一跃成为长江中游、汉水流域乃至整个中国最亮丽的一座商业城市。成化年间，汉江入江口附近已有商船来此停泊，市场开始出现。正德元年（1506 年），汉口与长沙一起被确定为湖广漕粮交兑口岸。嘉靖四年（1525 年），汉水口北岸（今汉口一侧）已有房屋630 间，南岸（汉阳一侧）则有651 间，由于人口的增加及商贸的繁盛，嘉靖年间汉阳县在这里设置了汉口镇及汉口巡检司以加强管理。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汉口居民已达1395户[5]。万历年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口岸，后又成为“楚商行盐”的总口岸。漕粮和盐运的刺激，使得汉口快速繁荣起来，居民人数不断增加，至明末居民已达近万户。汉口镇迅速崛起，成为与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齐名的四大名镇之一。不过此时最繁荣的并非今日之汉口一侧，而是在今日汉阳的一侧。其后，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和自然灾害的冲袭，加之汉水北岸袁公堤的修建为汉水口北岸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腹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汉口”逐渐开始专指汉水入水口北岸。
清朝初年，在经历长期的战乱后，汉口镇逐渐复苏，后经康乾盛世的发展，汉口以一个新兴的商业市镇在全国乃至东亚脱颖而出，可谓“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6]据雍正十年（1732 年）统计，仅湖北一省，每年销售淮盐即达到了三十五六万引，加上湖南的盐引，共为774137 引，全部由汉口转运，年吞吐量达到2.6 亿斤。到乾隆时期更高达90 余万引，年吞吐量达到了3.3 亿斤。[7]除了淮盐之外，粮食、竹木、纺织品、茶叶、棉花也是汉口镇商品市场上的重要商品。商业的繁盛，带来了人口的激增。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水口北岸人口已达33209 户，99381 口；嘉庆十八年（1813 年）人口则达到了36926 户，129183 口。此时的汉口，商业发达，人口众多，街市繁荣，“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8]清朝三位诗人写的同为《汉口》的诗句中也可反映当时汉口的繁盛。康熙年间的潘耒写道：“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朱甍十里山光掩，画鹢千樯水道遮。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笑余物外无营者，也泊空滩宿浪花。”[9]查慎行则云：“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人言杂五方，商贾富兼并。东西水关固，上下楼阁迥。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两江合流处，相峙足成鼎。”[10]吴淇说：“雄镇曾闻夏口名，河山百战未全更。竞流汉水趋江水，夹岸吴城对楚城。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梁园思客偏多感，直北苍茫是汴京。”[11]而康熙年间的刘献庭对汉口镇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则做出了最精到也最精彩的描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12]
汉水改道，汉口析出，更是直接改变了武汉的城市空间格局，武汉由“双城并峙”而成为“三镇鼎立”，并一直延续至今。自隋唐时期武昌、汉阳双城并立以来，武昌、汉阳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两城作为行政中心的级别亦是不断上升。清初武昌仍为湖广会城，汉阳设汉阳府，是府、县两级行政中心所在，汉口则设巡检司，由汉阳县管辖，财政关系上则直接隶属于武昌，其税收由武昌府同知代为征收。明清时期的武汉三镇在行政建制上并未形成统一，而是各有所属、各自独立发展，然则行政建制上的分治不能阻碍三镇之间经济的联系和人员的流动，三镇之间交往频繁，渡船很多，渡江的船费仅需铜钱五枚，而过河（汉水）的船费仅需两个铜钱，时人形容为“去船来桨纷似蚁”。不管在行政建制上政府是如何分治三镇，在实际中明清时期的武汉三镇已成为长江中游流域重要的区域政治中心、水运交通中心和工商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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