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仁夫与问津书院的影响

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在汉民族集中居住的广大内地采取了“柔化政策”，尊孔崇儒，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断断续续地实行了科举制度，利用汉族的士大夫与儒生，重视政治思想和教育文化的控制。元代尤其注意保护学校教育，鼓励推行书院制度，以安抚汉族的知识分子，缓和汉民族的反抗情绪。

南宋灭亡后，元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派人招揽亡宋一些名儒与文臣入仕元朝，以图安抚人心，曾授龙仁夫为陕西等地之儒学提举，但龙仁夫辞避不赴任，乃隐居黄州黄冈县西北的孔子山麓（在今武汉市新洲区东部的旧街镇黄林乡黄林墅境内），筑书社于此长期讲学。

因《论语》中孔子周游列国至楚国，孔子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典故而得名。^[17]始建于西汉年间的问津书院，距离今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史称中国最古老的“大学”，曾与东林、白鹿洞、岳麓等著名书院齐名。问津书院（亦称孔子庙）是湖北省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儒学历史建筑，也是湖北省境内最大的孔庙和书院。这是全国唯一以“子路问津”的典故而命名的古书院。

据史料记载：“孔子河、孔子山在黄州东一百二十里，相传孔子自陈蔡适楚，至此问津。”^[18]公元前164 年，汉文帝立刘安为淮南王，立都六安，邾县（即今武汉市新洲区）为属。约在公元前164 年至前122 年间，治所庶民在邑孔子山附近耕地时掘出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孔子使子路问津”七个秦隶大字。刘安遂命在发掘地建一亭，将石碑立于亭内。同时，在孔子山傍孔子河滨修建孔庙祭孔，并征召学士在庙内讲学著书。时有伏生、申公、夏侯、欧阳等学者常聚集于此。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历代帝王将相对孔子的尊赐，孔庙也相应受到了地方官吏和儒学们的高度重视，多次对孔庙进行了大规模的募捐修缮。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 年）时任豫州刺史毛宝、唐武宗会昌二年（842 年）黄州（即今武汉新洲区邾城街）刺史杜牧、南宋荆湖制置使黄州太守孟珙等，以及明、清各级官吏相继参拜过孔子庙，并不断对其进行扩大改建^[19]。

唐会昌二年至四年（842—844 年），杜牧任黄州刺史时，改建邑孔子庙，命庙名为“文宣庙”，并在此“兴学教士，立庙先圣，一时家循孔教，人诵儒书”，使之后来演变成“庙学”（私学），达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0]。杜牧也就成为在楚黄利用孔庙讲学的先驱之一。湖北书院在宋代尚属草创阶段，南宋末年湖北共有书院八所。楚黄孔庙（庙学）有朱熹、张杭、吕祖谦、蔡元定、孟珙等大儒士、官吏先后到此讲学，至南宋末年，孔子山孔庙已成为名重一时的讲学之地。史载孟珙任黄州太守时亦在此立庙设学，作屋千间，以居游士。

入元后，元朝统治为了笼络人心，同时为了征服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除时时舞弄手中的刀剑外，在文教方面主要采取“遵用汉法”的政策。为了诱使大部分汉族士大夫对元俯首称臣，则采用严禁军民侵扰孔庙、免儒士徭役和尊孔崇儒的政策。并大力推行程朱理学，使元代书院一时获得较大发展。至元末，“湖北共有书院23 所，黄州路4 所”，孔子书院（即问津书院）在列^[21]。

南宋度宗九年（1273 年）二月，宋将吕文焕在襄阳兵败降元，变节充当元水军前锋，顺汉水及长江东下，攻阳逻堡、鄂州、黄州等州县。一日，在江州琵琶亭与亡国流落江湖的宋末湖广儒学提举龙仁夫不期相遇，于是，设宴庾公楼。龙对吕降元极为愤慨，席间赋诗曰：

老大蛾眉负所天，忍将遗憾付哀弦。

江心正好看明月，又抱琵琶过别船。

讥讽吕氏降元，使吕惭愧不已。后来龙仁夫拒绝元朝授予陕西儒学提举之职，遂绝意仕途，侨居黄冈（今新洲）阳逻。度宗十年（1274 年）十二月阳逻堡失守，龙仁夫随即在旧街孔子河畔过着隐居生活，并利用孔庙立院讲学。龙特邀江西名儒吴澄以及楚黄名士吴应澍、董敬中等往来会讲，问津讲学之风至此大开，龙仁夫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22]。清代翰林陈大章有诗云：

往事麟洲迹久讹，讲堂犹系宋山河。

凭将一掬西台泪，洒作千秋正气歌。(www.xing528.com)

这首诗在回顾讲学书院历史现实的同时，极力讴歌了龙仁夫的民族气节。

元末明初，陈友谅率农民起义军攻占新洲邾城，并称帝邾城。后朱元璋在新洲打败陈友谅，孔庙书院一度毁于战火。之后经过地方官吏儒学多次复建修缮，但其总体规模较小^[23]。

龙仁夫创建的书院距离黄州府治与黄冈县城较远，可以摆脱元官府的控制。书院选址在孔子山麓的孔子祠庙旁，亦足以明《春秋》尊王攘夷的宗旨，当时人曾称之为孔子书院，后因书院的院址迁于附近的孔子河岸，即传说的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又改名为问津书院，明清学者便尊龙仁夫为问津书院的开山祖。

孔子书院起初其书舍的规模不大，往往在其旁边的孔子祠堂中向远道来听讲的学者宣讲。元明崛起的问津书院由于扩建，办学规模与生徒增多，便参照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的洞规，建立和完善问津书院的教学与规章制度。如规定每月十五日聚会一次，即开展小型的学术交流活动。

问津书院自创立起，讲学是其最重要的活动。问津书院讲学肇始于龙仁夫，“问津书院自龙麟洲先生创兴讲席，讵今三百余年，流风余韵，瞻溯无从”^[24]。龙麟洲先生，即龙仁夫，首开讲学之风，并延请其好友吴澄、董敬中和吴应澍讲学问津书院，“（龙仁夫）与西山吴应澍、参政董敬中及乡里草庐吴澄友善”^[25]。龙仁夫与吴澄是元代著名的儒学家，他们讲学问津书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龙仁夫精通儒学，特别擅长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之学。换句话说，龙仁夫尤精于程朱理学。龙仁夫不仅倾慕程、朱，而且决心要以程、朱思想为旨归，“以为己之立身之本，以下学上达为进道之阶。外之穷理以廓其志，内之持敬以树其本”^[26]。在问津书院讲学之时，龙仁夫正是发挥这种“下学上达”之精神，不遗余力地宣扬程朱理学。对于龙仁夫这种讲学之精神与贡献，其好友刘岳申高度概括为：“讲学南北之交，独擅江黄之誉。其精神足以感召，其义气足以呼号。己退老孔山之上，逃潜颜巷之中，亦偶然之邂逅。岂执着为艰劳。四方来者，或以公为河汾，或以公为东坡。而公于其间从客酬酢，又未尝厌楚而效曹。逃盖公之学，贯穿理数，出入王霸，迂儒瞽生固不足匡略其万一，而达人大观亦何以许折于秋毫其里^[27]。”时人将龙仁夫誉之为隋末大儒王通（河汾），可见其儒学造诣非同一般。“逃盖公之学，贯穿理数，出入王霸”是刘岳申对龙仁夫治学的最好评价，正是这种远离黄老之学（盖公之学）、贯通儒学道统的治学理念为闻津书院的讲学奠定了基调。

吴澄是元代大儒，和龙仁夫是同乡，二人又都崇尚程朱理学，故龙仁夫邀请吴澄讲学问津书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教育思想上，吴澄将国子学分为经学、实行、文艺、治事四大门类，亦即四科。“经学”包括研读《周易》《尚书》《诗》《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等书；“实行”包括践履孝、悌、睦、姗、任、恤等伦理纲常；“治事”则包括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统诸方面。这些思想在问津书院的讲学中得以弘扬，并对问津书院以后的讲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龙仁夫在黄冈孔子山麓讲学的同时，还潜心钻研学术与儒家典籍。他著有《周易集传》，原书有18 卷，佚10 卷；尚存8 卷，上、下经、彖、象传尚完具。其书于每卦之下，各分象变辞占，虽大旨根据程、朱，而于卦象、爻象反复推阐，颇能自抒心得。故元史称其“多发前儒所未发”。^[28]

关于孔子书院与问津书院的关系，根据《古今图书集成》等历史文献记载：宋亡元初，龙仁夫隐居黄冈县西北孔子山麓，于其居室创建的孔子书院，与孔子河畔的问津书院旧址相距不远。到了明代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地方绅士萧继忠等将龙仁夫居室（亦即黄冈“孔子书院”）迁移于孔子河畔，并扩建问津书院，尊龙仁夫为问津书院的开山祖。从此，龙仁夫创建的黄冈孔子书院遂与相距不远的问津书院合二为一。

黄冈问津书院脱胎于孔子山麓的孔子祠。南宋末年忽必烈曾统率蒙古大军攻阳逻堡，邻近阳逻的孔子河一带亦遭兵燹。元末徐寿辉建立天完政权与陈友谅建立大汉政权时，与元兵和朱元璋的军队又曾鏖战于这一带，孔子祠及孔子河畔的问津书院也遭到破坏。所以明代东林党魁邹元标（1551—1624）写的《问津书院碑记》中云：“问津书院，自宋元以来，代有（孔子）祠，久而圮……明季黄州太守王公捐俸倡修之，祠先圣（孔子）并扩建了问津书院”；“至书院之设，始有龙仁夫”。明清及民国修的地方志皆认为问津书院在（黄冈）县西北九十里孔子河畔，元龙仁夫讲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