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前，官府基本上未在州（郡）县设立官学。唐及五代在少数地方出现了书院，但在武汉和湖北地区却鲜见。到了宋代，全国各州（郡）县地方的官学与私学教育空前发展，湖北各州、县设立官学的已超过30 所。官学的发展带动了私学的繁荣，尤其是两宋讲学之风渐盛，宋儒不同学派之间相互争辩，书院逐渐兴起，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等。宋代湖北书院共十所：东山书院（荆门）、义学书院（嘉鱼）、相山书院（咸宁）、南湖书院（鄂州）、东山书院（武汉）、公安书院（公安）、南阳书院（江陵）、河东书院（黄冈）、新溪书院（蒲圻）、南湖书院（仙桃）。宋代书院教育的勃兴是教育发展的重大特点，书院的主讲者往往是著名的学者，如朱熹亲自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与揭示》，奉“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为宗旨，建立了教学和管理制度，并受到其他书院的仿效与参考，且为尔后明清涌现的许多书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南宋宁宗时，朱熹的女婿黄干被任命为汉阳知军。黄干学问渊博，此前他曾应邀到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学，甚至在竹林精舍还代替朱熹做“代即讲习”。黄干来到汉阳做知军，汉阳当时连起码的设防城垣都不具备，黄干在任期中，为汉阳与鄂州是“鄂汉唇齿，吴蜀咽喉”的战略地位而大声疾呼，为营建汉阳的城垣而奔走。不过，由于他本身是学者，还是重视兴学的。他在汉阳凤栖山后筑屋以馆四方之士，名曰凤栖山书院，这是武汉最早的书院。又在汉阳立周（敦颐）、程（颐）、游（酢）、朱（熹）“四先生祠”，以传授理学精义，激励汉阳的学风，招揽四方学士。
北宋末至南宋，由于战争与兵乱的破坏，战乱后加上教育经费不足，有的书院被迫中途关闭，甚至与州府官学临时合并，或接受地方官员的赞助拨款，如孟珙就曾言“襄、蜀荡析，士无所归，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阳两书院，以没入田庐隶之，使士子有所教养”[16]。这两所书院的生员定额分别为140 人和120 人。南宋淳祐初年（1241—1245 年），孟珙又在鄂州扩建南阳书院，“时襄、汉受兵，士之流徙者聚于鄂”。公（孟珙）立学馆六十间以处之，括田租地利以养之，聘宾师、陈俎豆以教之。又肖祀先正诸葛武侯以表厉之，故名。有的书院则出现与官办州（军）学合并的趋势，如上述的武昌县（今鄂州市内）的南阳书院，在南宋中后期被合并与武昌县学及寿昌军学。蒲圻新溪书院建在新店市，系进士周登仕所建。新店市共有数百户人家，新溪书院成为他们的子弟读书的重要场所。(www.xing528.com)
宋代书院的办学按经费来源分类，可分为私办或半官办或官办三类，其学田与经费，则有私人捐赠、官府资助或官府拨给之不同。无论私办、半官办或官办书院，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并以官府规定的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书院崇祀儒家先圣（孔子）、名贤（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宋代理学家周、张、程、朱等，注重道德修养，聘请教授、山长给学生讲学授业，提倡学术讨论；学院生员的人数在一百人上下。可以说，宋代书院是私学的高级学府，在一些地方则是官学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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