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再遭战火,大批人口南渡,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也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南北经济的差距拉大。到了两宋之交,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最终确立,这也带动了武汉城市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
两宋时期武汉城市规模较小,这一点体现在城池规模上,而这一点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相匹配的。南宋初年,唐朝时修筑的鄂州城已经不复存在,南宋朝廷因宋金对峙的军事需要,在鄂州的制高点蛇山上修建了“万人敌城”。而大诗人陆游在宋孝宗时来到鄂州,逐日将亲眼所见记载下来。他说:“(蛇)山缭绕如伏蛇,自西亘东,因其(山)上为城,缺坏,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另一位在鄂州为官的罗愿,写有《罗鄂州小集》,其中记有黄鹄山尾有南宋张烈女墓一事。按古例,墓皆葬于城外,由此可见当时鄂州城规模甚小。
到了元代,武汉城市地位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它的规模还是维持在南宋末年时的水平,元政府并没有在武汉地区大力扩建新城。
经济重心的南移导致北方人口大量迁往南方,南方城市数量大量增多,城市人口也大量增加,长江流域的沿线城镇获得了较快发展。(www.xing528.com)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 年),金兵攻入开封,北宋灭亡。次年,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了南宋,不久便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政治中心的南迁,更加速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首先是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如荆湖北路由于受战争影响较大,人口一度大幅度下降。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仅有445844 人,但到嘉定十六年(1223 年),便迅速增加到908934 人。短短61 年中,人口竟增加了一倍多。而这一时期,武汉城市在港口商贸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城市人口数量较之前代也有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增加。
元朝统一天下后,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在湖广的贤良官员如廉希宪、贾居贞、陈天祥等,实行招抚流亡、鼓励开荒、保护商旅等优惠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元代武汉经济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元代鄂州(武昌路)、兴国路及汉阳府的户口逐渐恢复并超过宋元战争前鼎盛时期的水平。鄂州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有114632 户,人口为614118 人,较1102 年(北宋鼎盛期)的99769 户增长了15%左右。汉阳府在至元十四年(1277 年)有14486 户,70866 人,大致恢复到1102 年原有户数15000 户的水平。经过战乱后的休养生息,元代中期武汉城市人口数量得到恢复,基本上达到宋朝鼎盛时期的水平。
宋元时期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人口大量迁往武昌等南方地区,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人才,也为这一时期武汉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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