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东南巨镇的社会经济发展

随着城市的转型，鄂州的商业影响、市场辐射力不断增强，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以至兴起了著名的“灵泉古市”。“灵泉古市”位于今天江夏灵泉山，其地又称覃庙，古来水网密布，四通八达，至唐代终于形成规模可观的商业集市。

唐中叶的安史之乱给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影响，以此为标志，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出现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工作基本完成，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上已超过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而长江的下游——江南地区更是成为唐王朝最重要的赋税供应地。基于这样的原因，长江遂成为一条至关重要的经济通道，这条通道连接着帝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而鄂州、汉阳恰恰处在这条通道的中端，成为沟通西北与东南、汉水与江淮水系、东部与西部的交通枢纽，进而成为唐帝国漕粮转运、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在这种新的经济地理格局下，鄂州的商业发展获得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其繁盛之状超乎以往。鄂州的城市地位与影响力开始与传统的政治都会江陵比背齐肩了，那时，在长江中游及江汉流域地区，鄂州、荆州、襄阳是最重要的三个城市。荆、襄两城早有盛名，鄂州则是后来居上，其交通枢纽地位自此以后迅速超过荆、襄两地，成为联结唐王朝两京与江南、岭南地区的重要枢纽。

唐王朝的财赋仰给江淮，江淮至洛阳的水道主要是长江与汉水，处在江汉交汇地区的鄂州正好处于这个极为重要的通道上。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淮河水运被阻绝，汉水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经汉水至长江直抵江南的这条通道遂成为攸关唐帝国安危的生命线。而唐帝国的这条经济生命线到后来同样担当起了沟通中国东西两大经济区的重要使命，成为川陕豫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交换的重要通道。

鄂州扼两江汇合之口，东视吴越，南连洞庭，称得上是江汉上的锁钥。唐朝后期，国家财富仰给东南，从江东到洛阳是主要的漕运道路。但当时河南、淮西处于战乱之中，这条运输路线时常受阻，朝廷不得不依靠江汉漕运转送物资。在唐王朝与安史叛军作战的八年内，江汉漕运起了重要作用。

转运使一职始于唐朝，开始称水陆发运使，管理洛阳、长安间的粮食运输事务。后设江淮转运使，掌管东南各道的水陆转运。各个道转运使掌管全国谷物财货的运输和出纳。安禄山叛乱后，河、淮兵乱，漕运之路断绝，鄂州遂成为转运枢纽。后来，鄂、荆、襄逐渐成为战略重镇，是东南财税的集结地与转运地。

中唐以后，“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鄂岳即是著名的江南八道之一，划入东南财税重心之内。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武汉地区依旧发挥着军事重镇的功能，承载着东南食货的运输，区域性经济中心已初具雏形。(www.xing528.com)

鄂州、汉阳以水运为纽带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使它与唐王朝的大部分地区都联系起来。各地的货物在这里中转集散，商品包括粮食、麻、丝、盐、茶、山货及手工业产品，这些商品大多为国计民生所需，在那时的鄂州江面上，商船穿梭不息，常年停泊的船只数以千计。史书记载，唐中期的广德元年（763年），鄂州江面曾发生一场大火，焚毁船只三千多艘，这还只是停泊在港口的部分船只。可以想见，李白“万舸此中来”的诗句并非夸张之辞。

手工业是古代城市经济的主要门类，当时的鄂州有着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尤以制漆、竹编、麻织、织染、造船等行业最为发达，既有官营，也有民营。例如造船业，当时的鄂州为全国中小舟船的制造中心，时人谓：“以豫章、江夏、长沙诸郡，地产瑰材，且凭江湖，将刳木为舟，以漕国储。”^[2]昭宗时，鄂岳安黄等州观察使崔郾，用鄂州所出产的瑰材“造艨艟斗舰”，巡航长江，上下千里。时鄂州居民，“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当地人几近一半居住在江船之上，一时间，鄂州江面“连樯如云”，可见当时造船业之兴旺。

当时鄂州的商业既有官方操办的，也有民间经营的，史称“士民工商，连樯如云”，“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3]，号称“东南巨镇”。汉阳的商业同样可观，甚至出现了夜市。当时一位诗人这样描述道：“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晚唐另一位诗人经过汉阳渡口，看见通宵达旦的集市，不禁吟出了这样的诗句：“落月临古渡，武昌城未开。残灯明市井，晓色辨楼台。”汉阳喧闹的夜市经诗人的描绘显得更加迷人。

鄂州在这一时期经济上更显著的特点是作为长江流域商业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的日益凸显。由于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长江航运的发达，鄂州以居中转运的优势独擅长江舟楫之利。从此以后，鄂州不仅是一个政治军事的重镇，也开始作为一个商业贸易中心，其城市的功能更趋全面，地位进一步显要。城市功能的转型、规模的扩大、影响力的增强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使这一时期武汉城市文化呈现出璀璨多姿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