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史中的双城并峙空间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武汉城市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东汉末年分立大江南北的“吴城”（夏口）与“楚城”（卻月城、鲁山城）经三百多年历史风雨的洗礼，从当初的城堡军港逐步发展成为州（郡）县一级的行政中心，同时也兼具航运贸易的功能。一个长江中游地区的通都大邑正在酝酿形成之中。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改郢州称鄂州，下辖江夏郡，改汝南县为江夏县。江夏作为武汉地区的专属地名开始出现。当时鄂州州治就设在江夏县。武汉的江北地区设沔州。开皇十七年（597 年），在沔州下设汉津县。隋炀帝大业二年（606 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从此，汉阳成为武汉江北地区的专称，一直沿袭至今。

唐承隋制，地方行政建制只作了些许调整。把江夏郡改为鄂州，州的行政中心设于江夏县，即今天的武昌区及江夏区的一部分。江北行政建制大体未变，汉阳县的县城及沔州的州治在这时都移到了龟山南麓，这是武汉城市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武汉的江南江北双城相继成为州级行政区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双城并峙，双星闪耀，在长江汉水之滨，赫然矗立着两座州级政治中心城市，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地图上一道绝无仅有的景观。

在汉阳鲁山城的故址上，一座新的汉阳城开始兴建。

唐朝初年，武汉的行政建制在隋朝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合理的调整。《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记载：武德四年，唐朝改江夏郡为鄂州，仍治江夏县，下领江夏、武昌、永兴、蒲圻、唐年五县。又在大江以北分沔阳郡设置沔州，州治在汉阳县，下辖汉阳、汉川两县。并将汉阳县和沔州的行政机构一起从临嶂山下东移至龟山南麓。汉阳县治自临嶂山下迁至龟山南麓后，唐朝开始了修筑汉阳城的工程。武德四年（621 年），首先着手修汉阳城的土筑城垣，城墙周长1072 丈（约3.6 千米），建有八门，东曰迎春门，南曰沙洲门，西曰孝感门，北曰汉广门，东南曰朝天门，西南曰汉南门，西北曰下汊门，东北曰庆贺门，其规模甚是可观。从此，大江两岸两个区域性政治中心城市夹江而峙的格局形成了。

武汉地区的双城在唐代初期获得稳定发展，中唐以后，由于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的冲击，唐朝的地方行政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干弱枝强、地方坐大成为当时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唐朝治下的行政大区、要冲大郡成为权臣悍将们盘踞的地方，观察使、团练使、节度使等方面大员控制着地方军政大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鄂州因其居中要冲的位置而成为节度使、团练使们经常驻节的重镇，通常是州及州以上军政长官镇守的地方。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唐朝在鄂州设置武昌军节度使，这是一个统领六个州（鄂、岳、蕲、黄、安、申）政治、军事、经济大权的地方大员，鄂州成为唐帝国中部地区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唐中期著名的政治家牛僧孺曾担任过武昌军的节度使。(www.xing528.com)

牛僧孺，唐代名臣，安定鹑觚州（今甘肃灵台）人。顺宗贞元年（805 年）进士。敬宗宝历元年（825 年）正月，牛僧孺以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鄂岳观察使等身份坐镇鄂州。

牛僧孺的到任，使鄂州的城市建设获得了一个新的契机。他在三国时期夏口城和刘宋时期郢州城的基础上对鄂州城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翻修，决定以砖结构城垣代替夯土结构的城垣，经过五个寒暑的修建，建成了有史以来第一座陶砖结构的鄂州城。牛僧孺还对鄂州的行政建制进行了若干改革，他认为，江南江北联系紧密，分属两个行政区很不合理，机构重叠，且不便于统一管理。建议将原属沔州的汉阳、汉川两县划归鄂州统一管辖。唐朝中央政府接受了牛僧孺的建议，将沔州、鄂州合二为一，尽管这次“合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它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那就是，武汉地区的双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现在虽处于分割分治的状态，一旦条件成熟，它们终归是要整合在一起的。此后，武汉城市发展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由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最终形成三镇一体的武汉市，不过，那是千余年以后的事情了。

武汉地区的双城都具有港城一体的特点，港埠码头的建设使这里的江河航运十分发达。南北朝时期，这一特点已初步显现，夏口、鲁山承担起沟通长江上下游航运的角色。到隋唐时期，即成为整个长江流域商业贸易的重要港口。

沿着这样的发展轨迹，武汉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唐宋时期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唐初鉴于隋代暴政而亡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恢复民生的经济政策，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丁繁衍，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武汉的城市经济也获得迅速发展，特别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与商业贸易，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

鄂州的港埠功能迅速从军事转为商贸，一举成为长江流域中与扬州、益州、江陵等著名港口齐名的重要商港。唐代的鄂州沿江码头林立，江面上舳舻相连，沿岸街市喧闹，商贾云集，一派繁盛的景象。大诗人李白当时多次到过鄂州，对鄂州的繁华景象印象深刻，写下了“万舸此中来，连帆下扬州”的诗句。这表明，鄂州与汉阳不再仅仅作为军事要塞或军港，而是作为一个商旅辐辏的航运贸易港口，这是武汉城市功能的一次重要转型，也是城市功能的一次全面提升，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