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东晋六朝的持续发展，至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成为繁华富庶之区，成为隋唐王朝财赋命脉之所系。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持续战乱，生灵涂炭，北方民众携家带口，举族南迁，这些合家连族相率南迁的人口，由江淮而江南，由江南而岭南，多数则散布于长江两岸，从上游的成都、剑南，到中游的荆湖、江西，直至下游的两浙、江南地区，北方移民的持续涌入，不仅推动了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使长江流域的族群面貌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长江流域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成为汉文化、汉人族群生活的重要区域。
隋唐时期的长江流域延续了此前的发展势头，由于北方先进的移栽法的推广应用，海塘湖塘及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江淮、江南、巴蜀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区，时称“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江西、荆湖地区的农业也得到初步开发。长江流域发展成为全国主要经济基地，“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1]形成了“国家赋税，仰给东南”的局面。长江流域经济的全面发展，经济地位的全面崛起，进一步促进了以长江为主轴的东西向区间贸易的繁荣。长江水运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贸通道，沿江城镇构成一条绵延数千里的贸易带，“万舸此中来，连帆下扬州”、“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李杜的诗句道出了长江区间贸易的盛况。(https://www.xing528.com)
隋唐以后，随着江南地区的全面开发，长江航运更为畅达，从上游奉节至中游江陵一日可达。长江上下游之间的经贸互动更加频繁。五代以至宋元时期，长江流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发展，沿线的三吴两浙地区、江西荆湖地区、巴蜀地区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沿江地方性中心城市获得较快发展，大者如苏州、杭州、江宁（南京）、扬州、真州（仪征）、鄂州（武昌）、襄州（襄阳）、成都，次一级的如楚州（淮安）、江陵、潭州（长沙）、夔州（奉节）、泸州、戎州（宜宾）、梓州（三台）、绵州（绵阳）、兴元（汉中）等，遍布江渚。这些大小不等的沿江城镇，既是港埠商埠，又是地方性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中心，它们成为沟通全流域、整合上下游区间贸易的重要节点。它们之间的埠际贸易组成一股贯穿全流域的商品流动洪流。在浩荡东流的长江上，舳舻相连，舟楫往来不绝，三吴两浙的米谷、丝织品、茶叶，江西、荆湖地区的瓷器、纸张和茶叶，巴蜀滇黔的粮食、锦缎和土特产品，往来于长江上下游之间，构成一股蔚为壮观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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