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道教传入简史-武汉文化简史

武汉地区居长江之中段，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道教传播的必经要道。

五斗米道创立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 年）。创教人张陵为沛国（今徐州）丰县人，曾修炼于蜀地青城山。后沿江东下访道、采药，修炼于东南诸山。继而移河南嵩山，辗转再度入蜀。他在东下西上途中两经荆湖之地，一度滞留鄂东蕲水诸地传道。相传蕲水凤栖山、神光观、兰溪镇仙灵观都是后世人为纪念他传道炼丹活动而专门修筑的道观。

张陵入蜀后，创作道书24 篇，自称“太清玄元”。遵奉正被日益神化的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为教祖，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认为“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是一切事物的初始，故称其所创教派为道教。“凡信教入其道者，只需纳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又因张陵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曾假“太上老君命”为“天师”，故又称为“天师道”。

道教最初除崇奉神仙外，只信仰太上老君和天地水三官（主要为符咒所请之神）。一年只三会（正月初七，七月初七，十月初五）。

张陵死后，其侄张修与其孙张旮在巴郡地区的汉人、巴人中继续从事传教活动，很快便获得众人的狂热信奉。因为他们所崇信的巫术在五斗米道中得到了表现，当时统治者便诬之为“巫鬼道”。

就在张修、张鲁在巴郡传播五斗米道的时候，与巴郡巴人（廪君蛮）同族的鄂西地区的巴人（廪君蛮和巴郡南郡蛮），由于特殊的族缘关系便先后信奉了五斗米道。随后，五斗米道发展到廪君国全境，即今之巴东、建始、宜都、长阳、恩施、利川、咸丰等地，并扩展至均州、枣阳、随州一带，继又传播至今孝感、武昌、嘉鱼、咸宁、蒲圻、崇阳、汉川诸邑。这里的江夏廪君蛮原是光武帝时自巫山一带因反汉被迁徙而来的，在湖北石首龙盖山遗留有东汉末年五斗米道的活动文字记载。

公元221 年吴王孙权迁都鄂州，改鄂州为武昌。孙权尊崇会稽方士介象，遣使征召至武昌，尊为介君。后在属于吴地石首的龙盖山建起了南岳大殿，供奉南岳祖师，龙盖山因而改名为南岳山。

两晋时期，湖北五斗米道的活动已经十分活跃。晋武帝重新统一中国后的太康年间（281—289 年），罗真人在其修炼处的鄂东黄梅先后建了凤桑观和泰源观两个道观，太康年间，还有罗邑令谢允“挂冠封印”隐居武当山的记载，惠帝永熙元年（290 年）蕲州和黄安又兴建了天长道观。西晋永熙元年（307 年）原在汉中投降了益州牧刘焉的张鲁的儿子张盛，踏着他曾祖张陵的足迹自巴蜀顺江东下荆州，经江夏、鄂东转江西鄱阳湖重上贵溪龙虎山，在张陵曾经结庵立坛的废址上建起了颇具规模的上清观，创建了天师道的龙虎山派。于是龙虎山就渐次成为天师道的本山，五斗米道也就逐渐盛行于江南。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盛行，北朝的北魏寇谦之除去“三张伪法”，将早期民间道教改造成为北天师道。南朝的陆修静、陶弘景在葛洪的基础上对天师道进行了改革。这一南一北的天师道把民间道教变成了适应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官方道教。这种政治转变使早期道教原来只简单信仰的神——太上老君、天地水三宫不够用了。为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陶弘景将道教中的诸多神仙按封建社会的等级地位名分，给众多神仙排名次座位，把葛洪所造的神——元始天尊排在道教尊神的首位，元始天尊便在统一的隋代成了道教最高尊神。

陆修静是道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改革天师道和弘扬灵宝派有突出贡献。早年为了搜集道书，寻访仙踪，曾游历名山，到过湖北地区，“冥搜潜衡熊湘，暨九嶷罗浮，西至巫峡峨眉”。^[18]

紧临武汉的鄂州，幽静的洋澜湖畔有一座葛山，很早就有“葛仙人”葛洪采药炼丹的传说。武汉东南郊的葛店即因葛仙人曾骑鹿云游天下，栖息于此，炼丹采药，为民治病，故名“葛仙镇”，后演变为“葛店”镇。葛洪（284—364），东晋道教理论家，晚年号抱朴子，他的叔祖父为西晋著名道士葛玄，葛洪受其影响，性好神仙养生之法，通晓炼丹术。他两次来到鄂州，发现此地有许多稀有矿物，是炼丹的好地方，于是选定葛山，结庐置鼎，潜心炼丹。炼丹求仙当然是荒诞不经的，然而其中却不乏科学实验的成分。在古代，科学与迷信往往混杂在一起。“葛仙人”在炼丹过程中发明了“饵雄黄法”的火药配制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道教不仅有化学知识，也有许多医学知识，据说葛洪就是一位深通医术的人，他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医书，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典籍。葛洪的传道活动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留下了许多遗迹。葛山顶上有座葛仙寺，长期以来香火不绝，后来被毁，1988 年重建。另有“仙从石”“白鹿矶”“洗药池”“斗牛观”等遗址，都与葛洪传道炼丹的活动有关。

1956 年，在武昌东郊何家大湾发掘南齐永明三年刘觊墓，券顶墓道中出土了道教刻符，这是华中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道教刻符，对于研究我国道教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说明，至迟在公元5 世纪左右，道符已在武汉地区流行，并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注释】

[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648 页。

[2]王葆心：《续汉口谈》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29 ～130 页。

[3]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武汉市汉阳区地方志办公室：《汉阳历史文化精粹》，武汉出版社2015 年版，第51 页。(www.xing528.com)

[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3485 页。

[5]（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陆凯传》，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403 页。

[6]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43 页。

[7]刘玉堂：《武汉通史·秦汉至隋唐卷》，武汉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6 页。

[8]郭德维指出，已发掘的江陵楚墓达八百余座，秦墓和秦末汉初墓只有二十余座。秦墓的墓制、葬式以及随葬器物的类别和组合等，都与楚墓不同。参见郭德维《江陵楚墓论述》，《考古学报》1982 年第2 期；郭德维《从江陵古墓葬看楚制、秦制、汉制的关系》，《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9]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民族研究》1983 年第5 期。

[10]汉朝的行政区域和文武百官，多近承秦制。秦末起义的楚人所用的楚式官名，大半废弃了。葬俗上的反映更是明显，据郭德维研究，西汉前期墓与秦墓相似的成分多于楚墓，如棺的形状和棺内的装殓、铺垫，都近秦远楚。至于陶器的基本组合，漆木器的种类、形制和纹饰，以及兵器的多寡等，西汉前期墓所见的都与秦墓大体相同，而与楚墓差异较大。长沙地区的西汉前期墓，葬俗与一般的西汉前期墓有别，楚风强而秦风弱。这固然与秦人对当地楚文化破坏较轻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楚化越人和汉化楚人对楚文化的竭力保留。

[11]殷义祥、丹枫：《楚文化的特点及影响》，《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2 期。

[12]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　—1979）》，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302 页。

[13]《日书》研读班：《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博》1986 年第5 期。

[14]吴小强：《〈日书〉与秦社会风俗》，《文博》1990 年第2 期。

[15]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 年第4 期。

[16]陈振裕：《略论湖北秦墓》，《文博》1986 年第4 期。

[17]陈振裕：《略论湖北秦墓》，《文博》1986 年第4 期。

[18]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五《宋庐山简寂陆先王》，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