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交融：楚文化与秦文化

由于文化源流与文化发展环境的不同，楚文化和秦文化的差异是很显著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国又长期处于交战和敌对状态，由此造成秦人和楚人感情上的对立，这些都使楚文化和秦文化之间必定会产生冲突，发生碰撞。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秦占领了楚地后，各种制度，其中包括埋葬制度都有了变更，秦文化显然在江汉地区是一种强势的文化。^[12]秦国的军事占领和政治上的统治，使秦文化在江汉地区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云梦秦简的《语书》中，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这篇文告发布时，距秦占领这一地区已逾半个世纪，但南郡守腾，这位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还在指责“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对南郡存在的“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等现象，十分不满。为此，他“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要求他下属的各级地方官加强对地方风习的考察和整顿。这篇文告是对南郡全境的官员所发，目的在于整饬全郡的风气，除了一般的政治目的与意义外，也有秦文化对楚文化进行改造的深层次含义。在云梦秦简的《日书》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秦占领楚旧地后，秦、楚历法在这里对照并用。在甲种《日书》中，有一份秦楚月名对照表。从这份表上可以看出，秦的四月是楚的七月，楚的一月又名“冬夕”，相当于秦的十月，楚的二月又名“屈夕”，相当于秦的十一月，楚的三月又名“援夕”，相当于秦的十二月。秦以十月为岁首，但没有更改月名，而楚国也是以十月为岁首，但另有一套月名。例如它的正月，称为“刑夷”，也就是“刑尸”“荆尸”。《左传·庄公四年》即有“荆尸而举”之记载，以前甚至连博学者都无法解释，现在清楚了，其意即楚王于正月出兵。在云梦秦简的《日书》甲、乙种中，还有两套建除，即楚人之建除和秦人之建除，这两套建除，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秦文化系统和楚文化系统。秦人行忌规范和楚人行忌规范是不尽相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楚地在秦文化输入后和楚文化之间发生的碰撞。

秦、楚山水相连，楚文化和秦文化很早就有交流。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交流甚至融合常常在不经意间发生，更多时候是伴随着军事冲突而完成的。两种敌对势力的交锋，军事上的胜负是一种表面而短暂的结果，文化上的交融或许是更为深刻而长久的结果。云梦睡虎地11 号墓的多重文化特征反映了秦文化与楚文化交融并存的面貌。这座秦墓（睡虎地11 号墓），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器物，既带有关中秦人墓的特点，如屈肢葬式，随葬器物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器具，且有铜鍪这种反映秦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有江汉地区战国楚墓的遗风，如椁室全用木板构筑等，这与关中秦墓椁室多利用墓坑四周生土台作壁板的情况迥异。这些都反映了楚文化与秦文化在当地的交流和融合。

云梦秦简《语书》，是南郡（秦拔郢后置，统辖江汉楚境）守腾颁发给郡属各县、道官吏的文告。其中即说：“古者民各有乡俗……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佚之民不止，是即废主之明法也，而长邪僻淫佚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可见，秦朝地方官吏对故楚之民不改乡俗的现象深感痛恶，于是再次颁布文告，严令各县、道以法令“矫端民心，去其邪避，除其恶俗”，也即要以严法禁绝邪僻“淫佚”的楚俗。

事实上，秦朝对江汉地区的政治统治并未完全削弱楚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深厚基础，这一点十分明显地体现在云梦秦简中。在这批秦简里，就有受楚文化浸染而比较鲜明地反映了楚文化特征的文献——《日书》。秦简《日书》有甲、乙两种，主要是记述日常生活中的禁忌择日、祈神求福以趋吉避凶的全书，故学者们大都将它视为数术类书籍。但是，它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意识形态和风俗习尚等，具有较高的文化史料价值，也因此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许多学者认为它是“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13]，“提供了战国至秦代秦人社会风俗的珍贵资料”^[14]。然而，十分明显的是，《日书》中明明白白地开列了两份楚秦月份对照表，仅此即清楚地表明，秦在江汉地区的统治，始终未能迫使江汉民众改用秦历法，而只能迁就其沿用楚历法的传统，《日书》中体现了楚文化的内容。根据《日书》甲乙两种的对应关系和书中有楚人之语，早已有学者指出：“每种《日书》都包括两套建除，一套显然是秦人的建除，一套应属楚人。”^[15](www.xing528.com)

楚文化在秦代的影响犹存，不唯见诸文献典籍，也直接由故楚之地的秦墓直观反映出来。这些秦墓虽然在丧葬制度、随葬器物方面具有明显的秦文化特征，但同时又带有较多的楚文化因素。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关中典型秦墓，其墓向为东西向，葬式为蜷曲特甚的屈肢葬，随葬品基本上都是实用器具，且漆木器较少。可是，湖北秦墓“既有东西向的，又有南北向的”^[16]，葬式“可分为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与侧身屈肢三种，其中以仰身直肢葬式最多”^[17]。湖北秦墓与关中秦墓的相异之处，基本上都是沿袭战国楚墓的葬俗，体现的是楚文化的特征。湖北秦墓中的一些墓主，可以确定为秦国或秦王朝的令史之类的官员，而且是由秦地派至楚境为官的秦人，如随葬秦简的云梦睡虎地11 号墓的墓主喜。他的墓葬也不全从秦俗而兼带楚风，这表明秦人虽在江汉地区统治了六七十年，却非但没能以秦文化取代楚文化，反而入乡随俗，在墓葬礼制上遵从了楚人楚地的风格。

到了西汉末及东汉时期，墓葬的规制、随葬器物的形制与组合则更多地与中原地区相近，地域性特征逐步减少。新洲红山嘴、新洲城关砖瓦厂、葛店、武昌大东门、江夏金口、汉阳三羊头村等处的墓葬遗迹都反映了这一特征，尤以新洲的红嘴山至城关砖瓦厂一带最为集中。这里墓葬的墓道形状、棺椁用材、墓砖纹饰、随葬器物等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经过数百年的文化融合与社会整合，楚地、秦地的文化差异已基本消失，“书同文”“行同伦”、四海同风的景象已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