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皇权式微。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军阀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统一王朝呈分崩离析之势。公元220 年，末代皇帝汉献帝被迫逊位于曹丕，东汉王朝寿终正寝，三国争霸正式启幕。
战争与动乱于国家是危机和灾难，但对于某一地区既是灾难也是机遇。武汉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受到地方割据势力刘表、孙权等的高度重视。于是乎便有了卻月城（汉阳）和夏口城（武昌）的兴建，并由此拉开了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大幕。
卻月城为戴监军所筑，又称偃月城。据《水经注》载：“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昔魏将黄祖所守，吴遣董袭、凌统攻而擒之。祢衡亦遇害于此。”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郤月故城，在县北三里”。[1]历代地方志书基本上都本李氏之说，对此近世湖北史志大家王葆心先生有较详述论：
月湖与卻月城，及鲁山城、萧公城、马骑城，宜并释之，方可略推测其相为沿革。范氏《丛谈》云：“萧公、马骑、卻月三城，疑皆在今汉口左近。”惜无从考。吾以诸书参合推校，颇有可窥一二者。《汉阳府志》云：“月湖在县治大别山之阴，东以长堤限江，西通汉水，古有卻月城，在沔口左，湖或以此得名也。”《汉阳县识》亦云：“月湖，《旧志》以与卻月城相近得名”。此皆由城以推求此湖得名之说。吾更由湖以求其城，盖此说乃月湖有堤以后之言。其未修堤以前之湖，其形未必与今似，容可由之以得此城。《嘉庆通志》云：“卻月城，在县东北”。引《水经注》曰：“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城曲陵县是也。后乃沙羡县治。昔黄祖所守，吴遣董袭、凌统攻而擒之。祢衡亦遇害于此。”据此知“卻月”形如偃月，故亦有“偃月”之名。又治名“曲陵”，“曲”亦状其回环之形。吾知当时地势环曲如月，故水形绕之亦如月，斯筑城亦如月也。戴监军筑之，黄祖守之，黄祖害祢处士于此，其后祖亦被擒于此，殊见天道。然此乃东汉时汉阳之治城也。《元和郡县志》云：“卻月故城，在汉阳县北三里。”《太平寰宇记》云：“卻月城与鲁城相对，以形似名。”皆以释东汉时汉口之故城也。[2]
今人据《元和郡县图志》给出的方位，对汉魏之际卻月城的位置做出这样的定位：“当时的汉阳县治所在今显正街，据此，卻月城大约在今月湖北岸江汉桥附近（江汉桥下的汉江形成于明代成化年间）。”[3]
公元222 年，孙权在武昌（今鄂州）称王即位。孙权深知夏口对武昌“据之而存，失之而亡”的重要性，“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险塉确，仅持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露，特设重镇以外拒，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以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为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无可事者。”[4]因此，在称王建都之初，孙权便在黄鹄山上修筑了夏口城。
夏口城位于今武昌蛇山东北隅，“依山负险，周回仅二三里”。城虽不大，但因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孙权对其极为看重，专设夏口都督，以重兵戍守，《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说：“夫夏口，贼之冲要，宜选名将以镇戍之。”[5]夏口城修筑后，孙权将武昌郡改为江夏郡并移治夏口，“孙权黄武二年城江夏山（武昌黄鹄山，即蛇山），移江夏郡治焉。时改武昌郡并入江夏郡矣。未改以前，郡领县三，既改以后，郡领县七[6]”。这7 个县是武昌、下雉、阳新、沙羡、竟陵、云杜、邾，包括今武汉全部地区，以及鄂州市、咸宁市、天门市、钟祥市等鄂中、鄂东南广大地区。由此可知，夏口城既是重要的军事城堡，也是地区行政中心城市。
由于夏口地位的重要，孙吴选派夏口都督就十分慎重，可谓非宗室亲信不任。“见于史籍的夏口都督共有10 人，多为孙吴宗室。孙权在位期间，曾以威远将军孙邻为夏口中督。孙邻卒于赤乌十二年（249 年）。孙权少子孙綝继位，以孙壹为夏口都督。孙壹有部曲千余口，平时屯田，春种秋收，对夏口地区的水稻种植有所推进。时孙綝专权，妄杀异己。太平二年（257 年）六月，孙綝遣镇南将军朱异西入江夏。朱异军至武昌（今鄂州市）时，孙壹确知朱异是冲己而来，七月，率部曲千余奔魏。魏授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吴侯。此后，孙秀都督夏口。孙秀见恶于吴末帝孙皓。建衡二年（270 年），孙皓遣兵五千，远奔夏口。孙秀惊疑，夜带部曲数百人奔晋。晋武帝授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孙皓大怒，宣称改秀姓为‘历’，另任都亭侯、武昌都督、鲁肃之子鲁淑为夏口都督。次年，原孙秀部将何崇，亦率所属五千人北奔投晋。凤凰三年（247 年），鲁淑卒，子鲁睦袭爵，领夏口兵马。最后一任夏口都督为孙慎。天纪元年（277 年），孙慎率军北袭晋之江夏郡，掠千余家口后返回夏口。天纪四年，晋平南将军胡奋攻占夏口。武汉地区开始属晋，吴以都督镇夏口的局面结束。”[7]
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夏口城、卻月城与鲁山城，尽管当年的规模都很有限，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城堡，但它们的出现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若干世纪后，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军事重镇就是从这里崛起的，一座伟大城市的历史基因也孕育于这一时期。
西晋王朝建立后，改原东吴的江夏郡为武昌郡，郡治武昌（今鄂州）。原曹魏所设立的江夏郡保留不变，郡治安陆。今天武汉市域范围即在武昌、江夏两郡之中。武汉地区开始出现两个县级行政中心，大江两岸双城对峙的格局第一次呈现出来。
经东汉、特别是三国时期东吴的经营，夏口城已形成一定规模，战时充当军事重镇，和平时期则为县级行政中心。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 年），在武昌郡下设沙羡县，将沙羡县治从涂口（今金口）移至夏口。与此同时，江北龟山脚下的鲁山城也成为江夏郡曲陵县的县治所在。(www.xing528.com)
西晋王朝动荡而短暂，东晋则偏安江南。武汉地处长江中游，西接荆襄、东连吴会、南引沅湘的区位特点对于以长江为命脉的东晋王朝来说就显得异常重要。夏口、鲁山两城不但是南北敌对势力的交锋点，而且成为南方政权兴衰成败的战略要区。
特别是夏口，对于以江南为主要统治区域的东晋王朝来说，可谓生死攸关，它因此成为战事多发之地。到了南朝各代，夏口的地位也是如此。由于南朝政权内部的纷争不断，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每每以夏口为政治军事斗争的主战场。
南渡的东晋及宋、齐、梁、陈诸朝内轻外重、干弱枝强，世家豪族盘踞一方，各州刺史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夏口以其显要的战略地位而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觊觎，它要么是心怀异图的权臣们据以抗拒中枢的军事堡垒，要么成为中央控制地方、剪除权臣势力的战略据点。刀光剑影的战斗、震天动地的号角、硝烟弥漫的江面、火光冲天的城楼，构成了这个时期武汉地区最常见的历史场景。
图2-1 古郢州地区图
东晋元帝时，王导、王敦兄弟专权，王敦率兵坐镇武昌（今鄂州）。晋明帝时，王敦堂弟王舒镇守荆州，王彬镇守江州（今江西南昌），王氏兄弟事实上成为长江中游的割据势力。王敦病重时，指示其宗族党羽“退守武昌，收兵自守”，企图长期盘踞荆州。哪知他死后，其族人党羽举兵反叛，结果失败，王氏家族的政治势力被剪灭。其后又有权臣桓玄盘踞荆州，以夏口为军事堡垒，进而攻入建康，左右朝纲，东晋政权遭此打击，几近崩溃。直至刘裕兴兵讨伐桓玄，攻占夏口、鲁山诸城，长江中游地区才重新由东晋王朝所掌控。
南朝刘宋时期，对夏口城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经营。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 年），分荆州、湘州、豫州和江州的部分地区，另设一州——郢州，郢州刺史出镇夏口，对夏口城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修缮和扩建，这次构筑的城垣至今在武昌区仍有残留，它是武汉市迄今所见的最古老的城垣遗址。此时的夏口又称为“郢城”。郢城作为郢州州治所在地，行政地位大为提升。这种地位历南朝四代而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直至唐中叶，才废郢城而改筑鄂州城。
南朝四代，宗室倾轧，内乱迭生，郢城及其周围地区再次成为中枢与地方势力角逐的重要战场。刘宋时有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叛，攻郢城不克，后败亡。公元548 年萧梁王朝内部发生“侯景之乱”。叛军声势浩大，很快攻陷都城建康的石头城和东府城，围梁武帝于台城。梁武帝萧衍忧愤而死。他的第六子萧纶以征讨大都督的名义西奔郢城，并以此作为反攻建康的战略基地，不久，萧纶就被湘东王萧绎的部将王辨僧击败，郢城为湘东王的势力所控制。公元551 年，侯景的军队溯江西进，萧绎的大将徐文盛率水军在西阳大败侯景。侯景乘郢州城空兵少之际，派军夜袭，萧绎的军队败走江陵。侯景又进逼江陵，但被萧绎击败，只好回守郢城。侯景部署诸将分守郢城与鲁山城，自己引军东返建康。萧绎部将率军顺江追击，先后克鲁山、郢城，随后联合高要太守陈霸先合力攻入建康，一举平定了侯景之乱。
在魏晋六朝的绝大部分时间，夏口（后称郢城）都处于南方政权的管辖下，只有短暂的几年为北方政权所控制。555 年，北齐攻下郢城，梁朝派水陆大军从江州反攻，屡攻不克，于是进围郢城，切断了北齐军队的交通补给线，北齐将领慕容俨在郢城坚守六个月，终以远离基地，补给不继而弃城北走。郢城重新为梁朝所控制，梁乃任命司空王琳为湘、郢州刺史，坐镇郢城。557 年，陈朝取代梁朝，原湘、郢州刺史王琳不肯臣服陈朝，陈武帝派遣周文育、侯安都溯江西上，征讨王琳，攻武昌（今鄂州），克之。再攻郢城而不克。周文育、侯安都乃越过郢城转而进攻沌口，双方在沌口激战数日，王琳大胜。559 年，王琳拥立原梁朝的永嘉王肖庄，称帝于郢城，与陈朝分庭抗礼。560 年，陈武帝死，王琳率郢城之师东下伐陈，以孙炀为郢州刺史留守郢城。此时，北周政权欲乘隙攻占郢城，孙炀率部坚守，北周军队屡攻不克。然而，领兵东下的王琳却屡遭败绩，陈朝军队乘胜西进，攻下鲁山、郢城，陈朝中央政府终于从割据者手中夺回了长江中游这一极重要的军事重镇。不过，此时距陈朝的灭亡已为期不远了。
已经统一了北方的北周政权，兵锋直指江南，郢城受到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563 年，北周军队攻占鲁山，567 年，陈朝与北周在郢城江面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战场从郢城延至沌口一线，战况激烈，陈朝军队得天时地利之便，挫败了北周与后梁联军的进攻，守住了郢城。陈朝的长江防线一时得以稳定，此后，北周与陈在郢城周围对峙近二十年，直至隋灭陈，南北的军事对抗才告一段落，武汉地区南北两座城池的发展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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