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简史：打造知音故事的历史文化景区

唐代诗人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人生所贵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亲。”“知音”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27]最初，知音是与音乐的鉴赏相关的，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是也。

因“乐”而相知相敬相交的故事就是“知音故事”，这一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汉水之滨、月湖之畔，最早见载于《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又据《吕氏春秋》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大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大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水流，钟子期又云：‘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伊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伯牙弹琴，钟子期倾听，伯牙一弹琴意在高山，钟子期说：“琴弹得很好啊，旋律巍峨雄壮，好比高山。”不多久，伯牙弹琴又意在流水，钟子期又说：“琴弹得很好啊，旋律浩浩荡荡，好比流水。”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将琴摔破，终身不再弹琴，认为世上没有足以使他为之弹琴的人了。不仅弹琴是这样，贤者也是这样，即使有贤者，但没有人以礼相待，贤者怎么会为他尽忠呢？这就好比驾驭马车的人不行，骏马自己是不会驰骋千里的。先秦典籍记载的“知音故事”讲的是识人礼贤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而后这一故事经民间千百年传播演绎，政治化的色彩逐渐淡化，人性化的色彩更为浓厚。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整理民间传说，以民间故事的视角，重新演绎了“知音故事”，这就是《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图1-3　《琴台纪略》中的伯牙像

相传2700 余年前，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在出使楚国的归途中行船至汉阳马鞍山江段，突遇阵雨，泊于马鞍山南麓凤头渡（今武汉市蔡甸区凤凰咀）避雨。雨停之际，明月当空，星天如洗，俞伯牙顿生雅兴，月下鼓琴，巧逢樵夫钟子期，两人弹琴赏曲，谈乐论技，彼此心仪，相见恨晚，于是结为知音。依依惜别之时，两人执手相约明年复于此处相聚。次年，俞伯牙按时赴约，船至故地却不见故人。登岸探访，恰遇钟子期之父，惊闻噩耗：子期已故去百日，死前留言葬于凤头渡。俞伯牙只觉五雷轰顶，悲痛欲绝，猛然摔碎瑶琴，以谢知音，自此以后，伯牙终身罢弹，迁居集贤村，相伴子期坟畔直至终老。

冯梦龙的讲述赋予“知音故事”更为人性化的主题，更加感人的情节，更具有人文关怀，这一讲述深得人民喜爱，由此成为后世“知音故事”的主要张本。在这样的语境中，“知音”被赋予了一系列新的意涵，人生于天地间、活动在社会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鼓励。所谓“人生贵在相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讲的都是这个意思。这种人与人之间相知相尚的真挚关系，摒弃了世俗的偏见，超越了阶层、出身、地位、财富等世俗的藩篱，展现了人性中最质朴、最真诚、最善良的一面，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具有无穷的魅力。今人把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故事，作为人间真情的象征，把“知音”作为纯洁的友情、亲情的代名词。伯牙、子期因“高山流水”而相会相知的地方，也因此成为人们无比向往的精神圣地，成为超然于喧嚣的市廛之外的一个圣洁的精神家园。

作为“知音”故事的发生地，武汉留下了众多的有关知音的地名及传说。蔡甸马鞍山下是钟子期的故里，清康熙《汉阳府志》载“县治西五十里马鞍山，相传是钟子期的故居”。马鞍山下的上集贤村、中集贤村、下集贤村和钟家台，至今仍有钟姓人家聚居。钟子期墓仍静卧于马鞍山南麓的凤凰咀，只是由于汉江北移，当初的江边早就变成离水较远的陆地了，当地还保存着一块清光绪十五年的残碑，上刻“楚隐贤钟期字子期墓”；其附近的铁铺口，清代曾立“古集贤村”牌坊。知音故事在当地代代相传，至今有老者尚能一一指点伯牙泊船鼓琴、钟子期砍柴听琴之处。汉水边上的琴断口、上锚洲和下锚洲也都流传着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此外汉阳区还有钟家村、琴台路、琴台村、知音路、知音东村、知音西村、碎琴山等地名。在地名学上，“地以人传”的现象较为普遍，多数是用一个地名纪念一个人，而像这样围绕“知音故事”产生如此多的相关地名，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罕见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知音文化”的魅力与影响。

琴台是知音文化的象征，也是知音文化千年流传的主要载体。琴台俗称古琴台，又称伯牙台，始建于南北朝。故址在汉阳琴断口附近，北宋时尚存。后屡毁屡建。咸丰年间，古琴台毁于战火，光绪八年重修，光绪十六年，杨守敬主持修建并亲自书写“古琴台”三个大字刻于大门门楣。辛亥革命中古琴台遭受破坏，民国年间重修、增建。1938 年，古琴台遭日本轰炸机轰炸，前半部分损毁。1956 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维修古琴台所有建筑。1981 年，武汉市总工会出资对古琴台进行全面维修。1992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古琴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古琴台建筑群占地15 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充分运用了中国园林设计中“借景”的手法，把龟山月湖山水之景巧妙地借了过来，构成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到古琴台游览，进大门，过小院，出茶院右门，迎门是置于黄瓦红柱内的清道光皇帝御书“印心石屋”照壁。照壁东侧有一小门，门额“琴台”二字，据传出自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之手。进门后为曲廊、廊壁，立有历代石刻和重修琴台碑记。再往前便是琴堂，有“高山流水”横额，又名友谊堂，堂前庭院中汉白玉筑成的方形石台，便是象征伯牙弹琴的琴台。2003 年，武汉市政府对月湖琴台景区进行新一轮全面改造，新建了琴台广场、琴台艺术中心，形成一个以“知音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文化景区，成为全面展示武汉市城市风采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高山流水遇知音”表达了人世间最真挚、最美好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可以穿越时光，感召古今，而且具有普世价值，它传遍了世界，也感动了世界。如今知音文化已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日本大分市“武汉之林”公园有“知音亭”“高山流水”“古琴台”“闻琴桥”等景点。法国波尔多也建成“中国园”，园中知音亭周围象征着友谊的知音树已蔚然成林。1967 年，国际天文学会将水星上15 座环形山以中国古代音乐家与文学家来命名，排名第一的便是以一曲流水而闻名的俞伯牙。1977 年，美国发送了两艘名为“旅行者号”的宇宙飞船，去探索木星、土星和天王星的奥秘。在这两艘飞船上安装了两张名为“地球之音”的唱片，这是为“外星人”特意设计的特别装置，可以在10 亿年之后仍然发出声音。“地球之音”共录有27 段世界音乐，最早被确定的就是《高山流水》。卡尔·萨根等科学家选用这首曲子进入太空，寄托了他们无限美好的愿望，他们希望在浩瀚的宇宙寻找到人类的知音，对于这一时刻的到来，全人类都充满了期待。

【注释】

[1]刘辉：《江汉平原东北发现两座新石器时代城址》，《江汉考古》2009 年第1 期。

[2]李伯谦：《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考古学研究》（七）2008 年版，第452 页。

[3]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文物》1980 年第10 期；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考古学报》1991 年第4 期。

[4]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4 页。

[5]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 年第2 期；舒之梅：《三苗与楚“族祖源相同”说质疑——与俞伟超同志商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1 期；刘彬徽：《关于三苗与三苗文化的讨论》，《江汉考古》2003 年第4 期；苗利娟、陈钦龙：《三苗来源考》，《江汉考古》2009 年第4 期；尹弘兵：《禹征三苗与楚蛮的起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2 期；田春锋：《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征三苗”问题新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

[6]刘向：《战国策·魏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451 页。

[7]蒙文通：《百越民族考》，《历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冯来仪：《百越同源质疑》，《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 年S1 期；李锦芳：《百越族称源流新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2 期；龚荫：《关于百越地区与民族问题》，《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1 期；蒋炳钊：《关于百越民族来源问题的思考》，《浙江学刊》1990 年第1 期。

[8]皮明庥：《武汉通史·先秦卷》，武汉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5 页。(www.xing528.com)

[9]辛志凤、蒋玉斌等：《墨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0 ～121 页。

[10]皮明庥：《武汉通史·先秦卷》，武汉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6 页。

[11]刘玉堂：《夏商王朝对江汉地区的镇抚》，《江汉考古》2001 年第1 期。

[12]李龙章：《浅议石家河文化》，《江汉考古》1985 年第3 期。

[13]李仰松：《谈谈仰韶文化的瓮棺葬》，《考古》1976 年第6 期。

[14]郭立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研究》，《四川文物》2005 年第3 期。

[15]［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年版，第259 页。

[16]徐少华：《论盘龙城商文化的特征及其影响》，《江汉考古》2014 年第3 期；蒋刚：《盘龙城遗址群出土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1 期。

[17]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版。

[18]张昌平、孙卓：《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学报》2017 年第4 期。

[19]李学勤：《盘龙城与武汉市的历史》，《学习与实践》2002 年第4 期，第15 ～17 页。

[20]目前三皇五帝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各种说法中颛顼均为五帝之一。

[21]关于楚人的来源目前学术界争论很大，主要有东来说、西来说、北来说和土著说几种观点。此处采用的是北来说这一观点。

[2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690 页。

[23]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569 页。

[2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691 页。

[2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691 页。

[2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486 页。

[27]杨天宇：《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4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