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化推进到江汉地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盘龙城的兴建,它是商朝为了加强对江汉地区的控制而建筑的大型城邑,是商朝为加强新拓展领土的控制而采取的有力措施。这座商朝统治者为控制江汉而修筑的军事城邑在稳定商朝南土的同时,也为中原文化与江汉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极佳的场所。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不仅为江汉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商品交换、经济发展提供了实施的舞台,江汉地区的文化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开始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滠口镇叶店村境内,它的发现完全是一场意外。1954 年夏天,武汉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为抵御长江的洪水,需要大量的采土筑堤,距汉口市区很近的盘龙城便成了一个巨大的采土场。参与抗洪的市民在盘龙湖畔取土时发现了这一座城址,当时因汛情紧急并未在意,到后来才发现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已从地面起全部被挖掉用作堤防建造。值得庆幸的是,南城墙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可能来此取土的防汛人员也意识到这是座古城,不忍全毁而被保留下来。防汛结束之后,当地防汛部门立即通知文物局前来考察,一座掩埋数千年的古城,就此重现于世。
1974 年和1976 年由湖北省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对盘龙城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最早发现的盘龙城城址平面呈方形,南北长约290 米,东西宽约260 米,周长大致为1100 米,面积约7.5 万平方米,四周有城墙、城门、城壕,城内东北部还有宫殿基址。就此城址的规模而言,不论是作为商王朝直系方国的都邑,还是其在南方的统治据点,均略偏小。2001 年秋,武汉市考古研究所在遗址范围内进行了进一步的勘探,并在原来的城址外围发现有厚薄不等、断续而呈带状的夯土遗迹,大致环绕原来发现的城址一周,宽度在25 米左右,据推测,这可能是修筑过外城的痕迹,这一发现大大扩大了盘龙城的规模,虽说比不上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但就早商时期一座区域性的中心城邑而言,其规模和气势还是较为可观的。整个遗址具有内、外两重城垣,宫殿位于内城中,墓葬位于居住遗址附近的这种布局特点,亦与郑州、偃师的格局相似。盘龙城外城垣的发现,更加体现了商王朝对于其“南土”的重视。[16]
盘龙城遗址没有发现专门的墓葬区,已经发掘的37 座同期墓葬,大都分布于内外城之间的居住遗址附近,这一格局,与郑州偃师商城的情况基本一致;其他几座早商城址,目前均未发现外城遗迹,也很少发现同期的墓葬,盘龙城的外城垣及墓葬的发掘就显得弥足珍贵。(www.xing528.com)
在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墓葬随葬品以及历年来在该遗址所采集的各类器物中,有一大批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包括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如李家嘴2 号墓,墓室面积有12 平方米,葬具采用雕花木椁,随葬各类器物77 件,其中青铜器50 件,除了兵器和工具外,礼器包括酒器、食器、水器等,一应俱全,其中鼎、爵各4 件,斝3 件,还有1 件形体巨大、身饰夔纹的铜钺,可见其身份之高贵。而此类等级并随葬大量青铜礼器的墓葬,目前在郑州、偃师商城发现不多,在其他几座早商城址中则更为少见。[17]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自2012 年开始参与盘龙城的田野考古工作,进一步厘清了盘龙城遗址的分布,考古勘查进一步证明,盘龙城是一个延续时间长、面积大、社会等级高的中心城邑,它不仅存在聚落核心区、聚落功能分区,也在聚落的分布上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武汉大学在这次考古勘查后对盘龙城聚落分布做出三个阶段的划分:大型基址出现之前的第一、二期为第一阶段;宫殿基址使用的第三至第五期为第二阶段;宫殿基址转移到杨家湾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的盘龙城呈现出不同的聚落景观。而第二阶段是盘龙城作为南方中心城邑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的盘龙城不仅高等级遗存如建筑、墓葬规模远远超出本地区其他聚落,而且周边聚落如江陵荆南寺、黄梅意生寺文化面貌表现出与盘龙城的高度一致性,一些长江中游地区地方文化因素如红陶在这些聚落中发现较多。这或许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商文化)的影响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达到了顶峰。[18]
从盘龙城遗址早商文化序列的相对完整、文化面貌之典型,城址的规模、布局,宫殿的建筑、造型,出土遗物尤其是青铜器之丰富、精美等各个方面来看,在目前所见南方地区同期的文化遗址中尚无出其右者。因此,作为早商王室在南方地区的统治中心与战略据点,盘龙城遗址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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