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讨三苗与夏文化南来：武汉文化简史

夏文化的南来与“禹讨三苗”的军事行动密切相关。

史载，大禹即位之后继续对三苗部落采用“恩威并济”的怀柔政策，试图遏制其北上的行动，这种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三苗部落北向发展的势头却未受到根本的阻遏，三苗部落与诸夏部落维持着一种战和不定的关系。这就是古籍所载的三苗对大禹“时叛时臣”^[8]。这说明大禹的怀柔政策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再加上三苗部落从未真正归顺中原，于是，禹整合部族力量，开始了大规模征讨三苗的战争，战争以大禹的胜利而告终，大禹占领三苗腹地并就此展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使得夏文化南下，华夏族群和原三苗部落完成了一场全面的民族融合。

上述史事在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典型者如《墨子·非攻》载：“昔者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至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9]据说，禹在对三苗部落作战时，曾射中三苗部落的首领，造成苗师内部大乱，三苗部落战败后，一部分民众逃往淡水、汉水之南的江南地区，后演变成楚民族的组成部分。一部分民众逃往西南的崇山峻岭，成为后世苗民的先祖。^[10]大禹在征服三苗部落并占领了其腹地之后，随即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移民，又设立了据点，并派兵驻防，改变了三苗部落原有的统治方式，加强对该地区的掌控。而一部分诸夏部族移居到三苗腹地之后，对该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夏文化对该地区的辐射进一步增强，而派兵驻防的行为更是加强了夏王朝对三苗腹地的政治影响力，该地区彻底成了夏朝的“南土”。为了防止三苗部落再次反叛，大禹在打败三苗部落之后流徙了三苗的部落酋长，这种行为是借鉴了尧帝和舜帝的做法，然而不同于尧、舜比较严苛的做法，大禹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手段安抚这些战败的酋首，为流徙者提供了必需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在新居住地能够平稳地生活。于此可见大禹既是一位仁德宽厚的政治家，也是深谙心战妙用的谋略家。(www.xing528.com)

大禹征服三苗的行为对夏王朝开拓江汉地区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根据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以湖北宜都石板巷子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遗存，石板巷子遗存的器物组合与同一地区的早期石家河文化少有联系，反而几乎涵盖了中原地区煤山类型的全套器物组合，且两者同类器的形制颇为接近。不难看出，石板巷子遗存是中原地区的煤山类型进入湖北西部地区之后，在当地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这些文化类型应当是以禹为首的夏王朝占领并控制了江汉地区三苗腹地的实物见证。^[11]由此可见，禹讨三苗之后，在三苗腹地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并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使得江汉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夏朝所代表的中土文化播迁至此，对于上古时期江汉地区文化礼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