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简史：江汉地区远古社会生活概览

从城背溪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各个文化遗址中的稻谷、房址、器物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江汉地区的先民们已经进入定居农耕的文明时代，并且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神权崇拜系统，这说明当时的江汉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江汉文化的发展和特色主要体现在器具、葬礼仪式、建筑、手工业等与生活密不可分的方面，其中陶器是其典型代表。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广泛使用的生活用具。陶器的出现是火的运用、农业发展和熟食习惯养成的产物。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先民逐步掌握了黏土的性能，知道黏土和水后可塑性较好，阴干熔烧后，坚固、耐火且不漏水。制作陶器，首先要讲求成型技术，将黏土和水后成型。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来看，陶器主要经历了手工捏制—泥条盘筑—慢轮修整的成型过程。此外，个别陶器也有快轮成型的痕迹。陶胚成型后，接下来便是烧制技术了。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器，其烧制技术主要有露天烧制、窑内渗碳和窑外渗碳三种，烧制技术的发展体现了江汉人民智慧与勤劳的品质。

体现江汉先民定居生活的另一重要体现便是房屋基址的发现。江汉地区原始的房屋多是用掺有稻壳、茎秆等物的红烧土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如武昌放鹰台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掺有稻壳、茎叶等的红烧土，虽未发现以此筑成的房址，但认为红烧土乃是废弃的建筑材料却是较为一致的看法。又如黄陂铁门坎遗址中的房屋遗迹，然后挖槽起木骨泥墙。居住面抹泥后经烧制而成。广泛选用红烧土作建筑材料，房屋的墙体建成后须经烧制，以达到坚固、防水、防潮的要求，这是先民们面对温和、潮湿的环境，久经摸索后创造出来的一种建筑技术，它为减轻潮湿对人体的危害以及加强房屋的牢固程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建筑和器物，纺织的发展也为江汉地区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光彩，其中最能代表纺织技术的就是纺轮了。一般来说，大型纺轮纺出的纱较粗，小型纺轮纺出的纱较细。考古发现的屈家岭文化中存在由直径较大的纺轮到直径较小的彩绘纺轮的一个发展过程。据有关专家研究，屈家岭文化中出土的直径4 厘米以上的大型纺轮，其重量均在30 克左右，所纺出的是直径1 毫米以上的粗纱，而直径3 厘米的小型纺轮所纺出的纱，其直径则要细得多，最小的纺轮重量仅10 余克，纺出的纱当然更细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彩陶坊轮的纹饰有三个共同点：从纹饰所处的位置来看，主要纹饰均绘在纺轮的表面；从纹饰色彩看，主要是红色和黑色，与纺轮胎体表面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从纹饰的组成看，纹轮表面的纹饰一般都分为12 组。之所以要在纺轮上绘制彩色的纹饰，除了装饰美观之外，更多的是考虑到实用性。彩绘的纹饰在纺轮转动的过程中可以便于观察纺轮的速度，精确控制纺纱的质量，减少纺出的纱粗细不均。这种集美观和实用于一体的发明，体现了江汉先民的创造性和实用观念。(www.xing528.com)

古人“视死如生”习俗在江汉地区也能找到痕迹。出于对死的恐惧、生的渴望及原始宗教意识一定程度的萌发，先民们往往把自己生前的生活样式“移植”到死后的墓葬中来，希望自己“永生”。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以单人仰身直肢葬式为主，也有一部分属于双人合葬的。在武昌放鹰台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清理发掘的33 座墓，葬式均系单人仰身直肢。从墓的形制来看，均为短形竖穴土坑，多数墓内填土为黄褐土，少数有专门用红烧土填充墓基的现象。而从最能体现墓主身份的随葬品来看，总体上随葬品差距不大，说明私有制尚不发达，贫富差别并不十分明显。武昌放鹰台遗址墓中的随葬品，一般是几件至十几件小型的陶制冥器，而与之隔江相对的新洲香炉山遗址墓中的随葬品，大体与放鹰台遗址相同，只是其随葬物质做得精细，形制规整，器壁较薄。除了这些，江汉地区的文化遗址还体现出较强的宗教观念，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长达数十米的套缸，在放鹰台遗址墓中发现的猪下颌骨等都被推测可能是一种原始崇拜，因为这些现象从实用性、艺术性、等级观念方面均无法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只有将之理解为一种原始崇拜，方可进行讨论。当然，具体的实际用途与意义，还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在江汉地区的文化发展由城背溪文化向石家河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之中，中原文化经历了由仰韶、大汶口向龙山文化的蜕变，而与江汉地区同属长江流域的江浙一带也经历了河姆渡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转变。这些分处不同地域的文化类型与江汉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从地域上还是从时间上来看，它们在保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同时，也显露出文化之间的发展共性。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最先发现于山东，之后在河南、陕西均有所发现，这种处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文化类型一个重要特征就体现在手制灰陶和红陶上。大汶口之后的龙山文化则将其鲜明的特色烙印在了轮制的灰陶、黑陶之上。从种植的粮食作物来看，二者都是以粟作为主要的种植作物，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地域特征。在长江下游发展的河姆渡以及之后的良渚文化则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适应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气候的必然选择，也造就了江汉和江浙文化发展的共同基础，以上三种文化存在的时间大体相当，分布的地域也十分地接近，但是器物的形态还是很明显地将它们区别开来。史前时代的文化发展已深深打上了地域特征的烙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江汉先民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系统。它既不同于旱地粟作文明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稻作农业的江浙地区新石器文化。江汉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根植在江汉地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之中，它的文化特征已经打上了浓浓的江汉烙印，是与中原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类型以及江浙的河姆渡、良渚文化类型相并列的存在。对于江汉文化的探寻与研究，既是武汉地域文化的远古寻迹，也是描绘中国史前文化多彩图画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