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区史前考古遗址概览

武汉先民史前的创世活动是以整个江汉地区为背景展开的，而武汉地区正处于其核心地带。史前时期的武汉地区还是一片沼泽遍布、树木丛生的蛮荒之地。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就是说南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成年男人都不长寿。可见南方地区环境之恶劣。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处长江中游和汉江流域的武汉地区在一代代原始先民的开发下逐渐变得适宜居住，在不断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独特的江汉文化。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还在文明形成之前的史前时代，新石器文化的遗址就遍布在中华大地，考古学家苏秉琦把这一景象比拟为“满天星斗”。长江流域就是孕育史前文化的一片辽阔的星空。“元谋人”“长阳人”“郧县人”“汉阳人”就是闪耀在这片天空的史前文化之星。

1988 年在云南元谋（属长江上游地区）发掘出来的270 万年前的“蝴蝶腊玛古猿”化石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在湖北地区，1956 年在长阳赵家堰“龙洞”发掘到了距今20 万年的长阳人化石。1975 年在郧县梅铺龙骨洞发现四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为直立人遗骸，命名为“郧县人”，属直立人早期。1990 年又在郧县曲远河口发掘出土一具古人类头骨，经专家研究，它与1989 年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属同一直立人类型，仍命名为“郧县人”。另外，20 世纪70 年代在大冶石龙头先后两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传递出早期人类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信息。嗣后，在湖北江陵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一地区的活动遗址——江陵鸡公山遗址，把人类开发江汉平原的历史提早了4 万～5 万年。截至目前，汉江地带已发现的人类旧石器遗址共达200 余处，而在旧石器时代，武汉地区的先民又留下了哪些文化遗迹呢？

目前发现最早的是“汉阳人”头盖骨化石。1997 年1 月上旬，在武汉市汉南区纱帽山附近的江滩：市民毛凑元在纱帽山附近长江边晨练时无意间拾到一个似石似骨的骷髅。该化石保存有额骨和左右顶骨，呈棕褐色。其中额骨保存有整个鳞部和右侧眉脊中段，左侧眉脊已全部断失，左侧顶骨乳突角有破损。枕骨沿人字缝脱失，其冠状缝清晰，矢状缝基本愈合，可见较平直的缝线。时任《文化报》记者的张松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将湖北省文物考古所李天元研究员带到毛凑元家，李天元初步判定是古人类化石，并将头盖骨带回研究所进行进一步研究。其后，李天元郑重地将头盖骨携往北京进一步鉴定，经周口店发掘的参与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教授及吴新智、胡承志、吕遵谔等相关专家学者仔细甄别、鉴定，确认其是距今5 万～1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该头骨的骨质纤细，额结节与项结节明显，可能为30 岁左右的女性个体，被命名为“汉阳人”。与现代人比较，“汉阳人”前额显得低平，明显向后倾。颅顶低矮，颅骨最大宽度位置远比现代人低。“汉阳人”的脑容量大于北京人但低于现代人。综合其他特征分析，“汉阳人”介于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当属晚期智人类型，与四川“资阳人”、北京“山顶洞人”所处的时代相当。“汉阳人”的发现，使中华民族的先祖谱系中，又增添了来自武汉的新成员。

劳动创造了人，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随着人们制造石器工艺水平的提高，人类逐步由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可敬的“汉阳人”后辈们继续在长江汉水间繁衍生息。如果说旧石器时代的武汉地区还略显沉寂的话，那么，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活动的更多印记。众所周知，文明的发展不论在地域上还是内核上都是一种外延与向心相伴始终的碰撞与融合相结合的复杂过程，既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又似日月之光普照四方。在史前时代，武汉的外缘区是先民生息劳作的重要场域，留下了人类早期活动的众多遗址、遗迹和人类化石，甚至发掘了若干人类早期的聚落和城址。最后，在众多据点的向心力推动下，在最适宜的位置产生了我们今天的这座城市。

一座城市的文化遗存，是其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它记录着岁月的沧桑，留存着许多文献资料所不及的历史信息。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史前文化遗址富集的城市。众多的文化遗存展示着她悠远而厚重的历史沉淀。20世纪5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武汉地区相继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00多处，虽然这只是史前先民生活原貌的冰山一角，但它们仍然展现了我们祖先从蒙昧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艰辛步伐，使我们能够穿越渺远的时空去感知先民们创世的艰难历程。这100 多处文化遗址绝大多数分布在各个远城区，即市中心的外缘区，其中已公布为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洪山区老人桥遗址、许家墩遗址；武昌区放鹰台遗址；江夏区神墩遗址；东西湖区马投潭遗址、余家嘴遗址、钥匙墩遗址；蔡甸区陈子墩遗址、尸骨台遗址、尸骨墩遗址、鲢鱼台遗址；汉南区纱帽山遗址、金竹岭遗址；黄陂区中分卫遗址、面前畈遗址、铁门坎遗址、陈隍墩遗址、程家墩遗址、神墩岗遗址；新洲区凤凰潭（二墩）遗址。众多的遗址为我们勾勒武汉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谱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据此，考古工作者将武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别归属于前后相承的三个文化发展阶段：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原称湖北龙山文化）。

大溪文化因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渝东，南抵湘北，北达汉水中游沿岸，在湖北境内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以南、以西地区。其年代大约距今6000 ～5300 年。大溪文化的陶器基本上处于手制阶段，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使用石质生产工具，打制石器仍占相当比例。大溪文化时代的先民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主要种植水稻。大溪文化的早期为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晚期为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大溪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都是新石器时期不同类型的重要文化遗存，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交流影响的因素。大溪文化遗存在武汉地区以1996 年发掘的汉南纱帽山东区第8 层为代表，调查发现同类的遗存有东西湖区马投潭遗址下层、黄陂河李湾、程家墩遗址下层等。从已出土的文物可发现其融汇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江汉地区古老土著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了自身特点。

纱帽山遗址位于汉南区长江西岸纱帽山，遗址面积约4000 平方米，该遗址于1964 年被发现，次年湖北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有石斧、石锛、石凿、陶网坠、陶纺轮、陶鬲、陶豆、铜斧、铜矛、铜镞、卜骨等文物100 余件，这些文物年代上属于商周时期。1996 年，武汉市考古研究所再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商周文化层下有新石器文化遗存，出土的弧敛口曲颈罐、卷沿与三角沿红陶盆、尊形器等具有大溪文化的特征，而釜形鼎与红顶碗则具有浓厚的中原仰韶文化特色。纱帽山遗址文化层最厚处达6 米，多期文化层的叠压说明该遗址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人类活动，延续时间相当长。

河李湾遗址位于黄陂区罗汉河李湾北边河流的二级台地上，呈缓坡形，文化层堆积在1 米以上，现存面积约1 万平方米。1982 年孝感博物馆曾在此试掘，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表为素面的占绝大多数，少量饰有弦纹、压印纹、锥刺纹等，器形以鼎居多，另有钵、罐、盆、盘、碗等。出土的石器则有斧、铲、凿、锛等。器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大溪文化有一定的类似性，属本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1983 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屈家岭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县（今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其分布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三峡，东到武汉一带，北达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区并局部深入到湘西沅水中下游。年代距今约5000 ～4600 年。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为手制，但快轮制陶已较为常见。陶系以泥制为主，夹砂陶较少，早期以黑陶为重要特征，晚期以灰色为主，另有少量红陶及橘黄色陶。石器多为磨制，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超。经济活动以稻作农业为主，家畜饲养及渔猎采集也是很重要的经济活动。房屋建筑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地面起建式。屈家岭文化已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武汉地区发掘了众多屈家岭文化类型的遗址，以武昌放鹰台下层，新洲香炉山遗址下层，黄陂铁门坎遗址下层，江夏潘柳村、锣鼓包、神墩遗址下层为代表。

放鹰台遗址位于武昌水果湖畔，东临东湖，北邻水果湖，现址是一个高出地面数米的小山丘，面积约1 万平方米。传说李白曾于唐乾元三年（760 年）来此放鹰宦游，故名放鹰台。距今4000 多年前，这里北倚长江，其东南是幕阜丘陵，东北是大别山的余脉，西面是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正处于古代人们迁徙、流动的要道。该遗址于1956 年被发现，经1965 年和1997 年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羼合稻壳的红烧土和许多红烧土的房屋建筑遗迹，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斧、锛、铲等磨制石器，还有用于猎取野生动物的石箭镞和鼎、甑、碗、豆、杯、罐、纺轮等生活用陶器，颜色多为黑灰色，大量墓葬随葬品反映的贫富差别并不大。个别墓葬中还发现有随葬猪下颌骨或专门用红烧土填充墓坑的现象。种种迹象表明，生活在放鹰台一带的古代先民是一个已经告别了居无定所的渔猎时代，进入了从事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定居阶段，并在制陶技术上有了较高水平的原始聚落。其出土的文物具有屈家岭文化早期阶段的器形风格，出土的稻壳经鉴定与京山屈家岭遗址中发现的同属较大型的粳稻。凡此都表明放鹰台遗址属屈家岭文化类型。(www.xing528.com)

铁门坎遗址位于黄陂区罗汉寺段龙须河畔，是黄陂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988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面积约在10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层厚约1 ～1.5 米。龙须河发源于泡桐珍珠岭，经滠水河注入长江。四通八达的水系、一望无尽的田畴，使这里成为史前时代先民们理想的栖息生活的地方。截至目前，龙须河畔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有10 处之多，不难想象，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是先民们生息的热土。铁门坎地处同安集西边的龙须河段，古时河床下的黑色岩石在河中横截为一道天然的水坝，水从坝上漫出，大片沃野长年浸泡在水中不能耕作，先民们于是凿开铁门坎处让河水下泻，挖开河道取土成洲便于居住，从此泽国变成阡陌村庄。铁门坎遗址出土的陶器较多，石器较少。陶器主要有鼎、罐、瓮、豆、碗和纺轮等，尤以纺轮数量较多。另发掘陶棺墓2 座、土坑竖穴墓2 座、房屋1 座，此外还有一批灰坑和灰沟。马投潭遗址位于东湖区三店农场马投潭村南。1984 年发现遗址面积约7600 平方米，文化层厚达2 ～4 米。在这里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兽骨、鹿角、牛牙等动物骸骨，这表明武汉地区的先民们在进行狩猎的同时可能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畜牧业了。

距今约4600 ～4000 年前，江汉地区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考古学界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由于在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器物最多，并具有典型意义，更多学者称之为“石家河文化”。它分布的范围，东至鄂东，西至鄂西，北至豫南，南至洞庭湖，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当。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石器通体精磨。玉器制作精细，有玉雕人像和各种动物雕刻。还发现大量的碎铜块、炼渣及与冶铜有关的孔雀石矿石，说明石家河文化时代可能已经出现冶铜手工业。发现有大面积建筑群、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差别，反映出社会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表明那时已离文明社会不远了。武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分布广泛，经发掘的有阳逻香炉山、江夏潘柳村遗址等。所见遗物主要有磨制石器与陶器。常见的有石斧、石铲、石凿、石镰、砺石等。陶器以夹砂灰陶与夹砂红陶并重，另有泥质灰陶、黑皮陶、灰褐陶等。器形有鼎、罐、缸、盆、碗、钵、器盖等多种。既具有江汉平原同类文化特征，又兼有鄂东地方特色。

位于洪山区周家湾的老人桥遗址是一处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存，于1958 年武汉市文物普查时被发现，面积约9000 平方米，距今约4500 ～4000年，在此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遗物，其中石器多经过磨制，主要有石斧、石铲、石锛等，陶器多为灰陶，主要有凿状鼎足、扁平鼎足、灰陶高足杯、灰陶盆等。老人桥遗址于1981 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子墩遗址位于蔡甸区九真山南麓的金鸡寨湖畔。相传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陈友谅曾在此屯兵，故称“陈子墩遗址”。该遗址东西长271 米，南北宽82 米，是一个隆起的长条形台地。其中在台地中段偏东处有数百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台基。文化层厚约1 米以上。清光绪二十六年（1846 年），修筑德丰堤时在此取土，挖出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铜器。因此，当地人们称这一带为“古迹岗”。1979 年，省、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此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铲、石凿、石刀、红陶渔网坠、红灰陶纺轮和商周时期的铜镞、铜矛、铜剑、铜刀、铜锥及众多的陶器标本。其中石铲有穿孔，既便于装卸和增强稳固性，又利于操持时用力，尤利于水田的耕作。它表明了武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石制生产工具制作技术日趋精良。该遗址于1994 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8 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孝感市和武汉市黄陂区发现2 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命名为“叶家庙遗址”和“张西湾遗址”。叶家庙遗址位于孝感市孝南区朋兴乡，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的中心城址聚落，经过调查、勘探与发掘，发现了城址的城垣、环壕，城内的居住区、公共墓地，整个城址呈长方形，整个聚落包括杨家嘴遗址和何家埠遗址，总面积约56.5 万平方米。叶家庙遗址是近年来长江中游史前聚落考古的一个重大收获。其城垣、壕沟结构完整，聚落功能分区清晰，为我们认识江汉地区史前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图1-1　武汉新时期时代遗址分布图

张西湾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镇建安村张西湾和张东湾，整个遗址平面近似圆形，局部发现保存至今的城垣和壕堑，其南北长295 米，东西宽335米，面积约9.8 万平方米。张西湾遗址城内堆积层不厚，从文化内涵上看大致可分为石家河文化的早期和中期，其中早期以夹砂黑陶、加沙灰陶为主，器形有宽折沿大口罐、鸭嘴形鼎足、红陶高圈足杯、喇叭状器盖、纺轮等典型石家河文化早期器物。中期则以灰陶和红陶为主，泥质陶的数量明显偏多。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发现了十余座新石器晚期的城址，张西湾遗址的文化面貌、城址的兴衰过程为我们研究武汉及周边史前时代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1]

综上考古材料所见，在江汉平原及武汉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包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都有先民密集的足迹，他们在此往返劳作、栖息繁衍，留下了一个个史前文化聚落。这些史前文化聚落在文化序列上有相当的同一性和延续性，应该属于相同的部落族系和文化谱系。

史前文化的寻踪需要从考古、人类学调查与文献三方面着手，尤其需要文献资料的印证，正如学者所说，“所谓考古学文化族属问题，实际上是指通过对考古学文化遗迹、遗物及遗迹现象的研究，由物及人，由物见人，揭示创造和使用该考古学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即族（或族系）的真实情况，从而尽可能地恢复其历史原貌”^[2]。上述考古学上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湖北龙山文化）从时间上看正处于氏族社会末期，也就是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揆诸文献可知，那时的中华大地有三大部落集团：黄河中上游的黄帝集团，黄河下游的少昊、太昊东夷集团和南方的三苗南蛮集团。三苗南蛮部落是生活在长江中游两岸的远古部族，分布在桐柏山及大别山以南、文山以北的洞庭—鄱阳间的地域。俞伟超、张绪球等先生从三苗的活动范围、时间及兴衰的角度对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指出长江中游地区的新时期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三苗部落或部族。由此可知，史前时代的武汉地区应该是三苗活动的腹地，也是三苗南蛮部族生产劳作的重要地域，武汉地区上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很大程度上应是三苗部族的文化孑遗。处于野蛮与文明交替之际的三苗部落是江汉地区的主人，他们为了生存发展，与占据中原的黄帝部落、太昊部落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战争，这些战事在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后，三苗部落受到黄帝部落的强力挤压，逐渐向南方的山地大规模迁徙，最终在江汉地区销声匿迹。^[3]

三苗部落与黄帝部落的相互攻伐征战演绎了上古时代宏大的历史叙事，尽管其间的详情如今已难以稽考，不过，透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分合异同的比较，我们仍可窥见史前时代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与长江流域新时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正是这种碰撞与交融推动着江汉地区上古文化的持续发展，在三苗部族逐渐从江汉地区迁往他地之后，炎黄部落的一支踏上了这片土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创造，并为后来的荆楚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