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道路选择的身世与艺术史论

关汉卿的生平资料远较多少具备传统文人印迹的杜仁杰、白朴复杂，目前研究表明他的名氏已佚，“汉卿”仅为他的字。号一斋（据《析津志》），或作已斋、已斋叟（据《录鬼簿》）。祖籍山西解州，后迁河北祁州并归葬于彼。一生曾长期在大都（今北京）居住和生活，亦曾于宋亡后南下漫游（在这方面与白朴经历相似），晚年北返。

关于关汉卿的身份及确切活动时代，目前无直接资料记载。《录鬼簿》称其为“太医院尹”，即太医院正职官，惟未言明其任职在金太医院还是在元太医院。查《元史·百官四》，其中明云“太医院，秩正二品，掌医事。”是知元时太医院正职为正二品高官，地位优于六部尚书，而与副宰相同。即使至元二十年（1283）太医院改为尚医监，亦为正四品职官，与六部侍郎同。关汉卿如任此职，则《元史》不会不载。更重要的是邾经《青楼集序》中对关氏入元后身份经历说得相当清楚，是“不屑仕进”的“金之遗民”。既然如此，则说他在元代任正四品乃至正二品高官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更何况还有《析津志》，该书作者虽将关氏列入《名宦传》，却只字未提他的仕历，他到底任过何职我们无法据以明了，并且作者在关氏小传中还明言：

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

如果关汉卿在元时任太医院正职官，这段话同样没有着落。

很清楚，如果我们认定关汉卿在元时任太医院尹，就必须先否定邾经《青楼集序》和《析津志·名宦传》，而事实证明在没有过硬证据情况下，要同时否定这两种元人文献的记载是不可能的，如此，只能认为关汉卿任太医院正职官是在金代。因为既然是在金代任太医院官，则《元史》中不予记载即很自然，并且不仅不影响关氏入元后“不屑仕进”，而且正由于有了金代任官的经历，改朝换代后“不屑仕进”的遗民身份才显得真实可信。至于《金史》中未见相应记载，那是由于金代太医院官品位太低的缘故。据《金史·百官志》，太医院正职官提点仅为五品级的技术官员，既非台省要道，又无值得一书的特殊技艺，故《金史》未将其收入，甚至连《方伎传》亦未见记载便属自然之事。也正因为如此，作于元末的《析津志》将其列为“故家遗民而入国朝”的“名宦”而不言其官职，是见其“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的个性声望而非“太医院尹”这个前朝的“宦”。当然，话又说回来，毕竟得有这个“宦”才能进那个“传”，基本条件具备才能谈及其他，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邾经语中“初并海字”所指的时间观念，有论者定为元世祖忽必烈的灭宋统一，近代学者王国维便认为关汉卿做太医院尹当在中统时的蒙古时期。如此即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即作为金遗民的杜、白、关诸人何以要等到灭末后方才“不屑仕进”？说具体一点，关氏既然能在蒙古国时期做官，到改元以后反而以遗民自居“不屑仕进”了，这显然是讲不通的，不能机械地看待“我朝”二字，认为“我朝”即指元朝，而“大元”则是忽必烈至元八年才宣布改建的。事实上这是错觉，因为在元人看来，“我朝”指的是自成吉思汗开国后至元末的整整一个朝代，它包括整个蒙古时代，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为元太宗即为明证。而“初并海宇”即统一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包括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灭夏、灭金，直到灭宋等一系列事件。对于原处金统治区域的杜、白、关诸人来说，对其“不屑仕进”有决定影响的当为灭金而非灭宋，这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关汉卿，任太医院尹，金亡后不仕，更属显而易见。(www.xing528.com)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花如此篇幅论定关汉卿的金太医院尹身份究竟是为了说明什么？它和讨论关氏心态之间又有何种联系？

很清楚，我们论定关汉卿在金末任太医院正职官，首先即坐实了他在入元后的亡金遗民身份及“不屑仕进”的情感导因。换句话说，和杜仁杰、白朴乃至此前耶律楚材、许衡、王鹗等人一样，关汉卿亦为亲身经历金元易代社会大动乱的过来人，同样感受到北来草原文化对华夏传统文明的强力冲击以及由此而来的群体心理挫折。设若入元后效命于新朝，他亦有可能成为变革陋俗、弘扬汉法的儒臣群体一员，而由于“不屑仕进”，关汉卿成了和杜仁杰、王和卿、白朴一样游离于市俗社会中的文人群体之一分子。此正是我们以下对关汉卿心态进行科学描述的基本出发点。我们不难理解，以耶律楚材、许衡为代表的在朝儒臣，其改朝换代后的挫折感反应具体表现为针对漠北陋俗侵入而弘扬汉法的文化反征服心态。而与之并行的乃杜仁杰、白朴、王和卿之类的市俗文人，他们的挫折感反应则表现为针对传统文化自身的反叛性心态，其中包括反传统但找不到新出路而导致的矛盾和痛苦（杜）、行为倒退（王）以及消沉冷漠（白朴）等等。作为后一类文人的代表，关汉卿亦不可能有超越时代和所属群体的其他心态。

其次，确定了关汉卿的金太医院尹身份，亦可借以进一步分析关氏与杜、白等同类文人的异同，从而勾画出其心态的特殊性。

一方面，关汉卿入元以前是残金的职官，尽管只是五品级的技术官员，非台省要道，但总是一个经常接受“帝宣”的朝臣。国破后却甘心弃了这个“腰悬鹘牌，怀揣帝宣”的前程，和从未做过职官的杜、白相较，其转向“不屑仕进”的心理置换能量要大得多，历经这种“置换”的心态也要成熟和稳定得多。另一方面，也正由于关汉卿的出身是太医院尹，属于传统儒家所轻视的“方伎”一类，而非与修齐治平有关的史官及民政军务，可见其原与儒家传统文化联系不密，充其量是个杂家，又无突出的技艺，这就注定了他在金亡后不可能像杜仁杰、白朴那样享受举荐和征聘的“殊荣”，而冷傲、倔强的个性又使得他不会也不可能在新朝统治集团中去钻营一个位置。与以传统文化素养而知名的杜、白相比自然更少传统的精神束缚。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即可毫无踌躇地观照关汉卿的内心世界：在“不屑仕进”之后，他既不可能像杜仁杰那样由于传统与现实的内心撕掳而造成二重人格，也不可能像白朴那样因过度沉溺于兴亡空幻而导致消沉、冷漠，而是突出表现为无所顾忌也无所畏惧的新型心态特征，这就是历来人们谈论关汉卿时经常使用的概念：浪子和斗士的二位一体。一句话，无论就反传统的深度还是其广度，上述心态都将促使关汉卿历史地站在时代同类文人的前列。心态决定于身世，特殊身世决定特殊的人生选择。这是我们自耶律楚材以来探讨文人心态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花精力和篇幅论定关汉卿之金太医院尹身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