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报输诚，探艺术与艺术史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一号水晶宫道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芳的后裔，五世祖是南宋第二代皇帝赵昚的生父，因赐第湖州（今属浙江），遂为湖州人。史载赵孟頫自幼聪敏，下笔千言，年十四因父荫补官，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旨搜访遗逸于江南，得见孟頫，为其才华所动，因向元廷举荐，世祖召见，“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元史·赵孟頫传》）。他的文采风度惊动了忽必烈，当即命赵孟頫坐在当时的尚书右丞叶李的座位上首。叶李也是忽必烈爱重的汉人儒臣，程钜夫南下访贤，忽必烈叮嘱一定要将叶李找到带来。此次忽必烈又命赵孟頫坐在叶李之上，可见其爱重程度已超过了叶李。时有近臣提醒忽必烈，赵孟頫是亡宋皇族，不可不防，至少不能让他有接近皇帝的机会，忽必烈不听。当时正逢议立尚书省，就命赵孟頫起草诏书，赵操笔立就，忽必烈读后大喜，称赞：“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不久即授兵部郎中。二十七年，升集贤直学士，又欲使孟頫与闻中书政事，孟頫固辞。“有旨令出人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元史·赵孟頫传》），皆可见其受宠程度。

世祖死后，赵孟頫继续受优容。元仁宗即位后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近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元史·赵孟頫传》）。同样有朝臣对仁宗优遇孟頫不服气，多次进言离间，仁宗“若不闻者”。又有人上书称赵孟頫不宜使修国史，理由是元蒙建国史料不应让赵孟頫这样的敌国皇族了解，亦未被采纳。

不仅如此，仁宗还对赵孟頫的生活显示特别关怀。有一次专门赐钞五百锭，恐中书省从中作梗，竟指示专门为元皇室服务的普庆寺别贮钞交割。有一天，天气寒冷，仁宗见赵孟頫多日不至宫中，动问其故，左右告以年老畏寒不出，仁宗即命御府赐予貂鼠裘。英宗即位后，宠遇依然未衰，“三年，赐上尊及衣二袭”（《元史·赵孟頫传》）。是年六月卒后，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纵观赵孟頫的后半生，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元王朝优容的环境内渡过的，在他的身上，似乎看不出四等公民“南人”被歧视的任何迹象（即使遍查历代汉人朝廷，对被其取代的前朝宗室，其优遇恐亦无过于此）。个中原因历来论者已多有所云，大抵乃元统治者出于安抚江南文士的需要。孟頫作为宗室尚且北上受职，其对江南人心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亦与赵孟頫自身过人的才华风度有关。

“士为知己者死”，身为儒家文士一员的赵孟頫，对元王朝特别是忽必烈的知遇优容是了然于心的，对此他当然也要有所报答。知恩图报是赵孟頫心态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元史·赵孟頫传》），这两句诗是当忽必烈要他赋诗讥刺以宋丞相身份降元的留梦炎时写下的，虽有所指，但也多少反映了赵孟頫自己的真实心态。他在为官后不久即提出当时“至元二百贯赃满者死”的刑法太重，以致当事者“意颇不平”。今姑不论其意见正确与否，即就其认真负责的态度而言，“忠直”之态可掬矣。此后他抗衡桑哥，平反济南路民事冤狱，俱可见以实际行动报效之真精神。在其诗文创作中，这种知恩图报的心态亦可随处感知：“丹极飞明诏，锋车召老臣。仲舒经术邃，贾谊谠言陈……入奏能回主，当言莫爱身。衮衣瞻望重，丈席侍趋频。”（《送董参政赴召》）此虽系题赠诗，但送别友人时的殷切期望，正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真实感情。所谓推己及人，自觉劝导，更可见其输诚之心。在另一首《投赠刑部尚书不忽木公》诗里，赵孟頫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发出如下的表白：“帝心知俊彦，群望属英贤。大木明堂器，朱丝清庙弦……知己诚难遇，扪心益自怜。”在作者此时的心目中，皇帝至圣至明，臣民人尽其才。他希望“俊彦”“英贤”们要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自觉做一个“大木明堂器”即国家栋梁之材。(www.xing528.com)

不仅出于直观的感悟，赵孟頫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感恩图报还表现在从理论上阐发新王朝建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大元之兴实始于北方，北方之气将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为之兆，天既告之矣。”（《玄武启圣记序》）这里实际上是说元之代宋，是出于天意。作为前朝末代王孙，亲自出马现身说法，为新王朝建立寻找合法依据，这的确是赵孟頫知恩图报、赤心输诚的最佳方式。

“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这是赵孟頫接受征召跟随程拒夫第一次来到大都后写下的诗句，诗题便是《初至都下即事》。毫无疑问，他由此产生了一种在“舆地久以裂，车书会当同”的一统观念指导下期望有所作为的动机，并与知恩图报、赤心输诚的理念完满地结合在一起。基于这种心态，他在入元后批评学陶渊明的人是“效颦惑蚩妍”（《题归去来图》），发出“况兹太平世”“干戈久已戢”“努力勤艺树”“毋为问迷津”（《题桃源图》）的号召，已不仅仅只针对朝廷臣僚了。

历来评论赵孟頫，大多在其以宋王孙出仕新朝这一点上意见分歧。有的指责他变节，有的同情他后来有追悔之心，其情可悯，一般皆不出名节观念、民族矛盾乃至“家天下”的范畴。还有的人批评赵孟頫不能拒绝征聘是由于性格上的软弱动摇，甚至以此对他的书画艺术说三道四。今天看来，这些观点虽不无道理，但总难免以偏概全。诚然，赵孟頫最初出仕元朝，其心态较为复杂，甚至如已有论者所言，不耐家境贫穷，也是导致他接受征聘的原因之一。但这以后竭力报效的行为，则主要在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老信条。知恩图报的心态，在他对程钜夫的态度上亦可感知。据《元史》本传：“初，孟頫以程钜夫荐，起家为郎，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这显然已远远超过了后任对前任应有的礼节。在尊重表象的背后，隐含着赵孟頫对程钜夫的感恩心理，与前述对元王朝的知恩图报相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