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原因,艺术学科在西方与生俱来的宿命性错位同样影响了中国,且显得更复杂,正反面意义皆存在。一方面,由于近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体制长期以来完全借鉴于西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学科错位和断裂问题同样当道而立,与体制紧密联系着的观念至今仍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形成对打通研究根深蒂固的抵触与排斥。另一方面,由于擅长综合的民族个性和重德轻艺的儒家文化传统,加之建国以来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艺术理论研究在哲学领域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以致国内美学研究不在哲学系而到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栖身”,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归了队。美术领域,虽然仍旧存在名不副实的艺术和艺术史概念,但大体上总有一门西方高校所没有的、跨越视觉艺术范畴的《艺术概论》存在,多少对上述错位和断裂有一些弥补。这一点又使得艺术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显示出独特的本土色彩。这事实上也为西方仅仅作为理论流派存在着的一般艺术学进入中国且在体制内生长奠定了社会基础。
艺术学在中国命运的真正转机体现在学科建设方面。经过以张道一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东南大学设置了第一个以打通各门类艺术为特色和以理论见长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博士点,其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又陆续获准增设了一批同类专业。就艺术学学术认知和学科建设而言,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增设无论对于西方还是对于中国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西方学者自费德勒和德索以来尝试建立一般艺术学的努力尚未能进入学科层次的话,这种缺憾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弥补,从而在体制上为传统学科艺术论与艺术史的脱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长期存在着的困扰艺术学全面发展的宿命式难题得到了解决。当然,由于起步未久,其认识和做法有待进一步深化和优化,由此产生的新问题也亟需关注和解决。
最直接也最迫切的莫过于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
师资队伍建设始终是二级学科艺术学建设的瓶颈。和一般学科先有本科后有硕士、博士专业的自下而上式提升机制不同,二级学科艺术学是“自上而下式”的,之前并无以本科专业为依托的学科基础。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该学科所有成员上自学科带头人下至一般学术骨干,皆系各门类艺术研究领域转过来,其知识储备和学术强势都还停留在原有的学科背景里。他们在现有学科的影响和地位更多的不是基于二级学科艺术学所作贡献,所以他们想要保留乃至强化在学术界的影响,就不可能脱离原来的学科。即使一般学术骨干,由于在原有门类艺术学已有基础,他们想要迅速提升学术地位和影响,也只有在原有学科的研究中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正因为如此,在目前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术队伍中,另一个普遍的问题是:进行一般艺术学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实际上只能是副业,这样就给学科建设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
人才培养方面,由于目前二级学科艺术学没有本科专业作支撑,所有报考的研究生(硕士、博士)皆来自其他学科(门类艺术学或其他不相干的学科),和导师情况相类似,他们也有着自己原来熟悉的专业背景,其知识储备和学术素养远非三两年的研究生学制所能轻易改变和拓展的,此即导致他们的学位论文写作大多仍在原有学科内转圈,至多作一点形式上的改头换面,不敢也很难从根本上超越门类艺术而进入综合性艺术学研究层面。这样做也不会在导师把关时遇到麻烦,因为导师也有不得已之处。这样做同样不会在院系乃至学校教学管理部门那儿遇到麻烦,因为他们也得实事求是地面对学科的现状。如此下去,二级学科艺术学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要想名副其实就很难了。(www.xing528.com)
更为重要的当然还是观念问题。由于长期形成的传统,作为二级学科艺术学的两大支柱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分属不同学科的基本格局在国内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人们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艺术即视觉图像的层面。尽管有识见的学者如张道一、凌继尧、彭吉象、王宏建等人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大量的努力,但要在思想深处消除传统的片面印迹无疑存在较大的困难。吊诡的是,许多从事门类艺术专业的专家学者既迫切希望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又对各门类艺术之间存在着打通之必要持怀疑乃至反对的态度。不仅如此,在近年来举办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包括美国艺术史家普莱兹奥斯在内的一部分学者也表露出对广义艺术史认知的怀疑和隔膜。笔者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
体制的确立并不必然宣告相关理论探讨的完成。实事求是地说,由于长期形成的学科固有格局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定势,二级学科艺术学建设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讨论仍旧停留在草创阶段。与10年前相比,理论的探讨尽管有了可观的规模,但并未体现出应有的深度。非但如此,学科体制的确立似乎消解了学理论证的紧迫感,有些本来清楚明白的认识反而日渐模糊。[6]
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甚至发出“艺术学,莫后退”的呼吁[7]。
专业设置和教材建设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缺乏长期的理论准备,目前国内二级学科艺术学的专业设置还很粗糙,到底应该设置什么样的分支学科较合理至今尚在讨论之中,艺术论和艺术史的教材建设大多仍沿用西方传统,分处在哲学和视觉艺术的范畴而不自知。如果说“艺术学概论”由于借鉴了德索、马采等人的理论遗产以及国内长期使用的《艺术概论》教材的传统而情况好一些的话,“艺术史”的问题就更多了,可以说迄今所有流行的艺术史教材要么只是视觉艺术史要么只是区域史、国别史,甚至国内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倡导者张道一先生也主张将中外艺术史分开,在其主编的《艺术学研究》“代发刊辞”中,张先生主张艺术学研究设置9个分支学科,其中没有“艺术史”而只有“中外艺术史”,具体说就是“分为中国艺术史和外国艺术史,又可按照大的‘文化圈’分为大地区的,如东方和西方,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艺术史的分类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也在此类。”[8]说到底,这实际上仍是区域艺术史。所有这些,当然不是缺乏理论勇气,而是考虑不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内艺术学的专业设置和教材建设。今天看来,如果我们不能在横向(区域史、国别史)和纵向(断代史、类型史、专题史)的基础上建立真正打通的“艺术史”,就无法形成与“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三足鼎立的学科体系,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错位命运就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更不能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已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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