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流亡的悲歌-南明:流亡的悲歌

情景一：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正月。在贵州穷僻的安隆千户所，南明的永历皇帝，瑟瑟发抖，坐在茅草房“皇宫”里一张藤椅上，愁眉苦脸地“上朝听政”。泥地上站着的文武臣子，服色不一，总共加起来才四五十人，个个垂头丧气。

情景二：同一时间，贵州省会贵阳城中，永历帝手下的“秦王”孙可望，安居于壮丽宏伟的王府之中。他不仅锦衣玉食贵似帝王，还自设有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员，完全是个小朝廷，甚至王宫中还有“太庙”（庙里有三位“庙王”，当中是朱元璋，左为大西“皇帝”张献忠，右为孙可望的爷爷）。身着王爷服饰的孙可望称孤道寡，满面红光。

相比于汉末的曹操，孙可望厉害得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名义上还有一套行政班子。孙可望更干脆，他自己私设一套班底，永历帝的班底倒成为草台班子。皇帝成为囚笼中的凤凰，栖于僻远蛮荒，而这位孙王爷，却高居大城中的“九重”王府。

骄横无聊偏较真
“一字王”还是“二字王”

孙可望原名孙可旺，陕西米脂人，无赖子弟，青年时代跟从张献忠，由于他狡黠多智，为张献忠所喜，收为养子，改名张可旺。

张献忠有四个养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艾能奇，老四刘文秀。当然，张献忠时代，这四个人都姓“张”。

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射死后，军众溃散，张可旺保有四万多人，一路冲荡，由四川入贵州，由贵州入云南，最终借沙定洲之乱，占据了云南地区和贵州大部。此时，孙可旺认为原名不雅，改名为“可望”。这种改法，很似把“得财”改为“德才”，稍一改动，气象大异。

进入云南后，孙可望为首，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至此，大家都过了当王爷的“瘾”。

南明的四川巡按钱邦芑率人收复四川大部后，有人劝说，表示孙可望入据云南，可以招徕。当时就有人反对：“孙可望乃张献忠余孽，狼子野心，恐不为我用。”钱邦芑很有远见，他认为孙可望在云南一改张献忠做法，不妄杀人民，行事大有纪律，应该争取。于是，钱大人亲自修书，派人持往云南招引孙可望为明朝效力。

此举大出孙可望意料，他喜出望外，对来人讲：“朝廷文官，从来与我辈为仇，绝不相通。今遣使来问，我怎能不高兴！不过，我们四人称王已久，请转告钱按院，如能替我们上疏，封我等为王，我们肯定以全滇境土人马，归附朝廷。”

显而易见，孙可望开始非常有诚意与明朝修好。钱邦芑是文人，做事缜密，他在上报永历朝廷详述孙可望想归顺的同时，回报孙可望说：“本朝祖制，从无异姓封王者。”即便如此，他也没放死话。明朝祖制，确无异姓功臣活着封王，时移事易，一切要听朝廷定夺。

依当时情况，南明朝廷屡屡播迁，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皆败亡，如果弄个王爷帽子笼络一下孙可望，自可换来对方感激涕零的忠顺。但是，永历朝臣书呆子多，争来吵去，一时间难以就孙可望封王之事达成一致。

当时，孙可望很主动，派本来就是明官的老乡杨畏知为使节，到达肇庆拜见永历帝，献上一份重礼，希望永历朝廷封他为“秦王”。

出于各自的私心，当时在朝的李成栋养子李元胤、袁彭年以及多位文臣皆反对封王。特别是明朝几个在贵州一地的军头，深恐孙可望为王后受其辖制，纷纷上书反对。

杨畏知虽为孙可望所遣，却心向明朝，劝当朝诸公不要吝惜一个王封而变友为敌。变通之下，永历朝廷决定封孙可望为“二字王”，但很快又改变主意，只同意封孙可望为公爵，赐名“孙朝宗”。

正在纠结之际，南明的军阀陈邦傅在广西势单力弱，他为了张大其势，与已经进入两广地区的大顺余部高必正、李来亨等相抗，想拉拢孙可望。陈邦傅的手段很奇特，他趁永历朝廷议论未决之时，自己用黄金偷铸一颗重达百两的“秦王之宝”大印，伪造永历帝敕书，封孙可望为王爷，以此来达到巴结对方的目的。陈邦傅不仅“封”孙可望为“王”，还“封”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俱为“国公”。执行这项“任务”的，乃陈邦傅的心腹门人胡执恭。

胡执恭本来就是北京专门制造假印私信的游棍，十多年中屡犯死罪，趁明末大乱之际，逃入军中，成为陈邦傅的谋士。他办事很麻利，立刻奔往昆明，一见孙可望，马上拜倒称臣，献上斗大黄金印，说永历帝非常信赖孙可望，然后又详述陈邦傅私下结交之意。

孙可望非常高兴，集结文武和百姓，大庭广众之下，跪受“秦王”之封。高兴了没几天，老孙从探子处得知永历朝廷还在商议对他的封王之事，根本没有结果。

恼怒之下，孙可望亲自去见胡执恭，逼问他，让他说实话。胡执恭当然不敢明说封王之事乃他与陈邦傅所为，就诈称永历帝与其母亲太后两个人秘密商议铸王印与孙可望，“外廷诸臣确实不知此事”。

闻听此言，孙可望非常生气，又不好发作。他之所以如此渴望得封“一字王”，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威慑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所以，虽知封王事假，他也要挺下去、装下去。

李定国、刘文秀已知其诈，坚拒胡执恭对他们的“国公”之封，二人表示说“未为朝廷立功，不敢受爵”。渐渐地，永历朝臣闻知陈邦傅假冒帝敕铸印为孙可望封王之事，一时哗然，纷纷上章弹劾陈邦傅。

老陈死猪不怕开水烫，咬定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朝臣不敢动陈邦傅这个军头，就派人抓住任南明知州的胡执恭的儿子胡钦华，要把他斩首以治其父亲欺君之罪。永历帝挺厚道：“其父作逆，其子何与？”下诏释放了胡钦华。

不久，永历朝的文臣督师堵胤锡从湖南入朝，劝说永历帝：“孙可望盘踞云南，怎能禁止他自立为王呢？如果恩出朝廷，正可得其效力。假如他先行一步，执送胡执恭入朝诛之，则显得赏罚之权倒置。不如封他为王，免生他变。”永历帝、堵胤锡君臣二人密议，铸“平辽王”大印，差遣大臣赵昱前往云南封孙可望。

得知赵昱来滇以永历帝之命封自己为“二字王”，孙可望十分没面子，想派兵中途拦阻，不让他入昆明。李定国等人相劝：“皇帝使节来，怎能拒而不见！”无奈之下，孙可望硬着头皮接见赵昱。

不料想，赵昱是个马屁精。他预先得知孙可望不高兴，怕自己在昆明被杀，所以，甫见老孙，立马下跪称臣，大献殷勤。见来人如此“懂事”，孙可望也高兴，马上送给赵昱千两黄金，然后他藏起“平辽王”之印，对外佯称弘历帝使节来滇封他为“秦王”。

永历朝臣知悉此情，纷纷咬牙切齿，吓得赵昱不敢回朝。

云南方面，时间一久，军民人等多知孙可望没有得到“一字王”的王封，议论纷纷，使得孙可望如坐针毡。羞恼之下，他派人入朝，恳请永历帝实封他为“秦王”。

阁臣严起恒、户部尚书吴贞毓以及兵部侍郎杨鼎和等人更加较真，就是不同意加封孙可望为“一字王”。老孙派人携数万黄金白银行贿诸人，皆遭拒绝。于是，愤恨至极的孙可望露出狰狞面目，派其手下贺九仪带兵五千人以护驾为由，前往南宁，刺杀了大学士严起恒和杨鼎和，吴贞毓出差在外，得免被杀。杀人示威之后，孙可望再派杨畏知与龚彝二人入朝，一定要得到秦王之封。

当时，入朝面君的李自成妻弟高必正（高一功）得知此事，唤来孙可望来使，正色训斥道：“大明本无异姓封王之例。我等攻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遇赦，为当今皇上驰驱，得封公爵。你张献忠一党窃据云南，罪固减等，封公爵足矣，怎敢妄求王爵。自今而后，尔等应该与我一起，赤心报国，洗去贼名，勿欺朝廷孱弱。否则，我两家士马相当，当与尔等一战！”

高必正虽如此说，但他手下的“忠贞营”力量，远远弱于孙可望之军。

1644年前，大顺军有一统中国之势。山海关败后，李自成开始走霉运，最后在湖北被农民杀掉。自那时起，大顺军一蹶不振，而且一直没有出现过核心领导人物。高一功、李过二人所统的陕甘部大顺军在李自成大败后减员不多，他们在湖南地区归附明朝，却遭当时南明督师何腾蛟的猜忌。这支军队一直受南明大臣堵胤锡重视，隆武帝赐其名曰“忠贞营”。忠贞营主将是李过和高一功，李过乃李自成的侄子，高一功乃李自成妻高氏的兄弟。隆武帝赐李过名“李赤心”，赐高一功为“高必正”。李过不久病死，只剩下高一功独挑大梁。在湖南时，堵胤锡与左良玉旧部马进忠有矛盾，就让高一功率军进驻本为马进忠所守的常德。当时，高一功部几十万人马，已被气量狭窄的南明督师何腾蛟遣散了一半多，可军队的战斗力还不差，大张旗鼓往常德进发。马进忠害怕自己被吞并，尽驱百姓，把常德抢空后烧成白地。闻知消息，急得湖南主政的何腾蛟直跳脚。再找两支军队，踪迹全无。清军迫在眉睫之际，何腾蛟待在湘潭，竟然找不到任何一支大部队来护卫自己，以至于清军趁机突袭，把这位何督师生擒。

清朝“三王”南攻之时，高一功自提五千精兵朝见永历帝，竭显忠心。当时，陈邦傅拉拢高一功，称之为舅，劝他入肇庆劫驾，吞并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军队。高一功对此非常反感，对手下讲：“我虽曾为朝廷大贼，行事却磊落光明，怎能做出这等猪狗之事！”不久，见永历朝中朋党斗争激烈，众将不和，高一功只得率部转移。清军大举进攻两广，高一功率忠贞营主力自南宁入夔东。途经湘西时，当地苗兵发动攻击，高一功中箭身亡。他死后，李来亨任主将，在四川坚持抗清达十四年，但那时已不打“忠贞营”旗号，称为“夔东十三家”。

孙可望派来的杨畏知，本来就心向朝廷。入朝之后，他向永历帝具告云南虚实，认定孙可望奸诡难测，请求永历帝要加以预防。

永历帝很感欣慰，拜杨畏知为东阁大学士。与其同来的龚彝是孙可望的心腹，他见杨畏知得大学士之封，与朝臣深交，自己一无所得，妒恨之下，回到昆明就向孙可望告状，说杨畏知“卖主求荣”。

怒极的孙可望立刻招来杨畏知责问，斥责他为何“卖主求荣”。

杨畏知乃耿直人，闻言大怒：“狗贼，我主乃当今皇帝，何卖之有！”几句话讲不顺，二人互骂，杨畏知摘取头上冠帽，击打孙可望。老孙暴怒，抽刀迎头就剁，把这位老乡杀于殿中。

永历朝廷得知孙可望杀杨畏知，怕他狗急跳墙，就派人封他为一字王，但仍不封他“秦王”，封为“冀王”。孙可望不买账，大怒道：“我久为秦王，安得屡屡改封！”他手下心腹进劝：“大丈夫当自己做主，何必朝廷来封！”于是，孙可望再不顾及永历朝廷，索性大摇大摆自称“秦王”，四处用印。

孙可望“王封”问题久拖不决，南明国事衰竭速度倒很快。

清军孔有德部大破桂林，杀督师瞿式耜，明将陈邦傅向清军投降，永历帝乘船奔逃。

本来，永历帝想逃往贵州，被大学士吴贞毓劝止：“孙可望跋扈无礼，如果入黔，则满朝俱为其所制，国事危矣！”

永历帝的随行宠臣马吉翔暗中勾结孙可望，在恳请永历帝入黔的同时，他对太监庞天寿私下讲：“今日天下大势，已归秦王，吾辈应早早与秦王结纳，以为退身之步。”于是，他们找到孙可望派到永历帝身边护驾的二位军将曹延生和胡正国，告知说要与朝臣一起劝永历帝把皇位“禅让”给孙可望。

曹、胡二将虽是孙可望手下，颇知礼仪，大惊：“此等事何可轻议，我二人仅来护驾，只向秦王传报军情，不敢私议国家大事。”

马吉翔不死心，暗中派人持密信劝孙可望为帝。由于有李定国等人在，孙可望不敢乱来。唯恐人心不服，他便先表示要迎永历帝入贵州，挟天子以令诸侯，走一步看一步。

曹、胡二将素有忠心，忙把马吉翔与孙可望之间的阴谋告之阁臣吴贞毓，希望永历帝不要轻易入黔，暂驻广西边境，以维系人心，号召远近。

但是，清朝大军步步逼近，永历帝再不移驾就会成为俘虏。抓住这次机会，孙可望立刻派三位大将率重兵“迎接”永历帝，把从南宁逃出的永历帝接至贵州安隆千户所“安顿”。

安隆之名，也由永历朝臣改为“安龙”，这样一来，听上去还有些心理安慰。此时的永历朝廷，文武官员仅几十人，即使加上所有兵丁、家属以及后勤人员，这位皇帝手下才三千人不到，几乎成为光杆儿皇上。

孙可望派严兵“护卫”这座小城，永历帝成为他的笼中之鸟。

老孙本人移镇贵阳，大造王府，开设六部，使得安隆的永历政权倒成为他的“影子”政权。

幸好，李定国、刘文秀对南明表忠心，派人送来大量银币、食物，永历小朝廷总算能得到一丝心理慰藉。

在贵阳，孙可望俨然一方之主。他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委派文武官员数百，并令克期朝见，加以私恩。只要发现单线同永历帝有联系的人，立刻诛杀。

孙可望的朝廷不仅有宰相、六部尚书、御史，连翰林院编修都有。他还下令铸印信，印文用八叠文，把明朝原来的印信全部替换掉。

他手下的礼部主事方于宣非常会拍马屁，亲自为孙可望撰写“国史”，书中称张献忠为“太祖”，并作《太祖本纪》一传，把张献忠比为汤武之君，斥崇祯帝为桀纣之君。孙可望见此，也觉过分，说：“也不要如此之甚！”方于宣挺胸讲道：“古来史书皆如此。不如此记述，不足以弘扬开创之勋劳！”

这位翰林还极尽谄媚之事，专门为孙可望订制天子仪驾和“九奏万岁之乐”，作诗歌功颂德，仔细研究大臣朝见“秦王”的朝仪，使得孙可望很有“天子”的感觉。

见火候差不多了，方于宣屡次劝孙可望称帝。

孙可望坦言：“我登九五，又有何难，但恐人心未附。”

方于宣进言：“朝内与国主您相左者，唯吴贞毓几人，川黔两省，仅钱邦芑几人，杀掉这几个人，其余皆不足虑。”

孙可望：“吴贞毓好处理，但钱邦芑在外有兵，川黔人民众望所归，现在杀之，恐士民解体。”于是，他派人持书信，催促人在四川的钱邦芑入贵阳“朝见”。

无奈之下，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这位南明巡按大人被逼得只能自剃为僧。为此，孙可望“外虽怒骂，内实惭愤”，仍旧让人劝钱邦芑来贵阳向自己表示拥戴。

钱邦芑作诗答曰：“破衲蒲团伴此身，相逢谁不讯孤臣。也知官爵多显荣，只恐田横客笑人。”忠于明朝之意，顿显于诗。孙可望大怒，派人把已经为僧的钱巡按械押入黔。

南明的庆国公陈邦傅劫持永历帝未果后降清，一直待在桂林。李定国攻入桂林后，孔有德自杀，陈邦傅被活捉，父子俱被以重枷、囚车押送贵阳。

孙可望对先前陈邦傅派来送黄金假王印的胡执恭说：“如果你一直与陈邦傅在一起，肯定早就投降清朝了。”于是，孙可望派人在闹市把陈邦傅父子先剥皮，后碎剐，肢解喂狗，并派胡执恭“监刑”。眼见昔日恩公父子惨号被剐，老胡惊悸成病，“监刑”后没几天就死掉了，其实就是吓死的。

文治武攻两不误
孙可望的内外“进取”

稳坐贵阳城内王府，孙可望挟永历帝在手，确实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收编了大量残明武装势力，成为南明各种军事势力的“大盟主”。

他派李定国率军进攻湖广，刘文秀进攻四川。冯双礼率一部万余精兵，最先出发，自贵州直杀向湖南，一下子就攻克了清军所占的沅州（今湖南芷江）。不久，李定国提兵入湘，与冯双礼部配合，攻下靖州和武冈。

湖南的清军向广西孔有德告急，求他发兵相救。由于先前孔有德向湖南借钱饷遭拒，如今得报，不忧反喜，拒绝出兵相救。

李定国等人一路克捷，长江等重镇尽归明军所有，整个湖南地区仅有岳州和常德少数几个州县在清军手中。

孔有德对湖南清军坐视不理，其实也是为他自己掘坟挖墓。由于湖南清军大规模后撤，在广西的孔有德军队实际上被孤立起来。

由于久胜自负，孔有德并未四处调兵回守桂林，仍旧一副运筹帷幄的派头，在靖王府中发号施令。结果，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六月，乘胜得势的李定国率明军猛攻全州，一下子就全歼了孔有德派驻在那里的守军。这时候，孔有德如梦方醒，赶忙派部将孙龙、李虾头二人提大军从桂林出发趋至兴安的严关据险堵截李定国，结果一战即败，二将皆被明军杀死。

孔有德自率大军与李定国大战于大榕江，再遭惨败，清军弃甲断肢遍布溪谷。

仓皇之下，孔有德只能退守桂林。此时，他急忙下令南宁、梧州、柳州等地清将回援，但为时已晚。李定国手下明军奋勇，仅用四天就攻克桂林坚城。

孔有德唉声叹气，派人把全家聚集于一堂，尽陈多年搜掠的奇珍异宝，命令属下点火，阖家自焚。临死，他自作忠勇状，叹息道：“城亡与亡，臣子大义！”这个清廷走狗，见识还不如他的老婆。举火之前，孔有德的老婆把年幼的儿子孔廷训交予一个卫士说：“如能带此儿逃脱，就让他入庙为僧，千万不要学他父亲，一生做贼，致有今日下场！”不过，孔廷训没能逃出，很快被明军活捉，押了几年后杀掉。

孔家唯一逃出的，乃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这位孔四贞在传奇小说中很有名，都讲她是顺治帝的梦中情人。真正的历史中，她确实是很了不得的。回京之后，清廷赐她白金万两，食郡主俸禄。后来，她下嫁清朝的抚蛮将军孙延龄。吴三桂造反时，孙延龄投降，孔四贞又陷入危险之中。幸亏吴三桂很快败亡，孙延龄被吴三桂的孙子杀掉。孔四贞再次化险为夷，最终安全回到北京。北京的“公主坟”地名，据说正是得自这位孔姑娘——不过只是传说而已，其实那里葬的是清朝嘉庆皇帝的两个女儿。

孔有德原为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部下，叛归清朝后，甘为驰驱，效忠忙活许多年，落个焚身而死，子嗣无存。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李定国带军四面出击，打得清军全线撤退，广西全省复归南明境土。不仅如此，人在广州的清朝汉人“二王”尚可喜和耿继茂也被吓坏，命令广东与广西接境的州县不要正面抵抗李定国明军，回撤于肇庆一带观望。

倘使李定国步步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广东也必将为明朝所有。

听说清朝亲王尼堪率满洲劲兵向湖南进发，孙可望无远略，把李定国调往湖南，最终丧失了全收两广的良机。明军一撤，清军卷土重来，不到一年时间，原先收复的广西大部分地区次第沦陷。

清朝的尼堪亲王本来是要经湖南入黔与吴三桂等人进攻贵阳，半路听说桂林的孔有德败死，清廷震骇，忙下令尼堪迅攻湖南宝庆（今邵阳），然后往广西行军。

尼堪乃清朝名王，屡立功勋，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他率精兵进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前锋已经与李定国军相接触。果不其然，明军一战即溃，掉头逃亡。尼堪大喜，即刻拍马上前，率领八旗精兵奋勇冲杀。

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次明军的“交战即溃”，不是真逃，乃李定国诱兵之计。二十里外，密林之中，明军早已设下重伏，就等着清军入套。结果，铳炮大发，箭雨狂飞，埋伏明军呐喊冲杀，把清军打得猝不及防，大败亏输。

乱军之中，尼堪亲王从高头大马上被一个南明士兵用长枪挑了下来。由于他一身黄金甲胄和亲王服饰太显眼，登时围上来十几个明军，你一刀我一枪，把尼堪王爷砍刺得七零八落，只剩下脑袋相对完整，被明军用刀挑起交给李定国请功。

清军大败之余，丝毫不敢回顾，奔回长沙，闭门死守。

尼堪亲王以及这么多清军官兵被杀，对清廷的震动，不言而喻。正如黄宗羲所言：“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可堪扼腕叹息的是，面对如此大好局势，南明主政的孙可望却是妒火攻心，竟然在关键时刻下令让明将冯双礼等人撤退，没有参加李定国的合围行动，丧失了全歼尼堪手下八旗精骑的最佳机会。而后，他以开会为名，想诱骗李定国加以杀害。得知内情后，李定国抚膺叹息，于永历七年二月底放弃永州（今零陵），经由龙虎关撤回广西。

见李定国连胜清军，孙可望也想露一手。

岔路口之战，孙可望遭到重创，被清军打得大败，奔返贵阳。清军大掠靖州、辰州、沅州等地，杀死平民数十万人，千里丘墟。至此，孙可望再不敢与清军争胜，只想保持割据一方的地位。

四川方面，孙可望派去的刘文秀一军在永历六年秋天连连取胜，最终把吴三桂等数部清军打得退守阆中。当时清廷已经下令，决定让清军放弃全川，退回陕西汉中一带，全保陕地。

可惜的是，刘文秀不知“穷寇莫追”之说，死缠烂打保宁城内的清军，孤城之下犯险，最终反被吴三桂孤注一掷的决死战法击败。结果，数万明军被杀，清军死里逃生不说，还实现了全面大翻盘，刘文秀率残军退回贵州。

本来就恨刘文秀与李定国穿一条裤子，孙可望抓住机会，削夺刘文秀兵权，把他发回昆明软禁。

保宁战斗结束后，身经百战的吴三桂感叹：“我生平交战无数，平生未遇如此劲敌！”富贵险中求，吴三桂为清朝又立全取四川的大功。

安龙方面，孙可望对永历君臣一直严加注意。其间，本为永历帝亲信的马吉翔，一直向孙可望投怀送抱。

马吉翔是北京大兴人，市井出身，本性狡黠，是个知书识字的高级地痞。他年轻时在北京给宫内太监家中当仆人，后为书办（太监的文字秘书），在太监圈子里人缘很好。后来，他跟随太监高起潜出外监军，窜入锦衣卫籍，获得都司之职，开始有了政治发迹的本钱，送银送物之下，被外派为广东都司。所以，北京甲申之变时马吉翔正在广东，逃过一劫。隆武帝在福建继位，马吉翔自陈原本是锦衣卫世家出身，获授锦衣卫指挥，冒升为皇帝身边的禁卫军高级首领。他奉命到湖南等地巡视时，玩命地巴结当地诸将，只要有鸡毛蒜皮的功劳，就要在奏表中放入自己的名字，于是连连升官，很快做到“总兵”。永历帝继位，马吉翔给新皇身边的人广送厚礼，得封文安侯。

由于马吉翔自小行走于太监门下，他深知巴结皇帝身边宦官的重要性，成日以小恩小惠刻意结交打点，使得宦官们心甘情愿为他当耳目。所以，永历帝的一举一动，他无不预知。由于善于迎合，十分乖巧，永历帝与其母特别喜欢这位马侯爷，认定他忠勤无比，让他掌握朝廷军政大权。

到了安龙，永历帝落地凤凰不如鸡，马吉翔自然要另攀高枝，遂与掌管禁卫军的太监庞天寿交结孙可望，想逼永历帝禅位孙可望，谋求大富贵。为此，他持白绫一幅以及数锭金元宝，找到善画的武选司郎中古其品画一幅《尧舜禅让图》，准备献给孙可望。

古其品人格高尚，愤怒拒绝。马吉翔为此向孙可望偷偷告状，古其品被孙可望抓去贵阳，活活打死。

为了凸显马吉翔和庞天寿二人的威权，孙可望特意向安龙发来指令，表示说朝廷大小机务，一概由二人秉持。如果有大臣“犯法”，也由二人全权处理。

永历帝渐知马吉翔对自己不忠，很想杀掉他与太监庞天寿，但慑于孙可望的势力，不敢轻易下手。马吉翔与孙可望手下大臣方于宣等人密切勾结，想改国号为“后明”，立孙可望为帝。

忧急之下，永历帝对亲信内监张福禄说：“孙可望无人臣之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其耳目，朕寝食不安。听说李定国精忠报国，军声大振，希望你们能把朕的密敕交予他，让他来救朕脱身虎口，脱离孙可望控制。”

内监张福禄对永历帝说，徐极、林青阳、胡士端等人一直疏劾马吉翔，可让他们想办法联系李定国。于是，林青阳以请假回家奔丧为名，前往李定国处联络。

马吉翔不久得知此事，即刻派人密告孙可望，说永历君臣已经联系李定国，准备“谋反”。孙可望大怒，立刻派亲信郑国率兵到安龙问罪。最后，牵引勾连，包括大学士吴贞毓在内，十八个大臣被尽数逮捕，判罪“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皆处以死刑。

永历帝忧愤至极，也救不得人，眼睁睁看着十八个大臣被孙可望军人处死，这就是南明的“十八忠臣案”。

这些人虽然都是文士，皆慷慨悲歌，与朝臣纷纷赋诗作别，勉励说：“我们就这样去了，中兴大业，交与诸位。希望诸位忠于朝廷，切不可像马吉翔、庞天寿那样卖主求荣。能如此，我们虽死犹生！”言毕，诸忠臣引颈受戮。

十八忠臣既死，永历朝廷大权尽归马吉翔、庞天寿，完全成为贵阳孙可望的傀儡附庸。

跋扈更胜曹孟德
孙可望的一意孤行

杀掉永历帝手下十八文臣后，为了阻止李定国迎驾，孙可望派手下总兵张明志、关有才二人率兵前往广西，准备趁机攻袭李定国。

当时的李定国，刚刚处于二次入粤新会大败之际，手下残兵有一万多人，驻扎于广西南宁，势单力弱。听闻张明志、关有才二人提数万精兵前来，计无所出，李定国急召手下文士金维新和总兵曹延生商议对策。这二人倒是不慌，他们讲：“张、关二人所率兵马虽多，大部分都是您昔日的部下，安敢相敌。张明志从大路来，我们可从归朝土司小路走，抄其后路，定然大胜。然后，我等率兵趋安龙，迎皇上入云南，此举名实并收！”

李定国依计，率兵从小路抄张明志等人的后路，果真一举成功，大败来军。除跑掉的兵卒外，又得残兵数千人，连夜直奔安龙。

孙可望听说张明志兵败，料定李定国定要去安龙迎永历帝，就派大将白文选率数百精兵从贵阳出发，要他迅速劫走永历帝。

孙可望虽然算计得很好，但没料到白文选归附明朝后一直与南明四川巡按钱邦芑关系密切，心向帝室。所以，白文选到安龙后，一直以无运输工具为借口，拖延不去，等待李定国来安龙。缓了两天，终于等来李定国大军，白文选长舒一口气。

李定国送白文选回贵阳前，动情地说：“我与秦王，原无嫌隙，义为兄弟，应该同辅国家，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希望你回贵阳后，代我二人调停，我将拥戴圣驾入昆明。”

面君之时，李定国对永历帝竭尽忠诚，倾诉肺腑。永历帝颠沛久之，见有如此忠臣来护，感动得泪下沾襟，他拉着李定国之手说：“久闻忠义，恨见卿晚！”

于是，永历十年（1656年，顺治十三年）月底，一行人拥永历帝前往昆明。行至曲靖，李定国请永历帝暂驻跸，他本人率军先去昆明。

昆明城内，有孙可望的手下抚南王刘文秀和固原侯王尚礼。周边地区，大将王自奇驻军楚雄，大将贺九义驻军武定，共两万多人。除刘文秀以外，其余三将皆是孙可望的心腹。还好，昆明城内还有明朝的黔国公沐天波，他与刘文秀一道，劝几位将领迎永历帝入城。

本来几个人还想拒绝，无奈李定国来得快，孙可望与永历帝又没有正式撕破脸，三将不敢公然相抗，只能与刘文秀、沐天波一起出城相迎。由此，永历帝终于进入昆明，找到一块根据地。

永历帝这次很“大方”，立刻封李、刘二人为“一字王”，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并晋升白文选、王尚礼等人皆为公爵。

昆明城中，孙可望心腹中最狡黠的是张虎，他只得个淳化伯的爵位，怏怏不快。众人商议，借着派张虎议和为名，打发他前往贵阳。临行，永历帝从头上亲拔金簪一枝以赐张虎，说：“秦晋二王，义当和好。和议若成，必封爱卿为公爵。以此簪赐卿，以为信物！”

张虎临行，密见王尚礼和王自奇二将，说：“我此行不久，必与秦王整兵来取云南，不知你二人如何接应？”

王自奇：“王尚礼可率亲兵在昆明城内为内应，我兵马驻扎楚雄一带，只要秦王来攻，我定出兵楚雄，夹攻之下，二十万大军对李定国、刘文秀三万兵，定能得胜。”

张虎到达贵阳后，立即把永历帝封他为伯爵的印信交给孙可望，丑表功说：“当时如果我不受封，恐因疑被杀。臣受国主您厚恩，岂能相背！”(www.xing528.com)

接着，他取下头上金簪：“臣临行时，皇上赐我此物，让我刺杀国主报功，答应封我‘二字王’，臣不敢忘恩，告知国主。”

这一番添油加醋，激得孙可望更加愤怒。

见火候已到，张虎又劝：“皇上在云南，端拱而已。内外大权，皆归李定国。而李定国所信，唯有中书金维新等人，终日升官晋爵，没有远略。今昆明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国主您如果出兵，可唾手而得！”

孙可望手下的翰林方于宣也急劝孙可望入云南，取代永历称帝。回家后，他得意地对家人讲：“国主登基，我必为首相！”

不久，白文选被永历帝派来见孙可望，差点儿被孙可望杀掉。在众将相劝下，孙可望才饶过白文选。

昆明城中，永历帝为树恩威，大肆封赏，任用了一大批官员，唯独户部左侍郎龚彝辞官不受：“为臣在云南受孙可望十年厚恩，不敢受陛下官。”云南官员闻之皆很愤怒，指斥他说：“你身为明朝进士，世受国恩三百年而不报，反念孙可望十年之恩，真不是人！”龚彝却不以为意。他倒不是多么“孤忠”，而是认定孙可望兵多将广，昆明很快就要变天。

不过，路到绝处开生面，人到后来看下场。龚彝这个人，当时广为人所诟病，但后来永历帝被清军押回昆明，他却以当着皇帝面自杀的方式，做了永历帝生前看到的最后一个南明忠臣。

至于马吉翔，本来已被李定国派的手下将领拘押。这个马吉翔能说会道又出钱，把看押他的兵将哄得特别开心，引之为友。恰好李定国手下金维新等人常到那位军将家议事，马吉翔又与金维新等人打成一片，一帮人在李定国面前极赞马吉翔之好，齐口为他诉冤，说从前之事，都是别人嫁祸于他。

李定国早知马吉翔的臭名，深不以为然，但禁不住手下这么多人说他好话，便唤来一见。马吉翔一见李定国，立刻下拜叩首，称赞道：“晋王您有再造国家之功，千古无匹，从此以后，青史流芳。我马吉翔今天能活着见到您，死也瞑目，至于我自己的是非冤苦，皆不足说！”

马吉翔真有高超至极的口才，他根本不为自己诉冤，就一下子博取了李定国的好感。大悦之下，李定国与他握手谈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并留马吉翔于府中数日。

李定国是个憨直人，从没见过这种能言善辩之人，很快被马吉翔哄得身心俱软，堕入其彀中而不觉。由于老马情商极高，不久就把李定国左右军将皆哄得团团转，交口称赞他是好人。

一次，酒席宴间，马吉翔对金维新等人讲：“晋王功高得封，你们却仍旧是原职。如果能让我在皇上左右奔走，必定为诸公讨得高爵。”诸人大悦，马上劝李定国：“马吉翔原本是朝廷旧人，应该让他重新入朝担任要职。如此，他归诚殿下，日后一定会在朝中照应我们。”李定国深以为然。于是，他推荐马吉翔入阁办事。

永历帝深恨马吉翔，但又不能驳“恩公”李定国的面子，不得已而从之。

马吉翔否极泰来，重掌朝权。相比之下，太监庞天寿智商就低得多。李定国一入安龙，他就畏罪自杀了。

马吉翔入阁后，一方面挟李定国之威以要挟永历帝，另一方面又借永历之宠以耸动李定国。内外大权，未满一月，重归马吉翔之手。倘若十八忠臣地下有知，肯定是冤气冲天。

以为可以与孙可望相安无事，永历帝就派刘文秀率兵入川。既然得封蜀王，刘文秀很积极，在永历十年春，他提兵复入蜀地。

一年时间不到，由于孙可望犯滇，李定国急忙把刘文秀招回。由此，南明就无法再对川地加以经营，听任清军蚕食鲸吞。

贵阳方面，心有不甘的孙可望遏制不住怒火，蠢蠢欲动。翰林方于宣为当“开国功臣”，更是极力撺掇：“如今皇上在昆明，李定国相辅，人心渐归。臣希望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于是，孙可望意志益坚，日夜训练兵马，随时准备进击云南。

当时，明朝的四川巡按钱邦芑被软禁在贵阳的大兴寺中，深忧国事。他通过人找到白文选，让他为国出力。

白文选为难：“我本人绝不负朝廷，但只身一人，绝难成事！”

钱邦芑说：“孙可望属下的马宝、马进忠、马维兴三人，皆是朝廷昔日勋臣，世受国恩。孙可望如果犯阙，一定选用他们为将，到时候，他们三人一定帮忙。”听此言，白文选心中稍安，私下与三马相见，相约扶国。

永历十一年（1657年，顺治十四年）八月初一，孙可望于贵阳誓师发兵。他以白文选为“大总统”，以马宝为先锋将，合兵十四万，直扑云南。十八日，兵渡盘江，云南大震。

昆明城中，王尚礼私约龚彝等人为内应。人在楚雄的王自奇本来约好要与孙可望夹击昆明，但他先前因醉误杀李定国营将，畏罪逃走，率兵远达永昌，所以没能及时策应孙可望的军事行动。

行至距曲靖三十里以外的交水，孙可望列三十六座大营，军威赫赫。

昆明城中，李定国、刘文秀二人相顾失色。

刘文秀表示：“昆明城中有王尚礼等人为孙可望做内应，再迟二十天，王自奇在永昌得知消息，肯定会引兵而来。到时候，我们腹背受敌，不战自溃。不如现在我们还有时间逃往交趾，犹可自全。”

李定国摇头：“交趾兵也有不少，我们兵力总共才不到三万，拖家带口，怎能占领交趾呢？不如我们往沅江、景东方向进发，攻取土司地方安身。”

商讨二日，终不能决。关键时刻，曲靖的孙可望手下“大总统”白文选突然率全营万余兵将拔营而出，决意拥戴永历帝。他安排好自己的部队后，先带十余骑出奔，直入昆明，入宫与永历帝相见。李定国、刘文秀不知实情，闻讯大骇，连忙入宫。

白文选说：“此时我们应该迅速出兵与孙可望交战，马宝、马维兴等数将皆暗中与我有约，稍有疑迟，事机必露，大势去矣！”李、刘二人犹疑，以为白文选使反间计，不敢听信他的话。

白文选看出二人心思，大声道：“如再迟不发，我辈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我有一字诳骗皇上、有负国家，当死于万箭之下！我现在先赴阵前，你们马上整兵速进！”言毕，白文选上马驰去。

李定国、刘文秀，此时亦无退路，只得整兵策马，前往交水安营。他们与孙可望士军只隔十里。对方有三十六营，而李、刘二人仅三营而已。

本来，当白文选忽然叛走之时，孙可望恐人心不附，打算退兵，召诸将计议。

马宝害怕大军回贵州后，自己先前与白文选的密谋泄露，便挺身激劝：“白文选所领不及万人，而我军十倍于对方，为什么国主您以白文选一人之故为进退，难道我辈不是人吗？”

孙可望手下猛将张胜也拍案而起，大叫：“我一个人出马就可活捉李定国！白文选算什么东西，何必拿他当回事！”

这样一来，孙可望大喜，以为军心可用，笑说：“诸将如此，吾复何忧！”

大清早，孙可望登高，算了算李定国大营人数，知道昆明之兵尽出，就对张胜说：“你可率马宝等人简选七千精骑，连夜走小路去昆明城下突袭。城中有王尚礼等人接应。昆明一破，李定国一军家属尽在城中，定无战心！”

张胜得令，约马宝一同进兵。马宝忙遣人持密信至李定国营，催促对方马上出战，否则张胜提前一步到昆明，大势皆去。

这一天，是九月十八日。本来李定国约孙可望二十一日决战，接此信，骇然大惊，忙遍召诸将，命令连夜拔寨，于十九日黎明提前总攻。

孙可望心中有底，从容应战。

对阵之初，刘文秀手下大将李本高从马上摔下，被孙军杀掉砍头，刘文秀军小却。见状，李定国心慌。孙可望在高岗上望见此景，急挥令旗，命令诸营进击。

李定国、刘文秀与孙可望共事多年，深知其谋多智广，又众寡不敌，心中生惧，商议阵前退兵。

幸亏白文选拍马而来，在旁怒斥：“张胜已提兵往袭昆明。如果现在退兵，孙可望以精骑蹑追我军之后，士兵肯定惊溃散亡，我们不可能活着回到昆明。前进死于战阵，难道不比后退死于追兵马蹄之下强吗？何况，孙可望军中马维兴等人均与我有约，假如我们决志而前，他们必定阵前反戈！”

见李定国、刘文秀仍旧沉吟不决，白文选大喝一声，策马而前，先率手下五千铁骑直冲孙可望大阵。望见马维兴军阵不动，白文选知道对方有心，直奔过去。马维兴军不放一箭，忽然开阵，腾出空档，放白文选马队驰入。片刻之间，二将合营，直抄孙可望后阵。他们所向披靡，连破数营。

孙可望在高岗见此情状大惊：“马维兴与诸营都叛我啊！”其余诸将见此惊骇，皆无斗志。

直到这时，见孙可望军中旗帜渐乱，白文选、马维兴二部合力击杀，李定国、刘文秀立刻抓住时机，率军队突前奋击。孙可望军败如山崩，拨马返身狂逃。

见战场胜负已决，李定国要刘文秀与白文选等人继续追击孙可望，他本人率兵疾驰，回救昆明。

孙可望的部下张胜走小路，五天内即赶至昆明城下，准备攻城。城中王尚礼披挂骑马，正欲接应，却被沐天波骗入朝中，软禁起来。

张胜等了半日，不见城内有人接应，只得硬着头皮下令攻城。欲挥令旗时，他忽然看见城内碧鸡坊的门楼上高悬“飞报大捷旗”，非常纳闷儿，就问城外居民那大旗是什么意思。居民讲：“李晋王在交水杀败秦王，昨夜差人报捷，故而竖旗。”马宝趁机说：“我们大营兵败，李定国必派兵截我们后路，现在只能撤退为上！”于是，张胜、马宝等人再不敢攻城，纵兵城外大掠一番，趁乱逃走。

城中被软禁的王尚礼听说张胜撤走，知道事情败露，惊慌中以腰带上吊自杀。

张胜回撤途中，在浑水塘正遇李定国，双方列阵死战。由于只有这一条退路，张胜挥兵拼死搏杀，一时间杀得李定国军阵脚大乱。

刚经交水大战，未及休整，又连夜赶路，李定国军战斗力消耗极大，打了近一个时辰，疲态顿现，李定国属下士兵扛不住，呈现全线溃败之势。

列于张胜阵后的马宝发现情况不妙，马上向张胜兵阵连发大炮，呐喊杀来。张胜虽是勇将，见此也不得不惊，大叫：“马宝也反了！”拍马就逃。

跑了一宿，张胜半路见自己的部将李承爵来迎，心中大喜，庆幸自己终于逃得一命。二人正寒暄间，忽然冲出数名兵士，把张胜击于马下，五花大绑。张胜大骂：“汝为部将，何敢叛我？”李承爵回道：“汝敢叛天子，又安能责我！”张胜哑口无言，被押送至昆明后，永历帝下令送入闹市斩首。

十月一日，孙可望逃至贵州境内，忙令留守大将冯双礼把守威清等地要路，相约说：“如果刘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通知我。”

冯双礼早得到李定国让孙可望疾逃的指令，没过多久就点放三炮，吓得孙可望连水也没喝一口，携妻儿亲信以及大批金银辎重逃出贵阳城。其实，当时刘文秀大军离城尚远，刚到普安。

众叛亲离之际，孙可望这个“国主”狼狈至极，行至新添，他的妻妾、辎重尽为冯双礼手下所劫掠。到达偏桥时，孙可望随从只剩二十个人。路过镇远、平溪、沅州等地，南明守将以及他昔日手下将领皆闭门不纳。到了靖州，他才得喘一口气。

穷愁之下，孙可望有如下几种选择：

第一，隐退山林，与李定国讲和。毕竟二人从前在一个锅里吃饭，他已经失势，李定国饶他一命应该不难。

第二，招收旧部残兵，伺机反扑。看上去虽然很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第三，最下的一招，就是向清军投降。

孙可望选择了最下的一招，恨恨表示：“孤不惜此数茎头毛（指剃发），当投清营借兵，以报与李定国之不世之仇！”

孙可望最后确实狼狈，明兵追杀之下，仅与十余人投往武冈清营，身几不免。

不久，李定国与马宝进兵永昌，擒杀王自奇，其余孙可望兵将，皆束手归诚。至此，云南、贵州大定。论功行赏，永历帝下诏，封白文选为巩昌王，众将赏爵有差，皆获厚封。

永历帝先前赐金簪让他与孙可望请和的张虎，情急之下率残兵投奔老同事刘文秀。刘文秀立刻派人把他捆绑起来，痛斥说：“天子派你去讲和，你却挑拨说是让你用金簪行刺，真是小人！”张虎被押至昆明凌迟处死。

那个一直撺掇孙可望称帝的方于宣，本来正在靖州一带主持考试，所出题目有“拟秦王出师讨逆大捷”等。得知孙可望败走消息，他马上派人送信给原被孙可望软禁的巡按钱邦芑，说他要“纠集义旅，生擒孙可望以献功朝廷”。不久，昆明来人把他抓住，宰相未当成，就地被人宰掉。

黔滇大定之下，永历朝廷并无振作之相。马吉翔与李定国手下亲信金维新等人打得火热，李定国日益受其蛊惑，疏远正人，信任宵小，致使奸党布列朝廷。

见此情形，有识者皆知南明国事已，大不可为。

到死难洗一生羞
孙可望降清的下场

孙可望降清，是南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投降之后，虽未亲自为清朝军队做向导，但把西南三省虚实尽告洪承畴，致使清朝及时调整方略，直捣虚处，使南明彻底丧失了喘息的机会。

交水之战爆发，清廷很晚才得到这个消息。大战发生一个多月后，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二十七日，湖南永顺地方军才接到土司送来的情报，得知南明内讧的消息。

十一月初一，孙可望手下将领赵世朝先到清营，报称孙可望要降清。清军总兵李茹春急忙调兵前去接应，在杨田桥巧遇被自己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孙可望。重兵相迎，李茹春派人把他护送到宝庆府。

对此，洪承畴极为重视，他本来要去宝庆亲迎孙可望，但又怕南明军突然发动攻击，就派人接孙可望至长沙。很快，他本人也到湘乡翘首而待。十二月初三，两人携手来到长沙。

安置过后，孙可望一行人正式剃发降清。

北京的顺治帝也特别重视孙可望的到来，以极快速度破格封他为“义王”。对此，孙可望感激涕零。回想自己坐拥滇、黔时，南明朝廷为一个王爵迟迟不予的前尘往事，不能不让他感慨万千。

研究南明史，乍看洪承畴给北京清廷的奏表，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孙可望早已与洪承畴联络，一直准备降清。而且孙可望降清的原因，似乎是洪承畴此前做了许多工作，循序渐进，终于产生成效。

实则不然。

洪承畴任五省经略后，清军在湖广、两广、四川等地举步维艰，进取无兵，驻守无粮，进退维谷，基本上与南明处于战略相持阶段。

清军不仅士气低落，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招降招抚的招数也不怎么管用。

从孙可望方面讲，他从贵州出逃的路上准备投降清朝时，就已经向洪承畴发信。他当时的要求是“借兵复仇”，收复云南，其本意还想事成后做一面之王，条件是向清廷按年缴贡纳赋。如果他手里有兵，自然可以以这样的语气来与清政府讨价还价。

孙可望败得太快，跑到湖南时，基本成为光杆儿司令。于是，他只能改变口气，表示只向大清借兵“以雪深仇”，并希望自己能成为清王朝属下的太平百姓，再不敢提及要回据滇黔之事。

洪承畴为清朝主子鞠躬尽瘁，但毕竟精力、体力有限。作为五省经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误判形势，对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关系搞不太清楚。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清军面临的尴尬局面，他总是上疏渲染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互相“联合”，对南明各系中的矛盾没有本质的认识。

由于当时洪承畴的误判，北京顺治朝廷非常动摇，不想再拖耗下去，甚至准备放弃湘、粤、桂、川、赣、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政权同为“南北朝”。

清廷内部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当时的满洲高层贵族状况有莫大关联。顺治六年，豫亲王多铎病死。转年，摄政王多尔衮病死。而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豪格、阿济格两个王爷均被赐死。再后，郡王罗洛辉、阿巴泰、博洛等人相继病死。顺治九年，敬谨亲王尼堪又为李定国所杀。所以，除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外，名王宿将，凋零殆尽。清朝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层，基本不复存在，八旗军力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不得不信用汉人“三王”以及洪承畴等前明降臣，并以绿营汉兵为战斗主力军。

由于征兵转饷，致使数省骚动，又无任何大的进展，洪承畴到任后，不断受到在京大臣弹劾。作为官场“老油条”，洪承畴以退为进，在顺治十三年，他上疏求退，要求回京休养。

顺治帝失望之余，也下诏同意他的请求。洪承畴很能装，他在揭帖里把自己的病情写得活灵活现：“……热症大发，烦躁有加……每一阖眼，则塘报、本章、兵马、钱粮俱聚胸中，魂梦思想，语言颠倒……稍一停歇，则喉舌干枯，气竟隔断……如此者，已将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我）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误，封疆大计，关系非小……”

正欲离职之际，孙可望归降信到，郁郁寡欢的洪承畴兴奋莫名，假病变真病的衰态刹那全消。

如同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他马上给顺治帝上疏要求带病留任——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想把孙可望投降之功全部据为己有。

洪承畴一向见人下菜碟，同为“势穷来归”，之前南明将领张名斌带一百多士兵投降，洪承畴立刻下令处决，并把降将的妻妾财产皆没收入官。孙可望仅携左右二十人来降，由于他名气大，是南明“秦王”，洪承畴知道对方利用价值大，立刻破格对孙可望即时薪俸全支，上疏竭力为老孙争取王爵。

喘定之后，孙可望投桃报李，无论是逢人宣讲还是自己上奏，盛夸清朝“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明朝内变，使我决计奔投”——巧妙地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让顺治皇帝和清朝大臣们觉得似乎南明内讧和他自己的投降，皆是因洪承畴在五省经略有方所致。

不仅如此，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尽告云贵虚实，画山川地形图，把南明诸将士兵的守卫情况一一细禀。洪承畴根据孙可望的指点重新安排军事计划，反复研商修改，最终成为“云南通”。

而后，清军将西南进军计划修改如下：第一，一改昔日三路大军齐集费饷费粮的作为，先发两路军，继发一路军，在云贵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如此，则可免三路大军齐聚争粮之弊；第二，一军入贵州占领省城后，严禁分兵误入崇山深林拼消耗，而是要各军因地制宜，分守要害，蓄锐养威，协调指挥，从四方八面合歼南明军队。

另一方面，孙可望虽大溃败，他在南明的政治影响力仍不可低估。其原先的手下将领士兵虽然暂时投降李定国，日久必然产生新的矛盾。清军打着他的招牌，又有他手下数名降将熟门熟路当向导，进攻云贵，自然是事半功倍。

本来，孙可望还自告奋勇要随清军出征，但清廷觉得他在北京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就把他召回京城。

当云贵渐平，孙可望这位“义王”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

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聚。殊不料，这么一个小小的请求，却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参劾他的疏奏还有理有据：“（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揭他老底后，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看到劾奏后，孙可望如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不久，又有人揭发孙可望家人在天津有放债取利之事。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斥责几天睡不着觉，鬓发皆白。

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知道自己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顺治帝却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在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而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后，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凭空消失于历史舞台，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

为行文方便，再讲一下洪承畴。

孙可望降后，洪承畴作为清朝“开国功臣”的形象更加高大和完满。他不再装病，为清军进攻滇黔日夜操劳，夙兴夜寐，日理万机。

由于出身汉人儒臣，不仅在军事上策划进军路线，老洪在政治上还制定出“收拾人心”之策，为清廷主子可谓殚精竭虑。比如，对待当地少数民族，他为清廷出主意，对这些人不要采用“剃发易服”的政策，转而用收买政策。对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汉人，清廷一定要坚持剃发易服，从心理上摧毁民族意志，对于这些穷乡僻壤的土著，确实用不着枉费此心。洪承畴这招果然管用，众多的云贵土著纷纷归附。

清军攻夺云南大部之后，洪承畴不避路远崎岖，亲自到昆明坐镇指挥，处理善后事宜。

忙到顺治十六年年底，老洪真的得了重病，上疏乞休。得到批准后，准备回北京养病。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病死，人在淮安的洪承畴闻此噩耗，号恸欲绝。他舍舟登岸，以垂老之躯，乘马飞奔到北京奔丧，在景山大哭顺治帝（难道一点儿没有哭崇祯的意思？）。素袍白服，直哭了二十多天。

以后，每至月朔，洪承畴都要哭一次顺治帝，如逢节日，他就要在家摆设香案，身穿朝服，望阙叩拜，以表达他对清朝的耿耿忠心。康熙四年，洪承畴病死于家中，时年七十三岁。

过了两年，清廷才发下碑文，基本上对他的一生做了总结，仔细推敲，褒中有贬：

稽古兴朝，必有贤良之臣，坐则荣以高爵，殁亦赐以丰碑，所以劝忠，盖其备也。尔洪承畴，才能敏练，器宇渊宏，我朝平定锦州、松山等处，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这两句话最意味深长）。逮克取京城，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督理绿旗官兵，协同大兵歼逆，首擒伪王，发获奸细，招徕叛党，除党安民，所在著绩。事竣还朝，仍赞纶扉，尔能夙夜宣劳，恪供厥职。旋畀尔经略五省，随满洲大兵，进取云贵，招抚军民土司，供应大兵粮饷，能济军需，边疆有赖。克襄王事，屡建功绩，特授世职之荣，以示酬庸之典。忽闻长逝，甚悼朕怀，特赐谥曰“文襄”。

到了乾隆时期，天下大定，清廷自然要把洪承畴列入《贰臣传》。不过，由于他对清廷劳苦功高，乾隆帝把他安排在《贰臣传》的“上编”。

无论入“上编”还是“下编”，洪承畴都是贰臣，盖棺论已定。

至于后人揣测洪承畴有心存明朝之意，说他到长沙任五省经略后没有尽力南进之事，内心是想给南明喘息的机会。这种揣测，纯属不知历史细节的虚妄臆测。

当时的洪承畴，心血耗尽，在得了眼疾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呕心沥血，一心一意想灭亡南明为清廷主子效忠。只是中国南方局势太复杂，他一时不得要领，所以才招致朝中政敌的攻讦，说他进取不力。

孙可望投降后，尽告两省虚实，洪承畴于是豁然开朗，择将调粮，舍马步行，行走于沼泞崎岖之中，苦心经营，疏请清廷不要干预吴三桂等人的军事行动。正是他不遗余力地出谋划策，才最终灭掉了南明政权。

只有前朝死灰不能复燃，洪承畴这样的降臣才能在晚年落个心安——终于不用担心明朝有人问其反叛之罪了！

倘若没有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降臣，南明不可能那样迅速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