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二年（1648年，顺治五年），对南明朝廷来讲，是个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年份。
大喜，大悲。大悲，大喜。
正月二十七，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反正；三月十七，广东李成栋反正；十二月初三，姜瓖在山西大同反正。
星星之火，尚且燎原，何况这三把熊熊大火呢？
说到南明，人们总会想到江南和华南一些地方的抗清复明运动，很少有人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北方。其实，清朝在黄河流域的统治，一直非常不稳固，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得原本投降清朝的文臣武将纷纷反正。清朝在中国北方辽阔地域的统治，由于山西大同姜瓖的反正，忽然变得岌岌可危。
好汉今日又重来
山东义军的抗清
得到江西金声桓和广东李成栋反正的消息，人在北京的刘泽清坐不住了。这位刘爷是山东曹县人，昔日南明弘光帝的“四镇”之一。多铎围扬州时，他在淮安率五十多名大将、数万精兵以及三十艘大船迎降。对于刘泽清这种人，清朝当然不放心，留他与左梦庚一起在北京，只授一个三等子爵，拨处宅院，名为“恩养”，形同软禁。
郁郁之下，干啥事都不甘人后的刘泽清不禁心动。他预感清朝可能要玩完，便派手下人到南方四处踅摸，和南明的鲁监国一部取得联系。
七月间，刘泽清从前的部将李化鲸首先在曹州起事，拥立明朝一个宗室为王（据说是明宗室朱凤鸣的养子），以“天正”为年号，连陷曹州、定陶、城武、东明等地。
由于曹州和直隶大名府、河南归德府相距不远，造成三省震动，清廷大为紧张，立命大军进剿。战马嘶鸣，清军把曹州城围得密不透风。
李化鲸与刘泽清一样，极爱反复。见曹州城被围，水泼不进，心中又悔，就与清军谈判，表示可以把“伪王”（明宗室）绑缚献出，但要清方退兵。
天下哪里有这等好事，清军不仅不退兵，还立刻把出城谈判的李化鲸逮住，然后大举进攻曹州。当时曹州城内有不少真心复明的榆园军义军，他们拼死血战，死守不降。
曹州举义的时机很不好。十月间，恰巧赶上清朝王爷济尔哈朗率大军往湖广平灭江西、湖南的反正军和南明军，路过曹州，刚好拿此地作为攻城练兵的演武场。清军数十门红衣大炮猛轰，把曹州城墙轰得粉碎。攻入城后，清军依旧是屠城！
李化鲸被逮入京，招出刘泽清与自己通谋之事。清廷内院与六部会审，证据确凿，定为凌迟。于是，做了大半辈子军阀的反复小人刘泽清与子侄数人一起被押入市集，受剐而死。折腾了大半世，最后押宝未押准，刘泽清连个好死也没得着。
除了曹州起义，山东大部分地区都活跃着声势浩大的榆园军。榆园军一直以曹州为中心，在鲁西坚持抗清。对于其名称来历，清朝的《曹州方志》如此记载：“明末榆园贼起，以濮州、范县为窟穴，始因地荒不耕，榆钱落地，岁后皆成大树。贼首回任七、张七等啸聚其中，饥民归之，号百万。官军至，无径路可入。贼掘有地道，不时出入，屡败官军，蔓延朝城、观城、郓城、城武诸县，凡数百里，行旅裹足者，几二十年。”可见，这支义军是明末农民军出身。
北京朱明政权灭亡后，榆园军积极反清，吸引了不少士人加入，连阎尔梅这样的大文人也加入进来，成为谋士。弘光时，阎尔梅曾苦劝史可法不要舍弃徐州，联合榆园军抗清。出于“阶级”偏见，一直厌恶“流贼”的史可法不听，没能利用这支具有战斗经验的义军。
为了平灭山东义军，清廷下旨调派汉臣张存仁为总督，负责镇压榆园军。当时，张存仁正在浙江打击鲁监国政权的部队，他闻调即至，准备大干一场，为清廷“肃平”山东。
此人颇有心机，他特意去河南拜会降清的明朝大学士侯恂。老侯头一生致力于为明朝平灭“流贼”（他是提拔左良玉的“恩公”）的事业，经验丰富。但侯恂年已老迈，为报“圣朝”之恩，他立刻派儿子侯方域出面，殚精竭虑，自己口述，儿子持笔，写成了《剿抚十议》，呈给张存仁。
侯氏父子的这一“大作”意义深远，远非浮艳诗文可比，在二三十年间，它成为清廷镇压各地义军的“战略性文件”。这份“文件”虽然阴毒，但文笔极好，流韵生动，说理明白，现摘录如下，让读者看看降清文人是如何为清廷新主子竭尽“忠诚”的：
某以草野书生（侯方域自称），荷明公引见督府，赐之曲坐，又数颁手札，询问今日弭盗方略。某诚感遇惭恩，虽自审碌碌，不容无言。
窃惟今日之盗，蔓延虽众，实无远图，不过求衣食，救死亡。其初守令激成之，而后乃更养之，必察知其致盗之原，然后可以收弭盗之效，不尽关系用兵。此须明公经纬东土毕，入观天子，痛陈利弊，一洗酷贪庸聩之习，得数十贤守令，天下太平可坐致。
某今日书生，徒言无益，语云：“救病者，急则治其标。”谨择方略机宜，切于施行者，条具为剿议五，抚议五，惶恐塞命，伏候裁断。
剿议一曰：逼巢穴。窃见草窃偷生，敢抗戎索，实以去军府所屯，远者三百里，近者亦百余里。迩日兵出，鸟飞烟散，归又复蝇聚，我常为客，盗常为主。不若移一旅之师，宽其期会，互为犄角，使逼处傍近村落，随宜扑翦，联楼烧除。兔窟既破，鸟合焉楼，庶几十乘，不烦多驾。
一曰：绝径路。窃见盗贼所居，非有城池，不过深林密箐，暂为掩蔽，生聚不多，资蓄易匮，金帛器械之用，牛马之力，皆掠取周道，以延岁月。诚于四旁分布劲卒，扼其出没，防其窥伺，譬若押虎釜鱼，咆哮游沫，旬日可毙，牵制小导，岂必临戎。
一曰：困粮食。窃见岁在夏秋，麦菽满野，巢窟之下，固皆贼田，即东阡百陌，稍附近者，不为贼掠取，亦为协送，徒饱豺虎，何益盖藏。菲若及时兴师，声援土著，俾所至随地收获，七给民用，三济军需，群盗就哺无术，岂能持久，将见枭，日渐消沮。
一曰：鼓敌仇。窃见伏莽啸聚，党与虽多，不甘污染，亦自有人，贼皆累其妻子，荡析其前产。今吾遗民，团结远徒，衣草叶，食木屑，恨不一门。诚得一贤将率师助其夙愤，诸所贼之财物，仍他自取，则斩木持锄，皆为劲旅，既闲地利，又省如募，计一处可得步卒盈万。
一曰：散党援。窃见兵制罔赦，志在渠魁，兽穷则攫，良非得已。今兹饿寒之徒，弄兵潢池，军威一驱，情见势穷，不无内变。莫若设疑以间之，用间以离之，使群盗自生猜贰，互相屠灭，既示必死之期，又可开生之路，利害悬殊，事捷功倍，宣奉遐灵，邀全者多。
抚议一曰：固根本。窃见诸来降者，散处肘腋，蔡人吾人，推心甚善。然闻之指大于臂，则臂不能运指，操纵之势，自古而然。莫若厚集牙兵，以资弹压，无使威重转见轻玩，庶彼鸱音永变，鹰肯不存，未雨早防，可省后图。
一曰：照激劝。窃见降人立功，本求官位，虚数小慈，有文无实，雄心久郁，必至变生。班定远尝言“塞外戍卒，本非孝子顺孙”，何况乎会为盗渠。莫若于此中择一二人之可用者，量补军职，冀彼羡荣目前，望迁事后，从此归化心坚，风靡者广。
一曰：简精锐。窃见首领既降，部曲渐多，概遣恐鼓舞非宜；全留又刍栗难给。莫若十中选一，千中选百，择其超乘，按名补伍，仍付彼渠帅，自为部署，其余悉为安置归农，府帐可壮军实，彼亦不忧枵腹。
一曰：信号令。窃见刀笔之吏，不暇远虑，降人归乡，或挟其仇，或利其有，今日赦条不能行于郡县者，比比皆是，民诚畏死，不免求生。莫若严告且戒，间行破格大法一二事，示吾徙木，杜彼伤弓，庶使毛织栉疏之徒，不以文法挠我抚问。
一曰：责屯种。窃见降人无以为生，虽与其进，难保其往，昔以招降为盗贼退步，今日又以盗贼为招降逋薮，辗转滋蔓，底定载期。今如曹濮莘范之间，无主遗田，盈千累万。莫若责彼邑长，簿记姓名，劝耕桑，捐税役，量口授亩，仍以垦田之多寡，定邑上下，则是人无余时，官无弃地。无余时，则乱心息；无弃地，则生业饶；庶几卖剑之后，不滋隐忧。
以上剿抚十议，自相表里，亦有后先，剿能使见为盗者，必亡。不能使未有盗者，不起。抚可行于群盗未抚之时，不可恃于群盗既抚之后。杀运不除，水火可悯。
明公任兼将相，所愿深图本计，救济苍生，某且得歌诗以述太平，幸甚。
在《剿抚十议》的原则指导下，张存仁竭尽全力，掘河烧林，杀人焚屋，苦干了几年，最终才把山东的榆园军镇压下去，以杀人如麻、流血灌地的代价，将自己的顶子染得鲜红。
关于“戏剧”人物侯方域（字朝宗），也该表一表。这位贵公子是世家子弟，其祖父乃明朝太常卿，其父为户部尚书。他自小随父仕宦京师，深诸朝中诸事，对“小人君子门户之见”尤为熟悉。明朝灭亡前，阮大铖在南京招摇演戏，送优伶班子往侯方域家中读《燕子笺》。侯公子击节叹赏，誉之不已。阮大铖家仆侍立一边，奔告阮大胡子。阮大铖大喜，自以为可以凭新曲美剧结交侯公子诸人。殊不料，曲终歌散，侯方域畅论天下事，痛骂阮大铖为阉党奴徒，与吴应箕等人抵掌大笑，斥骂不已。由此，阮大铖恨极了这些公子哥儿。
侯方域与阮大铖并无私怨，他之所以这样做，乃应侠妓李香君之劝，让他不要受阮大铖之谄而堕家世清望。弘光帝得立后，阮大铖掌政南京，寻仇于侯方域。他跑得快，连夜出城渡江，投奔高杰。(www.xing528.com)
日后，清军占领南京，侯方域投降，回到河南老家。这位雄视一世的古文名家一直才不得展，只能侍父作文，屡次想靠明经及第报效新朝，但运气不好，青衫落第，无由进京为新朝献力。
即使为张存仁献上《剿抚十议》，计议得行，他也未受信用。不久，他又后悔自己失节于明朝，悒悒成疾，病重而死，时年才三十七岁。
翩翩佳公子，竟为浊世尘！
孤注一掷争意气
姜瓖的大同反正
姜瓖也是明末清初的典型人物：一生如墙头草，左右摇摆不定。
明朝对姜氏不薄。姜家一门人才济济，兄弟三个皆是明军高级将领。姜瓖之兄姜让是陕西榆林总兵；姜瓖本人是大同总兵；姜瓖之弟姜瑄是山西阳和副总兵。军侯世家，一门三将，应该尽忠报国才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
当初，李自成汹汹而来，见明朝天下大势已去，姜氏兄弟中的姜瓖首先在陕西向李自成投降。为表“忠心”，他潜至大同，为大顺军向弟弟劝降。哥儿俩一拍即合，但大同还有一个文官——巡抚卫景瑗。他一心事明，忠心不二。姜瓖于是四处放风，散布说卫景瑗是李自成的米脂老乡，一直想降贼，同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忠于明朝的义士，于是，大同守卫尽归姜瓖。当大顺军兵临城下之时，他不敢怠慢，立即大开城门迎接李自成。
大同坚城如此易得，大出李自成的意料，他不喜反怒，责骂姜瓖说：“朝廷以如此要害重镇委付于你，为什么你连抵抗都不做，立即投降？”怒恼之下，李自成拔剑要杀他。多亏大顺的“制将军”张天琳劝说，好歹让闯王消了怒气，依旧以姜瓖留守大同，并留张天琳为主将，率小部分大顺军监军。
明朝的大同巡抚卫景瑗虽为文臣，却是铮铮铁汉，任凭老乡李自成低声下气地相劝，就是不降。最后，李自成叹气：“卫先生既然不归于我，我也不杀你，送你回老家养老吧。”卫景瑗趁看守的人松懈，上吊自杀，明白无误地为大明死节。由此，更反衬出姜瓖骑墙派的不义。
后来，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消息传至山西，姜瓖立刻行动。他联合早先和他一起归降大顺军的弟弟、阳和守将姜瑄，出其不意攻入大同，杀掉了大顺军将领张天琳和为数不多的大顺士兵，占据大同，并攻下代州、宁武等地。
但降清之前，他行了一步臭棋：推立明朝的枣强王为主，“奉明宗社”。当时，他以为满洲军是“为明报仇”，迟早要退回山海关外的老窝。
多尔衮大怒，“切责之”，吓得姜瓖心神不定。切责归切责，当时大顺军未灭，南明势力方炽，清廷还需要这些投降的鹰犬，多尔衮仍旧让姜瓖主持大同军务。姜瓖送子入京为质后，以为自己已经和大清穿了连裆裤，上疏要求在山西“练兵十万”。他的初衷是为清朝效犬马之劳，殊不料此举让多尔衮更加生疑——当时“大清”总兵力才十多万，你姜瓖在山西要“练兵十万”，意欲何为？
姜瓖不知情，傻乎乎在山西、陕西卖死力为清军打仗，招抚诸邑之余，与满蒙联军一起合击大顺军高一功部，斩获无算，为清廷立下殊功。
进京入觐时，姜瓖志骄意满，以为多尔衮肯定要好好表扬他。为了保险起见，他事先还给多尔衮的亲信、降臣冯铨送去大批珍宝。不料，冯铨出人意料地扮起了“清官”，把珍宝立刻上交清廷，以摆脱私交前明旧将的干系。
结果，多尔衮没见着，姜瓖在北京遭到了清廷内院大学士刚林的“质讯”，责问他擅立明朝枣强王等“不法”事情，吓得这位降将叩头如捣蒜，唯恐被清廷立时“正法”。还好，多尔衮只想给他个“下马威”，并无杀他禁他之心，最后由刚林传旨，让姜瓖“洗心革面，功罪相抵，戴罪立功”，放他回大同。愤懑难当，还要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姜瓖皮笑肉不笑地一直绷着，终于回到大同。自此，他对清朝既疑又恨，重新骑上墙头观风向。
顺治五年接连发生的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让姜瓖十分心动。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亲王阿济格、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戍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与其任人宰割，不如造反。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反清浪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反清。
多尔衮吓了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即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兵强马壮，一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见大同城坚，难以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共事”了好一阵子，无数次参与屠城杀人，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待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有五千多明军从山西其他地方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击，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而且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与此同时，清军在潼关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上陕西方面的支援。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召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争名利，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延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支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再无腹背受敌之虑，清军虎视眈眈，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城内反叛的姜瓖。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穷蹙如此，姜瓖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反正逃不出一个死字。
没想到的是，姜瓖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瓖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的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杀。人在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大同被攻陷的消息，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清朝初期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固守太平的李建泰坚持近一个月，清军势猛，不得不投降。由于他在前明和清朝均当过“大学士”，属于朝廷要犯，没有被立即处决，押往北京。顺治七年夏，李大学士与整族家人，被清廷于北京闹市凌迟。
人终有一死。这位大学士不死于大明国亡之时以全忠烈，却一直反复多端，最终落个碎剐，真让人替他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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