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彩云之南魅力，大西军进军云贵

与明朝、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相比，清朝与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接触最晚。

直到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清军占领北京后，才有明朝降将唐虞时建议清廷招降张献忠。但是，清朝当时所有的注意力皆集中于李自成余部与南明的弘光政权，基本没有理会在巴蜀地区搞得鲜血遍地的张献忠。

李自成死，弘光政权亡，张献忠才成为清军最“惦记”的人物。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率清军数万，自西安入川，开始了对张献忠的打击。

大西军在四川杀人如麻，真和清军打仗则心惊胆战，一路自相残杀，不紧不慢往川北移动。

最终，在“大西”降将刘进忠的带领下，清军迅速扑至。搭弦一箭，把猝不及防的张献忠射死。

张献忠死后，其手下十多万人马逃的逃，降的降，大有一朝星散之势。

由于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白文选、艾能奇等“大西”政权的主要将领仍在，这支“流贼”队伍最终化零为整，在重庆等地击败清朝军队，窜往云南。

柳暗花明，天降奇缘，这拨人马竟然能趁云南内乱，抓住机会，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也由前明最凶恶的敌人，一变而成为南明永历政权最坚决、最忠贞不贰的支持者。

历史尽显其诡异奇妙！

说到大西军，有必要回顾一下他们的领袖人物——杀人魔王张献忠。

吃人“黄虎”嗜杀狂
“大西王”张献忠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嗜杀、自虐、他虐等行为，都是“变态”的表现，是人类原始欲望的一种爆发，是人类动物性潜在能量的暴露。这些变态的人不仅认为他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认定他还能控制别人的生活。

中国历史上，暴君虐将不少，他们的残虐杀戮，通常都有极大的目的性，属于冷静思考下有计划的杀人。但是，无目的性的嗜杀狂，中国历史上仅有明末张献忠一人。

张献忠，这位与李自成同岁的“大西王”，长就一副堂堂相貌。长身虎颔，面色金黄，故人称“黄虎”。一日不杀人，他就悒悒不乐。某些文人指称那些关于张献忠大肆屠杀的历史记载均是“地主阶级”的胡言乱语，最有力的证据是《明史·张献忠传》中那一句：“（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末全国人口也就一万万多，说张献忠在蜀地杀了“六万万”，确实不可能。《明史》中的这种荒唐“数字”素材，取自明末清初文人毛奇龄的《后鉴录》。其实，明末四川一地大概有四百万人，张献忠杀了其中近三百万，其余皆为清军屠戮。后来，清廷把清军所杀的近百万人都算在了张献忠头上。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张献忠之乱，蜀地基本为之一空。

崇祯十六年年底，本来已在湖南和江西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忽然弃两省之地，大举入川。原因很简单，李自成势力太大，张献忠觉得自己打不过他，索性走远一些，以免两虎争食。

四川方面，有一支曾经参加过“荥阳大会”的“摇黄十三家”组织，是一帮极其邪恶的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匪盗，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抱负，只知淫杀抢掠，对明朝的四川官兵造成极大的消耗。正因为有这些人在川地活动，张献忠才能从容二次入川，越下牢，渡三峡，如入无人之境，克涪州后，直捣重庆。

本来，重庆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张献忠让人在城墙根下埋炸药，“轰隆”一声，坚固石墙坍塌，其军队一拥而入。

张献忠入城后，先剐杀守城的巡抚陈士奇等人，然后又把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洛绑至法场。当时，天色晴朗，空中忽响炸雷。瑞王是宗室中人品很好的王爷，本性好佛，属于少有民愤的那种。

张献忠大笑，大叫：“天若再雷，我当释瑞王不杀。”等了稍许，天竟无雷，张献忠亲自上前砍下瑞王的头颅，并杀其家属及重庆官吏一万多人。

下午时分，山城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张献忠根本不怕，令士兵架炮射天，不久即转晦为明。

此时的张献忠，杀心不算太重，他对被俘的三万七千名明军作如下处理：每人砍掉一只胳膊，尽数放走。于是，操武场上堆了三万多只血淋淋的手臂。

这些只剩一只胳膊的士兵逃出重庆四窜，成为张献忠的“活广告”。诸城士民望风狂逃。

重庆被陷，张献忠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成都。成都乃二百七十年大明富藩，可惜蜀王也是个财迷（其人倒是知书达理，崇祯帝呼为“蜀秀才”），不肯拿出王府金银犒军。

经过四天攻城，张献忠军队攻入成都。蜀王夫妇、当地总兵皆投井自杀。

巡抚刘之勃被俘。张献忠把他绑在校场上，由于刘巡抚是陕西人，故劝他投降。刘巡抚大骂。张献忠怒，令人慢慢剐他。刘巡抚大声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贼军放箭，把刘巡抚剐后射死。

由于攻城受到过抵抗，张献忠当时下令杀尽成都居民，他的义子、时任“平东将军”的孙可望（当时叫张可旺）跪下苦劝：“大王您转战十年，所过屠灭，无尺寸之地以自守，这不是您属下将士相从的原意啊。如今，我们万死争得成都，应该以此地当成兴王成霸的基地。如果尽屠其众，我们这些人活着还有什么盼头，请大王以您手中剑先杀了我吧！”沉吟之下，张献忠乃止。

成都失陷后，四川大部分州、府、县应声而溃，很快皆为张献忠所占。当时，四川只有遵义（今属贵州）、石柱（秦良玉部）以及黎州未下，其余皆非明地。

李自成败归陕西，曾试图派兵来攻成都，被张献忠打回陕西。至此，两支农民军不仅未再联手，反而公开而坚定地决裂。

张献忠小胜后，得寸进尺，又猛攻李自成所据的汉中府，反被大顺军击败。但仅仅几十天过后，李自成便弃西安而逃，这样一来，张献忠的北面就暴露给清军。

张献忠在成都立稳后，建立“大西”国，称帝。他首先娶大学士陈演之女（陈演在李自成离京时被处决）为皇后。自南门五里外架桥高十数丈，逾城直达蜀王府，遍植彩灯，夜望如长虹亘天，宫女及陈“皇后”由此桥上入宫。

仅仅十天，张献忠对陈“皇后”生厌，一刀砍下她的脑袋，派人杀尽她在成都的所有亲属，算是与“地主阶级”完全划清了界限。

张献忠还“开科取士”，共收取“进士”一百三十人。一夕之间，忽然变脸，把进士们全部杀掉。其中，“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龄未到三十，身长七尺，弓马娴熟。张献忠见此人仪表丰伟，气宇轩昂，服饰华美，以为奇才，立赐刀马金币十余种。数日之内，张大受每日入宫作陪，有时献诗，有时作文，有时丹青图画，张献忠不停赏赐他，共赐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美女十名。

到了第五天早上，张献忠坐朝，传奏官禀报：“新状元入朝谢圣恩。”

张献忠忽然变脸，自言自语道：“这驴养的！老子爱他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马上把他收拾了！”

张献忠最常说的两个词：一个是“打发”，即杀本人；一个是“收拾”，即杀净全家。

其手下听命，马上把张大受绑起杀了，先前所赐美女、家丁，一个不剩，皆立刻杀头。

当时，川中各地赴试生员皆未离开，张献忠假称再试，尽诱其人于青羊宫，进一个杀一个，共杀约万人。士子们所携应试用的笔砚，一时间堆积如丘。至于生员们带来的女性家属，全部关入青楼当妓女，未几，老张下令，全部杀掉。

杀尽文生后，老张佯称开武科。数千武举齐集校场，皆配发一匹劣马乘骑。忽然间，巨炮一响，金鼓齐鸣，军士据壁射箭，把武举们当成猎物，一一射死。侥幸未死的，堕于地上，被践踏成泥。

文武士子倒霉，然而“大西皇帝”的朝臣更惨。一日，早晨上朝，张献忠打了一个喷嚏，感觉不爽，立即让兵士把三百多人牵出去杀了。有人劝说，他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有时朝会开始，老张就让士兵牵出数十头大獒下殿，只要獒犬嗅谁，谁就会立刻被牵出斩首，名为“天杀”。

“大西”建国，全无制度，数十万大军衣食所需，只靠抢劫和搜掠，没有任何赋税政策。但张献忠会铸钱，他下令把从王府和大户抢来的所有精钢及佛像熔毁，铸为“大顺通宝”。这种钱颜色鲜亮，光润精致，外观不次于赤金。

张献忠对川地的两个外国传教士却好得不得了。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上献红铜制作的地球仪和日冕等物，张献忠看着新奇，大喜之下，下令把二人尊养起来，日日带在身边当顾问。这二人有幸活着，日后在其日记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张献忠残酷杀人的记载。

由于统治残暴，川地郡县人民纷纷反抗。当然，这与大环境很有关系，李自成败亡，南明政权建立，人心所向，皆痛恨张献忠，各地人民相继而起袭击“大西”官兵。

大怒之下，张献忠下发“除城尽剿”的命令，派出军队到各地屠戮民众。穷乡僻壤，深崖峻谷，军兵无不搜及，按杀人数目依次升官。有一兵士日杀数百人，立擢为都督。所以，张献忠军队灭亡前有“大官”无数，皆因屠杀积功得来官职。

张献忠的军队杀人皆有名目：割手足称为“匏奴”，中割背部称为“边地”，枪挑背部称为“雪鳅”，以火围儿童烤炙称为“贯戏”。士兵们以人尸为马槽，放麦豆于血腹中食之，内杂人肝为“精饲料”，所以，他们的军马也凶性十足。大西军不仅四处杀人，把牛犬牲畜也搜杀一尽，称不为后人留畜种。

在蜀王府，张献忠发现端礼门城楼上供祀一个人像，公侯品服，真人皮，内实金玉。他询问蜀宫宦者，才知这是明初大将蓝玉的人皮。当时，朱元璋剥其皮后，全国巡回展示，自云南过蜀，当时的蜀王是蓝玉的女婿，就把老丈人的人皮留下，暗中供奉起来。

张献忠闻此，灵感大发，顿发剥皮之兴。他平日指令士兵剥人皮无数，掺以石灰，实以稻草，用竹竿标立，在王府前的大街密植两边，累累千百人，遥望犹如送葬纸人。其手下劝阻，说此种景象不吉利。张献忠很“虚心”地接受意见，就新创“小剥皮”方法，即把活人两背的皮自背沟处分剥。然后，把这些被剥上身的活人赶出郊外，严禁他们的亲人送饭送水，任其躲入古墓荒坟中苟延残喘，慢慢饿痛而死。

此外，张献忠下令凌迟之刑必割尽五百刀才能死，若数不尽人死，依此法杀掌刑兵士。

虐杀、群杀之余，只要有张献忠军府衙门的地方，均人掌山积，千里横尸，腐臭盈空。成都城内的人手作为大西军的报功信物，堆如假山，万叠千峰，蔚然壮观。明军曾缴获大西军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信中记载他所砍下的手掌，就有一千七百多个，即一人曾杀一千七百余人！由此推之，其他可知。

张献忠粗中有细，心思极其缜密。大西军每剿一城，皆大兵合围四方，至次日早晨方边进边杀，务必不留一人。剿毕，扒草寻穴，细搜数日才能回去复命。如有此城漏网逃脱者在别的州城发现，搜剿此城的领兵官就会遭剥皮之刑。

杀人之外，大西军必尽焚庐舍。未尽残木，也要归拢成堆后烧成灰烬。实在有巨大的石雕殿柱烧不了，就用丝绸等物浸满油裹之数层，举火烧之，最终崩坏才放心。

由于百姓中的小儿幼女杀之不能计功，他们就将其弃于道旁，或衬马蹄，或抛空后以白刃接之以为笑乐。

张献忠杀戮所及，无论亲疏。他喜欢与朋友欢宴，与陕西老乡痛饮于王府之中，临行厚赠黄金珠宝。酒足饭饱后，陕西籍的友人们欢笑告退。张献忠事先伏壮士于路，把他们尽数斩杀，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朋友”们的首级洗净盛于锦匣内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张献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他还酷爱斩斫妇人小脚，置于花园叠累成峰。一日，他与爱妾酌饮欣赏，仰视香足堆，叹道：“方缺一足尖，置之会更好看。”其爱妾也有几分酒意，伸出自己的三寸金莲，笑言：“此足如何？”张献忠持于手中细观，说“甚好”，信手一刀割下香足抛于足堆之上。其爱妾哭号宛转于地，他复加一刀，劈下其秀美之头。他的数十爱妾，均先后被斩杀，死状甚惨。

虎毒不食子，张献忠连自己的儿子都杀。他有一个数岁小儿，一晚忽怒，亲手毙之，虎狼之性如此。转至早晨，见小儿尸体横于席间，他迁怒左右手下不劝解，立杀数百人。张献忠最大的特点，是“醉柔而醒暴”，喝醉时常常饶人，一旦清醒就要见血才乐。

1645年秋，张献忠毁弃成都，尽杀城中居民。

当时，数十万成都居民被驱于南门，见张献忠骑马而来，都跪地乞命，声称是良民顺民。张献忠狂性大起，纵马挥刀跳入人群中，发疯一样边杀边喊：“杀！杀！杀！”军兵刀砍矛捅，血流成河。

从成都临行前，张献忠下令，命令各营杀尽所掠妇女，上缴所有抢掠金银。

由于从各地及蜀中所掠金银太多带不走，张献忠发数千人为工匠，先掘锦江使之改道，然后在河床上凿洞，垫青石成穴，尽埋金宝银块于其中，大概有数千万两之巨。然后，他尽杀工人，让兵士再使锦江回流，财宝就埋在水流之下，名之为“锢金”。

行至顺庆，张献忠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

杀完川军后，张献忠嫌所带兵将有家属累赘，他以挑选水军为名，喝令全营兵士及家属从他面前经过受检。只要他说一声：“你！”挑中的人马上被集中。父母被挑者，子女不敢回顾；妻子被挑者，丈夫不敢回顾。最后，共挑出近四万人，押入一木城之中，先用炮轰，毙死大半，然后纵兵斫杀，有数千杀不完者，驱入江中淹死。

无故杀自己的军队，也是张献忠“首创”。

杀了几轮过后，张献忠派人点数，回报说四路军还有六七万人。老张大怒：“老子哪里用这么多人，只需劲旅三千，即可横行天下！”于是他严督手下将领再杀。“凡领人头目，每日必开报十数人赴死，先疏后亲，亲尽及己，人不自保，莫可如何。”（《蜀警录》）

至西充时，大西军中的昔日投降官兵、被掠平民以及新兵均已被杀殆尽，几十万军兵及家属都被“自己人”杀了，唯余归兵宿将而已。

除张献忠外，蜀中“摇黄十三家”做事与其相类。这些“摇黄贼”更坏，他们杀人以戏乐为主，论惨虐程度，更甚于张献忠。张献忠军法严酷，其部下是因畏生惧，不得不执行命令，并发生过其手下几个将领不忍尽杀人民而自尽的情况。

张献忠带着几万兵，攻克顺庆（今南充）城，屠杀居民十余万。从杀自己人以来，张献忠手下多有逃亡者，有时候整营数千人一哄而散，他也不太在意。

一夜，张献忠宿于营中，有一鼠窜入其被窝内，惹得他大怒，满帐篷举剑剁鼠，竟不得中。暴怒之下，他下令士兵转天每人必须上交一只老鼠，逮不着的就杀头抵数。结果，军兵连夜毁屋穿壁，敲仓熏房，转天一大早，辕门处鼠尸堆积成山。

此时的张献忠，想全弃四川，准备回老家陕西发展。他对义子孙可望等人讲：“朕得蜀两年，蜀民不附。如回陕得长安，雄视中原，自可图大事。”但他到达顺庆、西充等地后，又命兵士四处伐木造船，声言要攻南京。

此举，或许是声东击西，或许是凶狂发狠，或者是穷途末路无目的的瞎折腾，反正张献忠最后的几个月躁狂至极，只有杀人时他才稍感平静。

张献忠残忍好杀，为此，明清笔记以及一般的史料中，都把他描述成一个“天煞星”，似乎他就是个魔王转世。其实，仔细推究，此人也不过是个狡黠的凡人而已。

在四川最后的日子里，深恐部下反叛，他常常趁人多时，取出怀中一个黑皮小册子，看似阎王簿，喃喃自语：“天教我杀，我敢不杀？”以这种小伎俩，来震吓属下。

与亲信的谈话暴露了张献忠的狭隘胸怀和他杀人的真正动机：

一日，张献忠喝酒，沉默半天，对几个义子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现有金银数万两、绒货数万挑、驴马百千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往南京作绒货客人，做买卖赚钱过活！”

有人问：“如果是这样的话，解散众兵亦可，何必要把人都杀掉呢？”

张献忠回答：“我面有刀痕，不把这些人杀掉，恐怕日后有人认出我。”

众人无言。显而易见，其谋之拙，其智之低，大家都心知其必败无疑。

势随权生，权依势涨，张献忠当时掌握众人生死大权，又能先发制人杀人，所以，众人不敢劝他。

1647年年初，先前投降清军的川将刘进忠熟门熟路，带着清军在川地追踪张献忠。

清军主帅是豪格，得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下扎营，他即刻派鳌拜和准塔两员满将为前锋，在刘进忠带领下，急行三百里，直扑张献忠。

当时，张献忠手下还有近十万人，根本不知道清军在附近。有小校仓皇来报，说“鞑子来了”，张献忠很气，上前一刀砍死了报信人，怒言道：“胡说八道，什么鞑子，不过是摇黄贼罢了。”

不久，又有哨探来报，张献忠复杀之。

他不披甲，手持短刀，带着十几个亲兵亲自出大营四处张望，走了几十米，来到太阳溪边。

刘进忠瞧见张献忠，对满将说：“这就是张献忠！”

清军中闪出一个神箭手，抬手就给了张献忠一箭，正中其左乳。(www.xing528.com)

张献忠大叫一声，倒地翻滚，痛极而亡。

其手下见状，立刻跑回大营，高叫：“大王死了！”全营大崩。清军进攻，大西军数万人被杀，仅官校被斩首的就有二千三百多人，马匹辎重尽为清军所得。

张献忠手下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人率残兵奔逃，经重庆、遵义入云南，后来多成为南明永历政权的将领。

孙可望后来降清，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却成为南明的耿耿忠臣，与清军一直奋战到死。

李定国之所以最后能“尽忠报国”，正因为他从蜀地掠入军中的文人金公趾常为他讲说《三国演义》，此人常把孙可望比为董卓、曹操，把李定国比为诸葛亮，激发他的忠义报国之心。李定国感动：“诸葛亮不敢自比，能学关、张、姜维三人报国，已经足够！”最终他百折不回，直至最终病死，仍忠于大明王朝。

张献忠本人也爱听书，目的在于从《三国》《水浒》中学兵法、学战略。由此可见，民间文学的力量确实巨大。

乌鸡妄想变凤凰
沙定洲的“云南王”之路

北京的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顿时呈现岌岌可危之势。

在云南，沐氏家族当然要面对各地土司的挑战和反叛。民间演义之中，说起明朝的云南沐氏，总冠以“云南王”的称谓。其实，沐氏家族从沐英起，一直是公爵，而且是“黔国公”（并非滇国公），只有几个人是死后追封为王爵的。不过，从实际上讲，沐氏世代为明朝统守云南，确实和“云南王”也差不太多。

北京的明政权瓦解，天高皇帝远的云南地方土司们再也按捺不住，蠢蠢欲动。在云南，时任黔国公的沐天波承爵十多年，经验不是很多，他当时并不怕李自成余部或清军，这两方势力相隔太远，不可能对云南有什么大动作。迫在眉睫的威胁，来自邻近的张献忠。为防止张献忠的大西军从蜀地入滇，沐天波加紧派人布防。其实，张献忠罕有入滇的打算。

属于沐天波辖下的李大贽，统领一部明军驻守会川，同周围土司多有摩擦。而引发土司造反的最大原因，在于沐天波为增饷而敛财，向当地土司增收盐税。

云南元谋土司吾必奎见明朝北京政权已亡，而沐天波还增派苛捐杂税，大怒，散布说：“已无朱皇帝，安有沐国公！”于是，他在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忽然叛乱，一下子攻陷武定、广通等地，并占领楚雄。

吾必奎为人强悍，手下兵精，当时他的军队只有石屏土司龙在田、宁州土司禄永命以及阿迷土司普名声可比。

为剿灭吾必奎，沐天波一方面命令明朝的云南金沧道副使杨畏知率军攻楚雄，另一方面檄调宁州土司禄永命和王弄山土司沙定洲率各自属下兵卒协助进剿。

吾必奎起事仓促，不自量力，很快就被打死，乱平。

沐天波刚平一波，才得喘息，实不知祸在心腹。被调至昆明的沙定洲，歹意突起。

沙定洲之父沙源，在万历末年为明朝拼死守边，数败交趾兵，在云南声名卓著，其手下号称“沙兵”。沙源死后，长子沙定源继承土司官位，次子沙定洲没有爵位。而且，自从老土司沙源死后，沙氏势力一直处于萎缩状态。

次子沙定洲不能袭爵，非常郁闷。小伙子长相英俊，黝黑修长，细腰梁，厚背膀，是当地有名的美男子。

其时，阿迷土司普名声恰好病死，其妻万氏继任统治其部。虎狼之年的万氏对沙定洲一见倾心，没对上几句歌，就拉着沙定洲上了竹床。云雨过后，小伙子刚刚手拿万大娘送来的金银眉开眼笑，万氏已经入宅把沙定洲结发妻子的脑袋砍了下来。手心是肉，手背不是肉，望着万氏狰狞的夜叉面孔，想想她的万贯家财和手中的军队，沙定洲大叫一声：杀得好！

对于沙定洲来讲，万氏的肉体没有任何吸引力，他看中的是万氏手下阿迷州的几十万武装势力。万氏在除掉小伙子原配后，立刻对外宣布招沙定洲为婿。

万氏、沙定洲皆大欢喜。但万氏的儿子普服远在大惭的同时大怒，因为，他的这个新爸爸，竟然和自己年岁一样大，这不能不让他倍感惭恨。在喝亲妈喜酒的当夜，普服远借酒劲大号：“我必杀沙定洲！”

沙定洲是行动派，闻信不含糊，没几天就派人袭杀了与自己同岁的“儿子”，并尽据其地。

万氏哀号数声滴下几滴泪，转身扑入沙定洲怀中，化悲痛为欲望，死心塌地给沙定洲当压寨夫人。

由此，阿迷州的土地、兵马、钱粮，一下子皆为沙定洲所有。短短时间内，沙定洲东西兼并，占地数千里，精兵二十余万，成为云南最大的一股地方势力。

由于沙氏家族自沙源时起，尽忠明朝，沐天波非常看重沙定洲，多次邀他入府中宴饮。

在黔国公府中，沙定洲这个土财主大开眼界，才知道了什么叫金山银海，什么叫富贵荣华。心动之余，又有数位汉族士人（最主要的是万氏妹夫汤嘉宾和欠沐天波私款的生员饶希之、余锡朋）不断撺掇，他们劝沙定洲兴兵占据昆明，真正当个“云南王”。

眼见明亡世乱，自己兵势雄盛，于是沙定洲以辞见为名，忽然起事。

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十日，沙定洲夫妇到了黔国公府邸，三拜未毕，即从靴子中取出明晃晃的匕首，双刀飞舞，格杀沐天波的衙役和仆人数人。同时，埋伏在城内外的士兵同时向黔国公府杀来，整个昆明城迅速被乱兵占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沐天波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情急之下，几个贴身卫士拼死保他从秘道逃出，当时他身无别物，只有黔国公的官印和世爵铁券。

幸亏禄永命、龙在田等土司忠心耿耿，沐天波得命逃往楚雄。但是，其母其妻，皆未能逃出，惊惶之余，两个妇人怕受辱，在尼庵自焚而死。沐氏家族，一时间惨遭荼毒。

占据沐天波的府第后，沙定洲喜出望外：府中所藏之富，超出想象。不仅佛顶石、丹砂、琥珀等珍宝充盈，白银和赤金大锭皆论筐装，每筐百斤，“藏以高板”，一板有五十筐，共有二百多库，其他珍奇异宝不计其数。

世守云南二百多年，沐氏家族富可敌国。

沙定洲、万氏夫妇乐得合不拢嘴，沙定洲立刻命人不停搬运，全部装载送回自己老窝。干完这些，他才想如何做他的“云南王”。

沙定洲占领昆明，明朝的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三司官员皆被劫持。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沙定洲又拘禁了在昆明的东阁大学士（隆武朝任命）王锡衮，并以吴兆元、王锡衮的名义给当时的南明隆武政权上疏，奏称沐天波造反，而沙定洲是率兵“平叛”。

路途迢迢，隆武朝君臣根本不知就里，马上下旨要沙定洲一定擒杀“叛贼”。后来，得知沙定洲造反的事实，隆武朝廷不敢深究，只下旨让沐天波等人上书汇报情况，并没有发出讨伐沙定洲的诏旨。这样一来，就变相承认了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权。

大学士王锡衮被软禁在昆明贡院，沙定洲派人向他出示以他名义上呈隆武帝的疏奏。王先生大恨，痛骂沙定洲为“叛贼”，提笔写下《风节亭恭纪》等文，揭发沙定洲谋反的实情。《明史》上讲王锡衮“居数日，竟卒”，看上去好像是病死，其实是被沙定洲派人杀死的。这位王大学士是云南禄丰人，天启年间进士，在崇祯朝当过礼部左侍郎，多次进献忠言，后任吏部尚书，任皇帝的讲筵官。崇祯十六年，王大学士因母亲病死，回乡丁忧。不料想，他离京不久，崇祯帝自缢。情急之下，他到昆明想提兵入闽去赞拥隆武帝，偏遇沙定洲谋反，壮志未酬，惨遭杀害。

云南全境，如今基本处于沙定洲的掌握之下。他依循从前沐天波的口吻，自称“总府”，俨然以“云南王”自居。沙定洲的当务之急，就是消灭沐天波以及在楚雄的明官杨畏知和少数支持沐氏家族的土司力量。

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沙定洲的“云南王”美梦，忽然间被窜至的大西军余部粉碎。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群龙无首，既畏清军，又不能再窜回长江流域与南明军队交手，思来想去，困兽犹斗，这支“流贼”军队往重庆方向突围。

南明的曾英所统明军打不过这支“大西”残军，连连败退。在孙可望的指挥下，大西军顺利入黔，占领贵州，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正是在休整期间，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等人仔细“反思”，达成共识，认为再也不能像张献忠在世时那样杀人抢劫。他们杀掉仍旧坚守张献忠“凡是不顺我者杀，凡是顺我者亦杀”政策的“宰相”汪兆龄和张献忠的伪皇后，采取四将军“共和制”，希望另起炉灶，打出一片新天地。

大西“宰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总策划。他劝张献忠：“皇上您汗马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弃蜀奔秦（陕西），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万井无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

一席话，说得张献忠当时哈哈大笑：“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杀！杀！杀！”由此，才引致了大西军后期在蜀地尽歼蜀民的行动。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

贵州民贫地瘠，不能长驻。众将正在痛苦思虑间，天下掉下大馅饼——云南沙定洲“谋反”。来通风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读者可能奇怪，龙在田是忠于明朝的云南土司，大西军是明朝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他们之间怎么可能有联系呢？

原来，中原农民军蜂起时，龙在田曾经被明廷调往内地，在湖广、河南四处参战，屡败“流贼”，多立战功，并得升为副总兵。大草包熊文灿任“总理”时，龙在田正在他手下，驻兵谷城，曾与假装投降的张献忠部往来密切。为了从明军处骗取好马，张献忠当时还曾拜龙在田为义父，双方多次饮宴，畅谈乡土风貌，所以，大西军高级将领与龙在田很熟，对云南也不陌生。后来，张献忠复叛，熊文灿被明朝逮问，龙在田因预事有责也被罢斥回云南。沙定洲作乱，龙在田忠于明朝，便兴兵出击。不料兵败，逃往大理躲避。听说大西军余部占有贵州，他马上派人携密信通知，引导大西军入滇。

再说沐天波。他逃往楚雄后，明朝守将杨畏知劝他去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如此可与楚雄互为犄角，形成协防之势。刚刚布置完毕，沙定洲亲率大军，杀奔楚雄。

杨畏知有智有勇，他紧闭城门，骗沙定洲说：“您如今最想得到的，肯定是沐天波，但他不在楚雄而在永昌，您应该西去追赶。我听说，如今巡抚、巡按等长官已向朝廷申请您代替沐天波镇守云南，这样一来，您应该先攻下永昌，抓住沐天波。待您凯旋路过楚雄，朝中任命肯定下来了。到时候，我一定大开城门以礼拜见您。现在，朝命未下，顺逆未分，我不敢开城迎接您。”

沙定洲抓沐天波心切，杨畏知话说得又极有理，他便在城下与杨畏知杀牛盟誓，舍楚雄不攻，分兵攻屠大理、镇南、蒙化等地，自己率军往永昌追赶沐天波。

杨畏知趁此机会，坚壁清野，发檄四处，做足了备战功夫。

听说禄永命等人纠集土司兵拥保沐天波，沙定洲心慌，不敢进攻永昌，怕杨畏知断其归路，他就提兵回头猛攻楚雄。

杨畏知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坐守坚城，沙定洲屡攻不下，反被守军杀伤不少。打了八个多月，楚雄巍然屹立，仍旧为明军所有。

正是在这个时候，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大西军向云南进发。为了进军顺利，他们先行派出不少间谍，在云南各地散布消息，说沐天波之妻焦氏家族为报仇，组织武装入云南。

这招很灵，特别是云南的汉族士庶，深恨沙定洲这种土酋谋叛，听闻焦氏部队要给沐家报仇，奔走相告，欢喜雀跃。大西军一路上基本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在云南连占交水、曲靖等重城。而后，为避免直攻昆明受阻，他们大张旗鼓杀向沙定洲老婆万氏的老窝阿迷州（今云南开远）。

沙定洲上当，急撤楚雄之围，迎堵大西军。草泥关一战，云南土兵打不过大西军，沙定洲率残兵逃往老家蒙自，并下令手下退出昆明，齐保老巢。

这样一来，昆明被拱手让给了前来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二十四日，大西军入城。

大开城门之后，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才明白过来，发现入城的根本不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队伍，而是昔日自己一直提心吊胆防备的“流贼”张献忠军队。

出乎意料的是，这支一直以杀人闻名的队伍一改常态，竟然严守军纪，不扰民，不抢劫，昆明士民安然如常，都觉得遇到了“人民”的队伍。

孙可望等人占据昆明后，四处发兵，既打沙定洲，也打沐天波。李定国一军连战连捷，已经打到阿迷州，沙定洲吓得要死。大西军正欲进攻阿迷州解决掉沙定洲，昆明和晋宁的明朝地方势力忽然闭城拒守。李定国怕腹背受敌，掉头转向，这才给了沙定洲苟延残喘的机会。

由于沐天波、杨畏知等人在滇西，孙可望不敢轻敌，亲自统兵攻打。禄丰一战，杨畏知不敌大西军，兵败，投水自杀未成。

孙可望与杨畏知同为陕西老乡，久闻其名，下马相拜：“我今来滇地，实为讨贼。如果您能与我共事，我当与您共扶明室，决无他意。”

杨畏知闻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西“流贼”，真的能帮助恢复明朝？

再三劝说下，杨畏知心动，就与孙可望定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沿用伪大西年号；第二，不得杀人；第三，不得焚烧房屋，奸淫妇女。

孙可望一一答应。由此，迤西八府之地，免遭战祸。相比之下，李定国部大西军当时仍旧收不住手，在临安一地就杀人近十万，所过屠灭无遗。

有杨畏知牵线，人在永昌的沐天波很识时务，特别是孙可望“共扶明室”的许诺感动了他，他立刻派儿子前往大西军营中做人质，决定配合孙可望在云南平定沙定洲之乱。

甭说，沐天波一颗“黔国公”大印，抵上十万兵。孙可望等人在迤西广大地区不战而克，各地汉人、土司纷纷来归。到1648年夏天，云南全境基本平定，只剩下沙定洲困守阿迷州和蒙自地区。当然，代价是有的，大西四将之一的艾能奇在东川中伏，被土兵用毒箭射杀。

大局已定，孙可望开始自大。见李定国空手而返，孙可望怒斥他没能擒获沙定洲，当众杖击一百军棍，然后，下令他与刘文秀立刻出兵，擒获沙定洲赎罪。

憋了一肚子邪火的李定国率数万大军，在云南各地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一路奔驰，重新杀向蒙自、阿迷地区。最终，沙定洲连连后撤，死守天险佴革龙山。

佴革龙山易守难攻，但缺乏最要紧的东西——水。没有水，再有精兵良将和天险也没办法坚守。数日之后，穷蹙至极的沙定洲、万氏夫妇迫不得已，喉咙冒烟地下山投降。

李定国很会处理，余众皆安抚，只把沙定洲夫妇以及中高级官员数百人押至昆明。

从前沙定洲夫妇从昆明搬来的金山银山，如今又被搬回昆明。

十月秋凉，沙定洲与妻子万氏被押至昆明闹市剐杀。观刑的人非常多，特别是大西军人，都以为万氏是天姿国色。结果发现，她是个高颧黑皮吊睛丑八怪，众人皆哄堂大笑。

两个刽子手开始不紧不慢活剐沙定洲和万氏。二人号叫一天，方才气绝。这还没完，刽子手用刀割肉锉骨，最终把两个人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喂了狗。昆明百姓皆拍手称快。

仅仅过了三年“云南王”的瘾，沙定洲夫妇最后以身喂狗。

云南这块大基地、大后方，终为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所得。他们悉心经营，最盛时（1650年左右），大西军能北出贵州、四川，东进两广、湖南，连败清军，大呈风起云涌之势。

一统云南之后，孙可望自称“平定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仍以沐天波为“黔国公”。当时，南明的永历政权已经在肇庆建立，但并无诏旨发往遥远的昆明。

这时候，有前明官员巴结孙可望，劝他自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趁机割据自立。

杨畏知怒极，每次聚议时皆谩骂，惹得孙可望对这位老乡顿起杀心，但是，由于李定国、刘文秀的保护，孙可望一时不能杀他。

定则思乱，昆明城内，众人之间原本和睦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

但是，在近三年的时间内，云南全境大抵平静，孙可望等人既没与清军发生战斗，也没与南明永历政权有太多接触，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

1649年，孙可望派杨畏知等人赴肇庆奉表，请永历帝封自己为“秦王”，其表为短视的南明大臣金堡等人扣押。

见无回音，孙可望在1650年自称“秦王”，对外假称是永历帝敕封。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南波澜，马上就要平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