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在古人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候，笔者从北京沿高速公路驱车到达扬州。出于对伟大民族英雄的景仰，笔者并没有立刻去游览闻名遐迩的瘦西湖，而是直接去了位于扬州广储门外街的“史可法纪念馆”。
不出笔者的想象，史可法纪念馆门庭冷落。窄路曲折，一条污浊的古运河在门前悄然流过。这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明白索要门票二十元。江西吉安的文天祥纪念馆，也是如此。
进门后笔者径直向纪念馆后面梅花岭方向疾走。
出人意料的是，史可法祠堂并不在正对大门的梅花岭下。穿行过后，赫然出现一木阁，丝竹阵阵，音乐嘹亮，七八个油头粉面的中老年男女，身穿所谓的对襟软款“唐装”（实际上是满服），正翘兰花指走小碎步，高唱当地的扬州乱弹。
此情此景，让人诧异非常。史可法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冷落也罢，荒凉也罢，再怎样也不能使本应庄严肃穆的祠堂成为戏场啊！
史可法，堂堂一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人物，倘若阴间有灵，看见这些男女在他坟边大唱阮大铖的《嫦娥思凡》，九泉之下，岂无恨乎！
曾经八十万人血肉狼藉的扬州，曾经以血报国的史可法的庄穆祠堂，竟然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的悲壮肃穆。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清人张尔荩所撰之联，在轻软浓艳的丝竹声中，显得那样突兀和苍白……
衣冠发型比命重
江南人民的流血抗争
弘光小朝廷腐朽昏庸，人心思变，在清朝打击之下，被一扫而亡。对这样一个腐败朝廷，江南人民内心并不留恋。此外，由于南京人民先前未与清朝打过交道，清军处处以令箭宣示“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所以普通百姓都对清朝抱以厚望。
南京街道上，居民在清军入城时，纷纷高举“大清国皇帝万万岁”“顺民”等字牌，向清军表示归顺。而且，由于南明诸部军阀残兵的凶蛮，不少百姓还有“清兵如蟹，曷迟其来”的盼望之语。老百姓很现实，他们特别希望清军统治本地区之后，能减免田赋，大展新朝抚民的善举。
南明弘光朝廷灭亡后的中国，对清廷来讲，形势“一派大好”：张献忠远遁西南，李自成败死湖北，南方各地虽有残明势力分布，但权力分散，明朝的鲁王与唐王互相争斗，势同水火，清王朝一下子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由于降臣孙之獬的撺掇，清摄政王多尔衮下达“剃发令”。
剃发令一下，以水泼油，九州鼎沸，血如浪流。千万人命，丧于一纸文书。
清廷强迫剃发，并非入关后才施行。
满族为女真人的一个支系，为建州女真。早在宋代，金国人就剃发，并高压强迫占领区的汉人剃发。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当时的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所以在金人统治区，士兵常常窜入市肆，见居民发式稍不符合标准，立即牵出，当场斩首。
几百年过去了，满族人的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头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的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成千上万的汉民不愿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当时当地，有时候汉民被剃发后结果更惨。由于明清之间经常打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皮岛的毛文龙，当时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然后拿着首级向明廷邀赏。
皇太极继位后，在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他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地认为，女真如果汉化，肯定会速亡。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他对率先剃发的明朝兵部侍郎金之俊等人，还是表现出特别的信任。清军入据北京后，好长时间内，明朝旧官变成清朝官员，仍旧身穿明服，冠裳不改。
清军进入南京城，豫亲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加以斥骂：“剃头之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以，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
但是，当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南京已定，又有汉臣孙之獬紧劝，他即改变初衷，于六月十五日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以钱谦益为首的明朝朝臣多主动投降，劝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
虽然文人无骨，但此话水分也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主人的财产造过几次反外，江南大地一时还真没出现对清军像样的抵抗。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向清军降附。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扬州大屠杀在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心中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帝逃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亲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缴械。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在江南士绅民众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他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
他很想报新主提拔之恩，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在让全家女眷放大脚之后，就走了个“偏门”——主动剃发。
孙之獬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穿上一套四不像的满服，施施然上朝来，想博个满堂彩。
不料，当时汉人官员仍是明朝装束，见到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家伙，心中都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
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朝后立马写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要求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戳清帝（也就是当时摄政的多尔衮王爷）心窝：
“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国家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说了算。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激，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用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吸取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教训，“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是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
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了多尔衮的警惕之心，他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恶法逼人，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激起反抗的怒潮。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遥想前朝，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宗法儒学为生活准则的中国人，能把朝代更替看成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在衣冠发式上强迫施行改变，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强行改成剃发梳辫，这不仅仅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是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而且，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夷狄”形象死后都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说在文化、财产、等级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保卫精神特质和生活习俗方面，所有的汉人几乎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王家桢，也在笔记中愤愤不平地记述道：
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报应真快。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到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天道好还，这老贼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
孙之獬被五花大绑了十多天，被押期间，义军百姓在他头皮上戳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百姓们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然后把他肢解碎割至死。
“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
孙之獬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这样一来，剃发就成了绝对命令。
如此野蛮的“留发不留头”政策，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争怒潮波延而起，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义旗，人人思愤。清军王爷多铎大肆镇压，江南胜地，顿时血流成河。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人民纷纷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政，紧闭城门，拒不开门。
江阴剃发的过程非常具有戏剧性。本来，清军派一名二十多岁投降的前明进士方享为江阴县令。此人自以为是运筹帷幄的诸葛亮，穿一身明朝服装，只带二十多个家丁，前来江阴当“接收大员”。
剃发令下，江阴诸生百余人，率领民众约万人，到县衙请求免剃。方享不知死，犹拿架子端坐堂上，唤衙役下堂收取兵器。这时，他的老师无锡人苏某恰好来贺学生当官，见民众议论纷纷，便入堂大骂：“这些奴才，留发不留头，个个该砍！”
一句话激起众愤，百姓大噪：“打死这个降贼！”你一拳我一脚，立毙苏某，然后拆下门板焚尸。
方享犹大呼，被众人抓住，关入牢狱。清军攻城时，这个强迫百姓剃发的河南籍青年县令，被江阴人民活活打死。
一不做，二不休，民众忽然想起在同察院还有四个与方享同来的满洲打扮的军人，据说是清政府派到江阴监察剃发的，于是众人持刀，冲入同察院。这四个“满洲兵”，刚入江阴时满口满语，当庭食生肉，随地大小便，睡觉也是铺块席毡倒地而卧。众人杀入时，他们还发箭抵抗，但很快皆被生擒。
仔细搜查后，大家发现这四个人是冒牌货，他们外表假装凶蛮，可屋里面床帷灶釜，皆精致无比。枪捅脚踹之下，四个人立刻满口苏州话：“我们本是苏州人，爷爷们饶命！”
民众闻言更恨，几个肉贩上前，用刀碎剐了四人。
四人临死哭号：“方县令害我们，让我们假扮满兵吓唬人……”
阎应元被江阴人民推为城主后，想尽办法守城，歼毙清军无数，致使清将咬牙切齿发狠说：
“我们一路得北京，下南京，未尝费力。江阴拳大的地方，怎敢如此抵抗！”
清廷震怒，刘良佐、李成栋、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将石堪、博洛等人统二十万大军，把江阴城团团包围。
刘良佐骑马，环城高喊，让江阴人投降。阎应元凭城大骂：“我只是一个小小典史官，尚为国尽忠。汝为朝廷侯伯高官，不能以死报国，如今还有脸面来见江阴父老！”于是，阎应元大书一帜：“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
刘良佐惭甚。但是，为了向清廷主子交代，他“发明”了用三层厚牛皮做的攻城皮帐，让士兵躲在下面，进逼城墙。
牛皮坚韧，城上矢石投之，皆反跃弹起，不能射入。
阎应元派人取人粪和以桐油煎煮，在城头上煮开后立即泼下，牛皮帐顿时被烫穿，下面的清军非死即伤，损失数百人，攻城只能暂停下来。
相持数日，清军无法破城。
一日，清军见江阴城门洞开，以为有人献城接应，立即开始进攻。城中百姓在阎应元事先安排下，皆伪降。有清军将领占据官署，以为得计。
没高兴多久，江阴士民伏兵大发，有壮士挟双斧，舞动如飞，杀入官署，一斧砍下清将头颅，然后大呼杀出。伏兵四合，江阴人民又杀掉入城未及逃跑的数百清兵。
阎应元布疑兵于城外江岸之上，“大明忠义营”字样的灯笼此起彼伏，引诱清军来攻。清军发兵，却不见一人。疑惑之中，江阴城中有民兵缒城而下，主动劫营，趁乱杀死不少清军。
混乱之中，先前杀掉高杰降清的许定国竟然也被砍去脑袋。
阎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坚，目细而威，面赤臂长，活像关云长再世。每次巡城，他身后皆有一人手执大刀跟从，貌类周仓。清军中的满人都喜欢听《三国演义》，他们在城下望见，更是心怀敬畏，以为阎应元是关公转世。
延至八月二十一日，清军从南京运来二十四门巨炮，连轰连击，江阴城墙倒塌数处，清军趁机攻入，江阴失陷。
江阴义兵皆血战而死。城内男女老少，争相赴水、投火、自刎、上吊自杀。
清军连杀二日，直到找不到活人才封刀。
江阴一城，共有近二十万人被杀。
积尸如山，血流漂杵，难怪时人作诗叹息：“提起江阴城破日，石人也要泪千行。”（《江山孤忠录》）
阎应元知事不济，提笔蘸墨，在东城敌楼门上题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讫，他上马提刀，杀清兵数十人，最终身负重伤，摔于马下。
挣扎间，阎应元拔刀自刺己胸，跃投湖中，有义民上前援救。恰好，刘良佐手下兵卒忽至，大呼：“阎公乃刘将军老友，一定要活人！”于是，阎应元被押入佛寺，去见刘良佐。
刘良佐见阎应元至，跃起近前，手拍阎应元肩膀大哭，真不知他当时心中是何感受。(www.xing528.com)
阎应元怒斥：“哭为何来，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
未及刘良佐劝降，清朝豫亲王多铎突入佛寺，坐于堂上，点名要阎应元投降。
大英雄挺立不屈，背对多铎，骂不绝口。
刘良佐忽然变脸，为向满洲主子表忠心，他抢过一个士卒的长枪，直刺阎应元大腿，把英雄刺仆于地。
血如泉涌，阎应元依旧大骂不屈。
日暮时分，阎应元被押至栖霞阁，虽然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他仍旧高呼“速杀我”不绝。
多铎闻之恼怒，命刘良佐率人施酷刑处死了阎应元。
大明烈士，一魂冲天。`
昆山方面本来局势平静，剃发令下，人心大骇，民众争起，杀掉清军委任的地方官员，烧掉县衙，并把巡抚官署一把大火烧为平地。
清军将领李延龄受李成栋指派，以铁骑围城，先杀义民数千。而后，清军入城，开始屠城，大杀三天，方下令“封刀”：
是两日天气晴明，而风色惨淡，空中无一飞鸟，暮皆大雨，震雷轰烈……初八日，王师（清军）拘掠千艘，载虏获西去。约计城中男妇踰垣得出者，十无一二。巧掩得全者，百无一二。骤遇炎雨，尸皆变色……其死亡状，有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才磔种种之异，以至悬梁挂树，到处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呜呼惨矣！（吴伟业《鹿樵纪闻》）
再讲嘉定。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定进逼，在路上就开始奸淫杀烧。
嘉定居民在明朝进士黄淳耀等人的带领下，用大木、巨石填塞城门，誓死拒守。
八月中旬，李成栋猛攻嘉定城北的娄塘桥，杀死上万民众。八月二十四日夜，由于天降大雨，城上不能张灯，李成栋趁黑，派兵潜伏于城根下挖地道，在其中暗埋火药。
黎明时分，李成栋用大炮猛轰，引燃火药，“地裂天崩”，城墙倒塌，清军乘间蜂拥而上。由于清军军士在屋顶上奔驰，一时间通行无阻。最终，城内难民逃生不得，皆纷纷投河自杀，河水为之不流。
黄淳耀兄弟奋战力竭，最后相对自缢殉国。
由于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此前在伏击战中被杀死，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他下令部下屠城。“（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鹿樵纪闻》）
清军受命，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
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做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遇见年轻女人就肆意奸淫。如遇抵抗的妇女，他们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加蹂躏。
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四处劫掠财物。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兜头一刀，也不砍死。如果被砍人拿出金银，清兵（其实是前明军）就会欢跃而去；那些腰中金银不多的居民，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
由于李成栋是先前高杰的部下，而高杰军在扬州等地与当地居民结下私仇，所以，这些北方军人对江浙一带人民怀有私愤，乘机发泄、报复，这也是李成栋部犯下如此罪行的一种潜在的心理原因。
最后，这五千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竟抢夺了三百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
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
几天之后，一位叫朱瑛的义士把两千多逃跑至周边地区的民众聚集起来，重新回到嘉定，处死归降清军者和清军委派的官吏，在葛隆一带设伏消灭了李成栋部一支小分队。
气恼至极的李成栋忙率军回攻嘉定，并在路上把葛隆和外冈两个镇里的居民全部杀光。之前被民众赶走的清军委派的县令浦嶂为虎作伥，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
这个浦嶂不仅把昔日的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
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便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提枪赴阵而死。
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手下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屠杀了近两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经过如此残酷的“三屠”，江南大部分地区才剃发，自称大清顺民。
在血海肉山的杀戮淫威下，反抗的烈焰终于渐趋熄灭。李成栋因为这些“赫赫”功劳，被清廷提拔为江南巡抚。不久，清廷把他调往东南，派他去平灭南明的另一个皇帝隆武帝。
在嘉定一带杀人的是前明降将李成栋，而在江阴一带杀人的，是前明另外一个降将刘良佐。
这两个前明降将，在江南犯下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剃发令下，血流成河，江南人民以百万头颅的代价，终于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凶残面目。至此，他们对“大清”的幻想，告于终结。
当时在江南的一个外国传教士感慨：“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徼号为耻辱。先前为保头颅而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因为保其发服而奋起如虎。如当时江南诸王（指南明诸王）能一致奋起不生内讧，则满人能否统一中国，尚属疑问。”
强迫剃发之举，不仅仅戕杀了无数人命，其实，从清王朝本身来讲，也严重阻碍了它在中国的统一进程。
以李自成余部为例：自李自成在通山被杀，其属下数十万人，一时间群龙无首。马进忠、王允成、牛万才等人皆在岳州等地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归降；刘体纯、田见秀等人向清将佟养和归降，被安置于荆州；李锦、高一功等人向武昌清军投札，表示在湖南归顺；郝摇旗等人也写降表，皆有归降之意。而且，根据清朝档案，这些农民军头领的降表书札，一应俱全，绝非空穴来风，且当时他们绝非“诈降”。因为，农民军与明军二虎相斗，两败俱伤，当时的胜利者，唯有清军一方，向他们降附，是当然之举。但是，所有这些农民军军将，皆要求以“不剃头”为条件。
清廷“剃头诏”下，各地的府衙奉命死催，各部农民军残部纷纷而起，转投明臣何腾蛟和堵胤锡。为留发而复叛，几十万大军登时与清廷成为敌手。
日后，金声桓、李成栋、吴三桂反清复叛，也都是以“留头发、复衣冠”为号召，致使无数中华民众为恢复大明衣冠而群起响应。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与郑成功谈判。本来因父亲被羁押，郑成功已在福建安平会见清使，大有讲和示好之意，并欲接受清朝“海澄公”之封。但是，恰恰因为清使要郑成功先剃发，致使双方丧失回旋余地，谈判终告破裂（江日昇《台湾外记》）。
留发复衣罪当死
陈名夏案始末
顺治十一年，清朝的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因“南党案”被诛。而其被杀的最大原因，正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留了头发，恢复明朝衣冠，天下就太平了！”
不少浅薄学者以为陈名夏是心怀故国大明朝。非也，此人死心塌地地忠于清朝。正是由于清廷中各派汉臣相互倾轧，最终才使他被清朝主子以弓弦绞死。
陈名夏之死，当时有些汉人学者暗中深感同情，以为他“衣冠复明”的主张非常正确。也有人认为他是忠臣见忌被杀。
其实两者都不是，陈名夏被杀，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说错话，被清廷之中同为汉人的政敌大臣抓住把柄，急往清廷主子处告发。猜忌之下，他不死，也难。
陈名夏乃江苏溧阳人，在崇祯朝当过兵科都给事中。李自成入京后，他投降过，后来趁乱跑回南京。见阮大铖、马士英等人要追究“顺案”（即追究向李闯投降的明朝官员）的罪责，陈名夏复跑回北方，向清朝归顺。
由于站队及时，陈名夏一直受多尔衮重用，在清廷步步高升。顺治五年，他已经做到吏部尚书。顺治八年，为弘文院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堂堂当朝正一品。但到了顺治十一年，他就获罪被杀。
据实而言，投降清朝的汉人，特别是在北京被动归顺的汉官，除孙之獬、冯铨、李若琳这几个特别寡廉鲜耻的人以外，大多数人对满人特别跋扈的现象非常反感。
“首崇满洲”是清朝国策，这些汉官不敢明白直说，只是不停上谏，希望清廷决策层能够对满汉一视同仁。他们表示，只有这样做，清帝才能是中国共主的样子，才能长治久安。
清初的满洲贵族作为占领者的优越感极强，连他们的仆人都敢在街上任意拦住汉人高官的轿子大声笑骂，无礼争道，歧视汉人。而且，北京城内的上好地段，皆为满人所占，尽逐汉人于南城。当时，北京城内汉人身上出麻疹或患皮肤病，必死无疑：全家都被强迫安置于荒山野岭，任其冻饿而死。因为，满人最怕“出痘”（天花），一旦被怀疑有“痘”，全家倒霉，有时牵扯得四邻汉人性命不保。
作为江南汉人，陈名夏有着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态度不仅使得满人憎恶，连北方籍的汉人也对他心有怨气。顺治八年，汉官张煊弹劾他“结党营私”，推升南人陈之遴；奏劾他“谄事睿亲王（多尔衮）”。由于此事牵涉当时还在台上的满人吏部尚书谭泰，顺治帝帝位还未坐稳，就下令处死张煊，罪名是“心怀妒忌，诬蔑大臣”。
没过多久，清算多尔衮的运动兴起，谭泰是多尔衮的铁杆亲信，被多尔衮的政敌济尔哈朗告发，很快被抄家处死。济尔哈朗与皇太极是平辈，二人为堂兄弟。皇太极死后，他本来是与多尔衮同辅六岁的顺治帝，却很快被排挤出清廷政治中心。所以，多尔衮一死，他势必要进行报复。
谭泰被杀后，陈名夏“结党”之案重新由济尔哈朗审问。慑于高压，陈大学士只能哭诉自己“投诚”之功，实际上是承认了“罪名”。由于他在与多尔衮共事时还是“公心”居多，亲政的顺治帝没有深究，只是把他罚为闲散官而已。过了一年多，他被重新起用，复为秘书院大学士，并充任《太宗实录》总裁官，兼吏部尚书。再过一年多，由于宁完我等人的奏劾，陈名夏被罢官。
受小说、电视剧的影响，人们通常以为顺治帝是一个为美女董小宛殉情的多情帝君。真实的历史上，甭看这个人二十四岁就“崩”了，但确实是一个沉猜阴险之主。他心中痛恨多尔衮跋扈，对多尔衮时期实行的剃发易服等政策，又从心中大感赞同。因为，剃发易服这些作为，完全符合清朝统治权贵的利益。顺治帝十分警惕满人“沿袭汉俗”的苗头，生恐汉化会造成满人民族性的消解。
宁完我是汉人，年轻时是明朝东北地区的举子，很早就投靠了满人，在贝勒萨哈廉家为奴，曾为当时的后金政权效尽犬马之劳。由于嗜赌，他被皇太极一废十年。多尔衮时代，才重新起用他编译史书。由于会察言观色，他慢慢当上了国史院大学士。
宁完我得到多尔衮的重用，但他转向很快，所以多尔衮死后被清算，他也未受大的牵连。
清廷之中，宁完我这个早降的汉人，对陈名夏这个新降的汉人一直心怀妒忌。于是，他便与前明阉党冯铨等人联手，不停在顺治帝面前攻击陈名夏。
由于陈名夏选人荐官时多用“南人”，双方结下的仇怨步步加深。
冯铨对顺治帝讲：“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意思是说南人笔杆子厉害但品性不行，北方人质朴拙讷却品行端厚。此后，顺治帝对陈名夏的疑虑加重了。
凡事都有一个爆发点。“任珍议罪”就是陈名夏倒大霉的开端。
任珍乃明朝降将，为西安镇总兵，他因擅杀家人被革职。居家无聊，任珍大发怨言，被家仆告发。清廷刑部逮捕他后，审讯“为实”，判罪为斩首抄家。
案件最后复议时，陈名夏、陈之遴等人认为处死任珍没有实据，但又不敢直言他无罪，就主张“勒令自尽”，想给这个汉将留个全尸。
顺治帝大怒，怒斥陈名夏等人的疏议是敷衍欺蒙，削官罚俸，并派宁完我拟旨，痛斥陈名夏“纳交结党”。
千载良机要抓住。宁完我落井下石，立刻趁顺治盛怒之时，告发了如下事情：
一日，陈名夏与宁完我二人在朝中议事，言及当时南明永历政权在广西、四川、湖南等地攻势大盛、清军节节败退的时局，陈名夏说：“如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件事就可——一是留起头发，二是恢复明朝衣冠，天下就可太平！”
对陈名夏的这句话，宁完我添油加醋对顺治帝说：“陈名夏居心叵测，痛恨我大清剃发之举，鄙陋我大清衣冠，蛊惑人心，号召南党，私通东林，实是布局行私，藏祸倡乱！他之所以倡留发变服，实是变清为明，弱化我大清！”
为了加深顺治帝的恶感，宁完我列举了陈名夏种种“罪行”，包括陈氏父子在江南私占公产，横行不法，甚至敢“鞭打满洲”，让满人“破面流血”等。
最终，宁完我给陈名夏的案子定性：“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也就是说，他想“谋反”。
顺治帝自然不能饶过，立命三院、九卿会审。墙倒众人推，群臣共责严审。陈名夏此次嘴很严，对别的指斥概不承认，只承认自己讲过“留发复衣冠”——恰恰是这一条，正能要他性命。
经大臣会审推定，陈名夏论斩。顺治帝特旨开恩，改成绞刑。
痛恨陈名夏多年的满洲贵族与宁完我、冯铨等汉官齐集宣武门内的灵官庙，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卫士们用弓弦把陈名夏慢慢勒死。
陈名夏之子在父死之后，被遣送至东北苦寒之地。
从此以后，清廷再无人敢有“留头发、复衣冠”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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