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的南京，初夏夜里，夜色沉沉。夜空中，璀璨群星的光亮，皆被奉先殿周遭无数大红灯笼所发的强光所夺。
殿内，软榻上斜倚着一位肥胖的男人。距他不远处，坐着个一脸大胡子的老头儿。巨胖男人是南明的弘光帝；长髯老头儿，乃大名鼎鼎的无良文人阮大铖。二人聚精会神，正十二分沉迷地欣赏着阮大诗人亲自编写的戏剧《嫦娥思凡》。
地毯上，扮演嫦娥的是位十二岁的女伶，她飞袖宛转，正与一个年纪相当扮演玉兔的男童轻舞曼歌。少男少女，四肢交摩，惟妙惟肖地表演《偷情》一折戏。
肥胖的弘光帝目光迷离，不停举杯入口。随着美酒杯杯落肚，他的呼吸越来越重。忽然之间，这位刚才还是“戏剧审美大家”的皇帝忽然站起，顿时从一名欣赏者变成了强奸犯。他三下五除二撕去正在随乐声甩袖舞唱的那对年幼男女身上的纱衣，全然不顾周遭十几位乐工和大臣阮大铖在场，开始当众蹂躏两个孩子。诸乐工深深垂头，默惧如僵尸。
大胡子阮大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嘴角抽搐了一下：“可惜了，两个优伶辛苦培养了近两年，一下子就完了。”不过，“兵部尚书”的一顶官帽能把一切皆抵销掉。
“我醉欲眠，爱卿且去。”泄欲后的弘光帝长吁了一口气。他深饮一巨觥，向阮大铖挥了挥手……
惨淡月光下，殿门两端的长幅木刻柱联依稀可辨：万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几次月当头。字体遒劲有力，苍然中透出一股秀媚，那是弘光帝大学士王铎的手迹。
雄鸡一唱天下白？
崇祯帝死后的时局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奇怪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总共有三个帝王的年号存在：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
这一年的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朝，轰然落下了它沉重的帷幕。但是，北京政权的落幕，还没有完全终结这个王朝的历史。
对于攻入北京的“新天子”李自成而言，历史曾经向他展示出无比灿烂的笑脸：首先，人心可用。在北京的数千大明官员中，自尽殉节的不到三十人，衣冠士人，叛降如云。其次，几乎整个中原地区，全部落入大顺农民军之手。不仅明朝山海关总兵高第已经接受招降，除了辽东尚为满人所占之外，淮河、秦岭以北的前明军队，绝大部分放械归降。
改朝换代，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独眼龙李自成，仅仅差半步，就会成为新的刘邦或新的朱元璋。历史的事实证明，由于他个人素质方面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欠，丧失了由千百万偶然性的砖石堆砌的大好机会。
李自成及其手下，没有任何远大的、正确的政治眼光。在明朝的象征人物崇祯帝死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日益临近。山海关外，满洲铁骑已经跃然成为汉族政权最大的敌人。明朝的亡国，恰恰是败在两面作战的消耗当中。新兴的大顺政权如果能迅速收拾人心，挥转矛头，以新王朝乍起之锐，凭借雄关坚墙，完全可以把清军抵挡在长城以外。运气加上决心，李自成很有可能重新上演大唐王朝李世民最终击灭突厥那样的历史大剧。
短视的大顺政权，自上而下，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关外那个从未正面交过手的异族政权的危险性。在北京城内，大顺旗帜飘扬，可惜他们并无任何有利于当地人民士绅的减免赋税以及用人唯才的举动，而是大肆“追赃”，毒掠士民，以助军饷。
巨大的失望弥漫在北京和各地渴望新朝新气象的人们心中。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顺政权丝毫不懂得“统一战线”，把一个又一个士绅和读书人推入敌人的怀抱。
最让人慨叹的，是李自成等人在军事上的彻底无能。近在几百里以外的清军部队，大顺军好像从未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当时，大顺军最主要的力量，除了北京地区的十余万人以外，非常多的部队都分散在西北、河南、荆襄、山西、山东等地。最重要的京东地区，竟然没有一支雄师拱卫。李自成在西北不少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嫡系人马守卫，对于关乎中原王朝命运的山海关，却表现出十足的淡漠。明朝的山海关总兵高第投降后，他仅仅派出另一个明朝降将唐通率领不到一万人马前去接管防务，同时下令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的吴三桂入京“觐见”。
即使吴三桂不降清，乖乖入京成为玉食囚徒，唐通也远非镇守山海关之才。
清朝在李自成心目中，可能只是一个多次来信约攻明朝分肥的化外蛮邦。大顺政权对他们的状况完全不了解。
历史的发展，终于在关键时刻发生了陡然的转折。
白皙通侯最少年
关键人物吴三桂
一般的史书，包括根据“史实”改编的文学作品，都言之凿凿地描述：北京崇祯帝上吊后，吴三桂已经完全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亲自率兵马往北京方向进发，欲“觐见新主”。中途，他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走，又闻其父吴襄被拷掠，登时冲冠一怒为红颜，带兵掉头扑转山海关，首先击败老同事唐通，然后联合另一个老同事高第，举兵宣布反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在崇祯帝死后的几年间，社会上从未有过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传闻，倒是曾经反清的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幸存录》中言之凿凿地为他辩护过：“（吴）三桂年少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李自成）所以诱其甚至，（吴）三桂终不从。”
而且，崇祯帝死后一直住在北京的士大夫，皆未听过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说。比如著《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的钱邦芑，也讲过吴三桂之父写信招降其子被拒绝的情况：“贼（农民军）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入拜谢父，咬破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夏允彝、钱邦芑二人，皆是生活在北京被攻陷之时的大明朝。如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他们自然会大加渲染。
最详细记载吴三桂对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是钱轵的《甲申传信录》，但此书成书于顺治十年，原文如下：
三月，（明廷）廷议撤宁远镇，并调吴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祯）手敕谕之。（吴）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闯（贼）入，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闯（贼）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吴）襄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众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吴三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
即使在这部书中，作者也没指明吴三桂是接到父亲书信后前往北京投降，只讲他“统众入关”，往北京方向行动，更没有言及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情。
顺治十二年，历史大家谈迁入京修《国榷》，也没有采纳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反而这样写吴三桂：吴三桂上书其父，“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三桂与父诀，请自今日”！义正词严，很有郑成功斥其父郑芝龙之风。
再后，加入降官行列的吴伟业作《圆圆曲》，诋嘲吴三桂为女人而“冲冠一怒”，也没说他带兵去向李自成投降。有人可能说，诗中纪事，自然不可能完全按照实际去写。但是，吴伟业的笔记《绥寇纪略》，依旧没有记录吴三桂有降闯之事。
所以，当时和后来严谨的史家，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吴三桂降闯之说。
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所载的只言片语说吴三桂降闯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枝叶可寻，只可当作“小说家言”。
乾隆时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钦定的史学著作，只讲了吴三桂对李自成“欲降”，突出他因爱妾陈圆圆被劫所生的愤恨，并不讲他投降过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扬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的，是爆发“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时期。当时，为了暴露吴三桂的“大奸大恶”以显示其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在诏旨中大骂吴三桂“委身从贼”，目的完全是政治宣传。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道德小人。
其实，只要看过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小皇帝所上的报告，就可以明显看出吴三桂根本没向李自成投降过：“（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三藩之乱”被平灭后，众恶归焉，加之吴三桂人品确实很差，众口一词，《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笔记小说纷纷渲染吴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后为爱妾降而复叛的事情。渐渐地，传闻、小说，就变成了信史。成王败寇，日复一日。吴三桂成为完全定型的、胎里坏的典型样板。
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吴三桂接到崇祯帝诏令后，并无故意迁延，而是立刻奉诏勤王。他之所以行动迟缓，是因为要把关外人民拖家带口一同迁入关内，这种仁义之举，倒真正拖慢了吴三桂一军的步伐。
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吴三桂应该已进入山海关地区，而非像许多书中所讲他还在宁远城磨蹭。而且，仅仅休整了四天左右，吴三桂就率整军抵达永平，然后向西前往玉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途中并没遇见吴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里，吴三桂在获悉明朝崇祯帝已亡的消息后，徘徊逡巡，做出了他人生中也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从感情上讲，从民族情绪上讲，吴三桂投靠同为汉人的李自成，又能“父子封侯”，自然是上佳选择。确实，明廷对吴家不薄，其父吴襄、其舅父祖大寿以及他本人，皆为明朝总兵官。从吴三桂本人来讲，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为明王朝浴血奋战。先前杏山大败，即使他提兵先逃，崇祯帝也未加以治罪，反而升他为提督。作为回报，皇太极病死后，吴三桂多次上疏，希望明朝趁清廷新旧交迭之际发动进攻。纵使日后清军重兵攻宁远，兵寡力弱的吴三桂仍旧为明朝誓死拼守，无任何怯战之心。
但是，一俟明朝社稷无主，面对改朝换代的现实，吴三桂冷静下来思考，确实一时难以定断。向与自己所辖辽东军没有血仇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投诚，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何况亲生父亲以及重要家属皆被扣于北京做人质。此外，他的昔日同事，文臣不说，武将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黎玉田、高第等人，无不向李皇帝修表归诚，这自然也会影响吴三桂的选择。投靠大顺新主，谋取高官厚禄，应该是吴三桂当时的不二之选。
不仅时人这样想，吴三桂本人这样想，李自成等人也这样想，而且大家皆是想当然：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先前一直与清军在辽东血战多年，不久前还在宁远城重创济尔哈朗部清军，他怎么可能出关投向清军怀抱呢？
一切的一切，皆是李自成一方以及北京明朝降官的想当然而已。对于吴三桂来说，曾经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可能的投靠路径之一。
早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之后，明朝辽东军将的中高级军官不少人被俘变节降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曾经一手提拔吴三桂的恩师洪承畴和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而后，皇太极亲笔写信招降吴三桂的同时，还让洪、祖二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明朝降将写信劝说吴三桂投降。但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倒是猜忌刚愎的崇祯帝对他放心不下，假装调吴三桂之父吴襄入京为官，实际上是把吴三桂一家人弄入北京城做人质。
北京陷落后，吴襄等吴三桂的家人自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吴三桂徘徊于玉田附近，一直没闲着，不断派人打探北京城中的情况。李自成政权的违背常理，以及刘宗敏夺掠其妾的肆无忌惮，使得吴三桂头皮发奓：纵使自己前往北京归顺李自成，也有可能是一去无回！趁着手中仍有一支生力军，不如拼死一搏，向清朝“借兵复仇”，或可死中求生！
山海关
就这样，吴三桂来了个突然回击，打跑了替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明朝原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而后，“借兵复仇”变为“藩王相报”，吴三桂终成清廷鹰犬。
山海关一失，整个局面，全然大变。
李自成在山海关“亲征”大败后，只可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他率残兵撤回后，迅速放弃了北京，携带大批金宝窜回陕西。吴三桂带路，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马不停蹄地蹑尾而进，不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
五月初二，坊间哄传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大败贼军，并夺回崇祯太子。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天下。
不料想，烟尘过后，马蹄声静，映入北京士民眼帘的，不是明朝太子，而是风尘仆仆，身骑高头大马、脑后拖着大辫子的多尔衮清兵。瞠目结舌之余，迎接人群中的前明官员脑子快，将错就错，把清朝王爷多尔衮迎入武英殿。
无论如何，北京城内，又有了一位“新主”。
甫进京城，多尔衮很会随机应变。他以“为明报仇”为名，为崇祯帝发丧，并把前明大臣陈名夏、冯铨等人招致幕下效力，大肆笼络汉族士人，表示要把被农民军侵夺的土地“归还原主”。不久，多尔衮宣布北京士民要在为崇祯帝戴孝三日后剃发，引起极大反感。在京汉官纷纷上疏，竭力反对。深知自己立足未稳，多尔衮暂时收敛怒气，一个多月后下令“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让各级汉官尽快办公视事，为清朝新政权服务。
但是，多尔衮暂时的收敛为日后的“留发不留头”埋下了伏笔。剃发这种民族歧视之举，后来更掀起了血雨腥风。
李自成撤退后，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乡绅士兵纷纷起事，誓要灭“流贼”，复明朝。短时间内，数十个州县并举，抬出一个明朝远支“济王”做号召（其实那个宗室不过是个“奉国中尉”，九竿子才能打着的朱明远宗）。不久，先前降附李自成的大同总兵姜瓖，忽然宣布归降清朝，在保德州的唐通也向清廷上表投附。
“大顺”的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用来形容李自成，再恰当不过。
可向江南争半壁
南明政权的有利条件
崇祯帝虽然死了，但淮河以南基本上所有的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明成祖之后），所以，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当然，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
多尔衮进北京之初打出“为明朝报仇”的旗号，接踵而来的却是剃发、圈地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很快导致大批前明士大夫纷纷南奔，寻找“大明”的精神家园。
本来，改朝换代，国家易主，对于数千年来王朝更迭不休的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用“天命”来加以解释的过程。可是，留着辫子，身着异服的辽东满人拍马而来，处处血光，不能不让中原汉人顿发“亡天下”的哀叹。
为崇祯戴孝的制令发布没几天，多尔衮狰狞毕现，立刻限令北京北城内的所有居民把房屋腾空，交予八旗兵士使用。京城周围，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强逼农民为奴，实施残酷至极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敲骨吸髓，激起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在这种大形势下，清朝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追击李自成大顺军，这就为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新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空间方面自不必讲，清军主要在北中国与大顺军展开殊死搏斗。从时间上讲，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开始，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根本无法顾及江南的态势，他们把主要精力皆投于消灭李自成残军方面。当时，大顺军余部在山东、河北等地仍旧保有数十万大军，清军东扑西搏，忙个不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可以抽调出来去跨越淮河收取江南。
南京的明朝官员效率也不算低，仅仅十几天工夫，就以最快速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新的南明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
明末以来，北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的将近一半，可谓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人，远远超过清军的数目。在这些军队中，力量最大的当属驻守武汉的左良玉部，有八十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这几支军队，皆是能拉出一战的部队。除此以外，郑芝龙家族在东南沿海的军队，还是一支能打水仗的海军力量，势力也不容小觑。而远在云南的沐氏家族，一直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其手下又多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士兵。数量可观的军队和广阔的地区，为明王朝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回旋空间。
南京，从地理位置上讲，自古形胜之地，虎踞龙盘，又有长江之险，文物繁多，田野富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况且，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定鼎天下，使得南京本身就成为一处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城市。它不仅北有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均有天险做凭恃。特别是南通往下，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让人顿起插翅难渡之感。再往北推，淮河本身可作为一道天然防线。如果南明政权真有远见，凭临淮河，步步北推，即可以慢慢收复失地。如此，自可扫清河朔。
从人才方面讲，南京本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南一带是东林、复社等士大夫集团的传统老巢，人才荟萃。加上从北方不断拥入的士人，以及驻扎于江南各地等待观望的武将，乃文乃武，比起北宋灭亡之后的南宋政权，南明政权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比赵构君臣初创南宋时拥有更多的复明条件。
依据常理推断，南明新朝廷再怎么不行，也能与清朝划江而治。南明保存江南半壁江山，应该不成问题。
恰当时机中不恰当的人
弘光帝即位
北京陷落于李自成之手后，南京的官员们忧急万分，非常想知道崇祯帝及其三子的下落。
本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率兵渡江“勤王”，但有消息说崇祯帝已经乘舟入海南下，大家只能按兵不动。不久，忧喜参半的南京官员终于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情报——崇祯帝已经自缢殉国。如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拥立一个新君，以此作为恢复大明朝的政治象征。
在南京，最有实权的当属手中握兵权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其次是南京守备太监，再次是提督南京军务的勋臣。以史可法为主，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明臣展开了立新帝的大讨论。
崇祯帝已经“龙驭宾天”，他的三个儿子仍旧下落不明。当务之急，是要保证皇位继承有人，否则天下群龙无首，就谈不上重整旧河山。
立君这个大问题，有些当代的畅销书作家认为：“大臣们要从皇帝宗亲中选出最聪明的人当皇帝。”
完全不是！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如果谁最聪明谁就有资格当皇帝，封建宗法早就乱了套。对于南明大臣们来讲，拥立新君，最要紧的是依据血统，谁与崇祯帝血统最近，谁就最有资格当皇帝。
依据血统，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从明神宗一系来讲，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与崇祯帝同辈（其父老福王已在河南被李自成农民军吃掉）。虽然惠王和桂王当时仍旧活着，二人都是明神宗之子，但他们远在广西，辈分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名正言顺。至于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福王朱由崧虽然最有资格当上新皇帝，但他几乎当不成。为什么呢？
不为别的，源于明末愈演愈烈的党争。本来，天启帝时东林党与阉党争斗甚烈，崇祯帝继位后大力打击阉党，已经使党争基本消失。恰恰是福王朱由崧的继位，引发了南明新一轮党争，朝臣们斗来打去窝里反，直至南明灭亡。
说到晚明党争，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乃明神宗宠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为帝，冷落长子朱常洛。一念之动，引发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抨击，各方焦头烂额之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了补偿，他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河南，以天下膏血供养这个痴肥儿子。
在因立储而兴起的党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贬回原籍无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派兴帮，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时称“东林党”。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老乡关系结党），与东林党在朝中朝外互相攻击，而后魏忠贤一派“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相对而言，自然是东林党多君子，阉党多小人。但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根本不考虑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嘴里整日谈讲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均与老福王朱常洵及其母郑贵妃有关系，所以，聚结于南京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自然对小福王朱由崧极其敏感。正因当年东林党人据理力争，老福王才最终没能登上皇储之位。东林党人神经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旧账，打击报复，东林党人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从私利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
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党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宠儿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十岁那年（万历四十五年），朱由崧便被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的王妃邹氏自己没儿子，朱由崧便得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爷儿俩不仅长相相似（都是巨胖身材），而且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也是一模一样。这父子俩在洛阳王宫内，花天酒地，渔色无度。如果没有李自成造反，估计这一对活宝父子会安然度过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被烹杀，朱由崧腿快，趁乱跑掉，捡得一命。
崇祯帝对朱由崧这位堂兄很照顾，不但遣人好生安顿，而且不久后就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好景不长，洛阳很快又被农民军攻下，朱由崧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时，与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怜，结伴一起逃至淮安。这一次，朱由崧再无堂弟皇帝的亲切关怀，因为崇祯帝本人已经在北京自缢而死。
策立新君，有两个人举足轻重，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
一开始，不仅史可法主张立有贤名的潞王，马士英也十分赞同。这是因为，虽然从伦序上讲福王最为合适，但他的名声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由此，东林一系以此为借口，使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缄默而退。特别是史可法，在他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先是表示完全同意，风向变后，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白纸黑字当成要挟史可法的证据。
从东林党来讲，他们推开伦序想立潞王，其实完全出于私心，正如钱谦益所讲的那样：“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侄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老福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指朱由崧），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为俎上肉。”害怕福王为帝后念其父旧恶对东林党“反攻倒算”，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后决定，既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拥立潞王朱常汸，走第三条路线，准备往广西迎接明神宗之子桂王。
这一来，潞王派和福王派都傻了眼，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南京的礼部准备好皇帝法驾去广西，想接桂王来南京继位。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出场，终于使帝位归于福王朱由崧。这位卢太监，当时是“守备凤阳太监”，与马士英是同事，他之所以倾向于立福王，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在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并深得后者喜爱。一个太监，兵荒马乱中本不能成事，关键在于，卢太监背着马士英，暗中与江南的几位手握重兵的军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皆为总兵官）联系，这几个人为贪“定策”“拥立”之功，纷纷同意，表示要立福王。
依理，这三个武官，只是总兵而已，皆受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可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恐怕武将趁机作乱，不敢再坚持他与史可法先前的定议，就墙头草般即刻转向，表态拥立福王。
不少史籍都讲马士英骗史可法立桂王，然后暗中向福王买好，并非实情。他拥立福王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从立场上讲，他最初倾向于东林一系。
马士英转向立福王，其老友阮大铖也出了大力。
阮大铖受东林党排挤多年，怨毒满胸，常言“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所以，他提出要拥立与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并对马士英表示：“向年福王（指老福王朱常洵）未出藩时，为东林人所排挤催逼，受‘妖书’‘梃击’二案种种诬陷，致使（郑）贵妃、福王深受荼毒，今世子（指小福王朱由崧）在淮安，若迎正大位，以报旧仇，则东林可杀也！”此番记述，来自笔记《石匮书后集》，有可信之处，说明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挟怨报复，可书中讲马士英似乎也深恨东林党，实不尽然。
当时的马士英，与东林系士人还没有大的过节。而且，事情也不像许多笔记以及后来以讹传讹的那样，马士英阴险，认定福王好色昏庸容易控制等。要知道，好色昏庸之君，并不一定好控制。
正是由于马士英手下几位武将的转舵，才使得这位冰雪聪明的文臣转向，由原先拥桂王继位，改拥他原本并不看好的福王。老马身为凤阳总督，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个总兵本来是他手下的将领。承平之时，几个武将万不能有如此重要作用。但混乱年代，凡事都本末倒置。
在此，一定要讲一讲明朝的监军制度。
说起监军，特别是明朝的监军，受电视剧的歪曲、夸张影响，大家首先会想到太监监军。其实，明朝文臣监军系统非常发达，与太监监军彼此制约。也就是说，在明朝，并非公公们在军队独大。明朝文臣监军有四级——总督、巡抚、巡按以及兵备道。
从景泰年间开始，侍郎以上文臣出任总督、巡抚时，都会带一个“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的衔位，这样，更能张大其事，显示威权。挂上“纪检”名义进入都察院体系，文臣在军，自然可以尽彰“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事权。最初，总督等文臣还非“文帅”，很少直接指挥战役，他们主要是协调、监督和考核将领们的业绩，弹劾失职行为。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武将，他们才真正负责各级的军事行动。由于监军文臣系统又有总督、巡抚、巡按等相互牵制，宦官监军另成一系，所以明朝军队系统由一庞大的监军网所笼盖，谁想独揽大权都很难。从前大太监魏忠贤只手遮天，却因为明朝这种军队监军体系，也没能轻易掌控军权。
特别是自明仁宗开始，“以文制武”逐渐成为常式，加上内阁制度的形成，武将地位日益低下。这一点，也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太平年间，君王当然要防备手握重兵的武夫，而士大夫阶级深受儒教陶冶，一般不会弄出兴兵犯上的事情。特别是嘉靖皇帝以后，卫所制度解体，兵源主要来自“募兵制”，为管治职业雇佣军人，控制武将，不使兵士成为其“私兵”，明廷只能加强文臣等监军的力度。
明朝前期，各地总兵还能与总督、巡抚分庭抗礼。成化朝以后，总督称“军门”，到达地方后，巡抚、总兵等大小官员均要谒见，总兵官有事禀告，要“甲胄行跪”，即使是各地勋臣，对总督也要“旁门庭参”。张居正当国时，大将如戚继光、李成梁，均向这位文臣自称“门下”“沐恩”“小的”，一口一个“万叩头”“跪禀”，十足凸显出文臣的威风。
所以说，有明一代，“以文制武”的策略行使效果最佳，基本上没有武将造反的可能。依据这种文官监军的制度，总督等监军文臣不仅可以对总兵等各级武将黜陟进退，甚至对所辖的地方军政大员，均有监督考核权。所以，按常理，马士英这位凤阳总督手下的几位总兵，应该只是指哪儿打哪儿的武夫而已。
但是，势异时移，崇祯帝已死，大明朝已亡。兵荒马乱中，有时候就会出现顺序颠倒的情况。内有绰号“胎里红”（应该是“胎里黑”）的宦官卢九德出手，外有手握兵权的军头响应，马士英左思右忖，从本人利益出发，一改初衷，他没与史可法协商，立刻以凤阳总督和三总兵的名义，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递表，表示拥立福王朱由崧。
韩太监倒很“民主”，邀请南京诸臣集聚自己家中，把马士英等人的“公开信”给大家看。愕愕之际，众人只得唯唯。乱世之中，手中无兵，文臣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仅文臣如此，山东总兵刘泽清本来与东林系一起支持潞王继位，听说三镇总兵拥立福王，立刻转向，表示全力支持福王。
东林魁首钱谦益听说此事，瞬间脑子转了十万圈，很快也表示赞同。
这样一来，最尴尬的当属史可法了。
假使当初史可法当断就断，以王朝伦序作为最佳选择，拥推福王当皇帝，马士英就无从居功，高杰等四军镇也无法因“定策”之功而跋扈。正因东林党钱谦益等人万般游说，致使史可法一误再误，失去了独当一面首推福王即位的历史机遇。
有人会问，福王乃酒色昏庸之徒，史可法直接推他当皇帝，合适吗？当然合适！崇祯帝倒是清廉之君，乾纲独断，刚愎自用，结果又如何！南明举步维艰之下，其实推拥福王这位庸懦之君，反而能最大限度发挥正人在朝的效力。
假使史可法有第一位的拥立之功，福王继位后，自然会把国事皆交予他及东林系诸位在朝正直之臣。至于福王本人花天酒地，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帝王私人品德方面的事情，纯属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众人认定是“贤王”的潞王，其实就是个古玩爱好者，他平时保养着长六七寸的大指甲，竹简护之，行步顾影，娘娘腔一个，谈不上雄才大略，只是给人印象较谦恭而已。
舍福王立潞王之议，正如扬州进士郑元勋所讲：“祸乱由此而始矣！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侄？况且，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郑芝龙等人各有所意，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有谁能禁之？倘立潞王，置福王于何地？杀之？幽之？如此，天下骚动，干戈相向，万万不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既然手中有史可法亲笔所书福王“七不可立”的证据，又有高杰等武将做后盾，马士英和太监卢九德等人大张其事，与众将集体在凤阳皇陵搞“宣誓”，拥立福王，并即刻率兵迎接朱由崧向浦口进发。
为了震慑史可法等人，马士英还四处张发文告，表示说：“听闻江南有人尚持异议，谨率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一下子让史可法下不来台，把他推到了乱臣贼子的边缘。
懊恼之余，一肚子苦水的史可法只能承认现实，顺水推舟，在浦口上船，跟随福王一起去南京。
福王开始时还假意谦虚，表示“宗社事重，我不敢当”，但是，“群臣固请”，福王也就顺坡下驴，坐上皇位。
退朝之后，姜曰广、高弘图质问史可法为何改变主意，史可法忧虑满腹，摇头叹气而已，不敢明说自己曾向马士英写信诉说福王“七不可立”的事情。
诸臣之中，给事中李沾之很能表演，当众大叫：“今日不立福王，我要撞死在此！”勋臣刘孔昭（刘伯温后代）不甘示弱，假装四处找剑，故作自杀杀人状，大喊：“大家一起死！”乱哄哄好不热闹。旁观诸人心内明白，相顾微笑，都知道这二人是在演戏，目的是博取定策拥立之功。
由于崇祯太子下落不明，福王朱由崧暂称“监国”。但仅仅过了十二天，他就正式即位为帝，改元“弘光”。
马士英拥策立之功，便成为文臣第一，史可法倒变为第二。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凤阳总督；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原南京礼部尚书王铎与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史可法知道自己被马士英所卖，不可能受到新帝信任，只得自请出朝，督师江北。由此一来，马士英在朝变为“首辅”，史可法的加衔，一直只是虚衔而已。朝内大权渐渐为马士英所拢。南京东林党人以及士大夫虽然大喊“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但都是空嚷嚷而已，于实事无补。
东林党人的私心游说，造成了史可法对立储问题的犹豫；柔懦不决，又造成了马士英等人拥立弘光帝的既成事实。
弘光帝既立，一方面信任马士英，另一方面依赖推举自己的四位武将，终于造成日后尾大不掉的局面，致使武人跋扈，不听节制，最后把弘光朝廷送上不归之路。
痴如刘禅，淫如炀帝，如此弘光帝，加上文有马士英、阮大铖，武有左良玉、刘泽清等人，难怪南京小朝廷那么短命。正是这样一个朝廷，面对北中国沸如汤火、清廷自顾不暇的大好局面，坐失良机，且很快大祸临头。
最无远见的政略
南明“借虏灭寇”的国策
弘光帝继位后，立刻宣布要为崇祯帝“复仇”，把矛头直指农民军。这一帮朝臣，无论贤愚，都似乎忘记了现在与南明争天下的不是“贼”，而是“虏”——清朝政权。
弘光政权之始，有史可法、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正人君子在朝，他们首先裁撤南北镇抚司，清除特务组织，看上去很有新气象。
在设立四镇的同时，大为可笑的是，弘光朝廷还天真地封早已剃发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人家已是清朝“平西王”）。在最关键的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皆一心奉行“借虏灭寇”（“款清灭寇”或“酬虏灭贼”）的政策。
此举，谬莫大焉。
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对于明王朝来讲，除农民军以外，清军是最凶恶的敌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后金就打算与中原各路农民军瓜分大明朝，严禁士兵与农民军“交恶”，很想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多尔衮掌权后，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他立即派使者携亲笔信向“闯王”示好，表示要“并取中原”。只是李自成当时太过张狂，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后来，在汉人范文程等人的怂恿下，多尔衮终下决心，要趁乱入主中原，与大顺政权一决高下。可巧的是，天上掉下来个吴三桂，这位爷把山海关拱手献与清廷，联兵共击李自成，终于使多尔衮来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做梦才能到达的北京皇廷。
当然，以马士英为谋主的弘光朝廷，最早提出“借虏灭寇”，不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确实是由当时信息不灵所致。他们认定吴三桂一心为明朝社稷，尤其是他率军大败李自成，在南明诸臣眼中，简直就是“不贰功臣”。至于吴三桂已经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的事，弘光君臣完全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提出，借助吴三桂之力，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并天真地认为此举可以使清军与农民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同时，江北诸镇明军可以与左良玉等军队四下出击，最终能进往山西，追堵农民军的东下之师。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再与清军讨价还价，最终的目的，是送钱送物把清军“请”出关外。
不仅仅马士英这样想，史可法、刘宗周这些正人君子也是如此想，他们皆认为“雪先帝仇耻”（为崇祯帝报仇）最重要，所以“款虏不为无名”，借虏灭贼，誓要把农民军消灭干净。可见，南明诸臣，没有一个人能清楚认识到当时最大的敌人不是“贼”，而是“虏”。
清军占领北京地区后，日子一直不太平。北直隶地区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道路阻塞，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而在山东一省，清军只有数千残兵散勇，正规军主力去追击大顺军了，当地的清朝官员心急火燎，唯恐南明政权会乘虚而入。河南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盗贼四起，清军很难有效管制。
在这种形势下，南明君臣没有任何进取的动作，只有偏安坐等之心，丧失了趁乱收取山东、河南的大好机会。当然，南明内外几个中下级军官，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章正宸，都曾上疏，指出秋高马壮之后，清军肯定会控弦南指，饮马长淮。他们都认为，清廷表面上声称为明朝报仇，实则“蓄谋难测”，提醒朝廷不可盲目仿效唐朝利用回纥军队平定叛军的故事来麻痹自己，并语重心长言及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元灭金的历史教训。可惜的是，南京朝中，无人听信。
弘光政权的文臣们抱定“借虏灭贼”之心，武将们内心更怯，他们连农民军都打不过，又怎敢与打败农民军的清军交手！
南明朝廷逡巡犹疑之下，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一块一块沦入清军之手。
事实上，清军初取北京，已经是意料之外的大喜，大多数贵族皆主张在北直隶等地大肆屠戮一番后，饱掠而归关外老巢。雄才大略如多尔衮，一直坚持皇太极以北京为都城的进取政策，但他当时最大的野心只是立足于北中国，与南明讲和，划江而治。但是，清廷内部的汉人走狗和在北京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上言，请求清廷一统天下，竭力张扬江南经济漕运对清朝立国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南方省籍的降臣，大讲特讲江南的民风脆弱，不堪一击。所有这些“劝告”，最终使多尔衮下定了统一中国的决心。
当然，此时清廷属下汉人文臣奴才众多，远非努尔哈赤时代动辄喊打喊杀的小边酋味道。他们开始喜欢“礼尚往来”。先以多尔衮名义，给史可法发去一封书信，大讲清朝为明朝“报仇”的“功劳”后，指斥南明诸臣拥立弘光帝是自取灭亡，恫吓之意，非常明显。
由于这份由汉臣起草的恫吓书文采太好，笔者不得不摘录全文（此文大概是降清的上海籍东林党人李雯写原稿，范文程亲自润色。括弧内文字系笔者所加，下同）：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
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指史可法堂弟史可程）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权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
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犯。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指南明诸臣拥立弘光帝）
国家（清廷自指）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你们南明）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
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我们大清）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你们）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
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
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尽意。
史可法接到书信后，不敢怠慢，亲自回信，措辞润色再三（可见《史可法集》中的墨书原稿），想方设法说服多尔衮能像从前历史上契丹、回纥民族那样帮助中原王朝平定贼寇，表明最终明朝会以大量金银作为回报酬谢。同时，史可法还申辩江南士民拥立福王为帝，是因为“天意”“民心”所归，法统理应继位。
但纵观全书，史可法卑辞下意，不仅完全把大明昔日的藩属当成平等之邦来对待，且无任何中原王朝峻烈激昂的精神来驳斥多尔衮信中的恐吓和威胁。而且，史可法在信中列出了弘光帝继位时的种种“祥瑞”，更是迂腐可笑：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南中向接好音，法（史可法自称）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贼（李自成）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为贵国一详陈之。
我大行皇帝（指崇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指崇祯帝自杀）。法待罪南枢，救援莫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来，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襄助恸，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弘光帝），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楠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
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谨于八月，鐥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者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猝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皆以正统予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风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戮，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
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武，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兵民，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
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
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至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
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
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兔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
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昭鉴之。
总而言之，面对清廷咄咄逼人的威吓，南明诸臣，依旧不放弃“借虏灭寇”的天真幻想，他们对眼前事实根本没有清醒的认识。更为可笑的是，降清鹰犬吴三桂，仍被史可法称为“我大将军吴三桂”。当时，人家已是清朝的“平西王”！而且，清朝王爷手下的汉人走狗，时时为主子出谋划策，他们的智商和谋划，皆高于他们南明的同胞们。
清朝建立后，销毁了无数对他们“形象”不利的史料，但多尔衮和史可法的这两封书信能够保存下来并且为世人所知，确实要感谢乾隆帝这个“好事者”。在一份谕旨中，他先“深刻表扬”了一下多尔衮，然后指出史可法的“孤忠”可嘉：
朕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词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史）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
如果说南明诸臣皆无知、昏聩，也不是事实。崇祯时代曾任大学士的魏德璟就曾上书，认为顺治帝年幼登基，诸位清廷贵族争权，李闯仓皇奔命，明朝大可乘机恢复中原，文武合力，逐次收拾旧山河。高杰、黄得功等武将，也曾想挥师北入河南然后进陕西，他们对朝中大臣向清朝示弱讲和之举大不以为然。
但是，当权文臣马士英、史可法的态度决定了南明的政策指向，这些人沉浸于“借清灭寇”“南北分治”的梦想中，咬牙切齿想先灭掉“流贼”。他们不懂得，清朝才是南明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
由于南明政权在几个月内力图讨好清朝，不思进取，多尔衮风风火火加快了对农民军的军事行动，毫不顾忌地着力平灭李自成余部。
十月下旬，多尔衮传檄江南，派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汉人二王孔有德和耿仲明，共率两万多精兵，直往江南杀来。
多尔衮举兵的借口有三：第一，南明擅立福王；第二，南明不思“讨贼”，诸将拥众害民；第三，崇祯帝自缢，南明诸臣穴鼠思懦，无人臣之礼。
幸亏其间李自成大顺军对怀庆府展开猛攻，多尔衮忙令多铎进入河南与阿济格联手作战，这才给了南明小朝廷一次喘息的机会。
使臣碧血洒北京
左懋第的凛然北行
马士英、史可法等弘光大臣定下“借清灭虏”的基调后，明朝前都督同知陈洪范上疏弘光帝，“自告奋勇”，毛遂自荐，要替朝廷充当使臣，前往北京与清廷谈判。
弘光朝廷很高兴，陈洪范是军将出身，与吴三桂有深厚的交情。他作为使臣去北京，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其实，陈洪范与降清的明将唐虞时早就搭上线，暗与多尔衮书信往来，是清朝的奸细耳目。日后，北使数人，仅他一人生还。为了掩盖自己的变节和暗中通敌，他作《北使纪略》一文，为自己的行为涂脂抹粉。这个笔记虽是涂饰之文，但南明使团出使的详细经过也正因为他的记载，得以非常完整、周详地记录下来。
得知陈洪范即将去北京的消息，大臣左懋第因其母灵柩在北京，主动表示要充当使节。最终，南明朝廷进左懋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进马绍愉为太仆寺少卿，进陈洪范为太子太傅，让三人率使团出使北京。一般中原王朝派使臣去敌国谈判，为隆重其事，都会为使者加官衔。
左懋第受命后，却认为马绍愉不该同行，因为以前在崇祯朝，马绍愉因“款虏辱国”曾被左懋第弹劾过。弘光帝不许。确实，这位马绍愉和皇太极以前颇有交往，属于清廷的老熟人。
左懋第临危受命，明知是去往虎狼之穴，心中却充满凛然正气，也由此踏上不归之路。
南明与清朝的谈判筹码，基本是依据大臣高弘图的章奏而确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不外乎以下几条：
第一，割山海关以外地方与清朝（本来就为清军所占，何“割”之有！）。
第二，承认清朝，以南北朝之例平等待之（太晚）。
第三，确定十万“岁币”的数目（可笑至极，清廷岂能接受这种“微薄”之礼）。
第四，改葬崇祯梓宫（想把自杀的皇帝从田贵妃墓中挖出，重新隆重埋葬，荒谬之甚）。
第五，弘光帝年长，称“叔”；顺治帝年幼，称“侄”，保留大朝面子（政治就是讲实力，谁强谁当“爹”，所以，此条也是南明可笑的自大）。
左懋第抱有必死之心，临行前，他提醒弘光帝要时时整顿兵马，准备渡河收复故土，并且指出：“必能扼河而守，方能画江而安！”弘光帝唯唯，根本当作耳边风。
七月二十一日，南明使团浩浩荡荡从南京出发，除弘光帝给“北国可汗”顺治帝的亲笔信以外，还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以及一万匹绸缎。
荒谬至极的是，弘光君臣还准备派人用船运出十万石粮食给吴三桂“剿寇”用，幸亏军阀刘泽清把船只抢去给自己的“水军”使，才免使大量粮食为清军所用。
使团之中，还有一个祖泽溥，他是降清明将祖大寿的儿子。由于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南明派他去，是想让他和表哥吴三桂“联络感情”。
一行人走走停停，九月初五，行至济宁，但守城的清军不允许南明使臣队伍入城，并在城上放炮呐喊，作欲出城搏杀状。由于北行使团连护卫多达数百人，济宁清军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敢贸然出城相拼。
九月初九，南明使团在汶土县遇到清将杨方兴（当时是个河运总兵），听完南明诸人的通好陈述后，他殊不以为意，大言道：“谋国要看大势！我大清兵强马壮，如要与我们和好，你们应该先行多运漕粮送给我们，我们往上面交代也好说话。交好没别的办法，你们央求摄政王（多尔衮）早行统一大业吧。本镇现在主要关心逆贼李自成的动向，没时间与尔等周旋。”虽为大言，却可见出，这位清将的见识远远高于南明大臣。
行至德州，更可诧异的是，清朝山东巡抚方大猷满大街张贴告示，给南明使团来了个下马威：“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等人所径之处，有司不必敬他们，让他们自备盘费。只允许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率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人等均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如此告示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清廷不会以平等身份接见南明使臣，只把他们当成来京“朝见”的地方政权代表。
左懋第很生气，对陈洪范等人出示南明阁议的文本，表示此行目的主要是“酬夷而非款夷”，重申“不屈膝不辱命”，要大家见清人时保持大明尊严。
九月二十六日，清廷派汉人骆养性到静海县，宣布只许百人进京，其余几百人皆集中关押在县内一个古寺中，严禁走动。
骆养性原本是明官，与左懋第等人相见时语多礼敬，似有不忘故国之意。清廷间谍很快上报，多尔衮大怒，立刻派人把骆养性削职逮问。此后，降清明臣皆杜门噤声，再无人敢明里暗里与南明使团互通消息。
九月二十九日，南明使团百余人到达河西务。这时，他们已经听说顺治帝要于十月初一在北京正式宣布为“皇帝”。因此，一行人停留当地，先派小官王廷翰和王言，以“副将联名帖”的名义往清廷内院送帖。
降清汉官冯铨见帖大怒，厉声责问：“知道‘入国问禁’这一说吗？怎么你们不报摄政王，径自持帖来见我？”
王言小心回禀：“大明使臣奉本朝皇帝之命，致谢清朝。过济宁时，我们已准备发启通告摄政王，但德州有方巡抚‘不必敬他’之语的告示，因此中辍上启之事。现在使臣派我来见您，正是向您‘问禁’。”
冯铨语塞，脸色稍平，只简短言道：“我不收你们的帖子，可即进京来见。”
左懋第乃明朝大臣，熟知礼仪。行至张家湾后，不肯再前，派人送书启，对摄政王多尔衮表示：“依礼，我大明三位使臣奉御书礼币来北京，大清应遣官郊迎，岂有呼之即入之礼？”左懋第看似书呆子气，但铮铮铁骨，不辱使命。而后，他又写一封信，让王言持之遍示清廷内院的汉臣。
据王言陈述，洪承畴见书，“有不安之色，含泪欲堕”；崇祯帝时代的大学士谢升“时而夷帽，时而南冠，默然忸怩”，只有昔日的阉党冯铨侃侃大言，傲然自恣。
主持内院的满人贵族刚林（刚陵榜什）厉声喝问：“为何使团不直接入京？”
王言答：“大明皇帝有御书，不可轻亵。大清如不派官依礼郊迎，使臣宁死不进北京。”
十月初十，清廷派出礼部官员到张家湾见南明使臣。先行入京的祖大寿之子祖泽溥派人传说，表示“摄政王见启，颜色颇善”，并转达其父祖大寿（先前在锦州降清）的话：“只要我们有机会，一定效力！”
南明使团派人暗中与吴三桂联系，得到吴三桂的回复：“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他暗中也派亲信表达：“终身不敢向大明以刀枪相见！”
其实，祖大寿、吴三桂此时如此表示，并无“心怀故国”之念，只是当时天下局势还未明朗，对南明使臣说几句宽心话，周旋而已。
过了两天，清廷派出仪仗队，鼓吹前导。南明使臣手捧弘光帝“御书”，从正阳门入北京城，左懋第一身孝服，凛然而行。
南明使臣一行人，均被安排住在鸿胪寺。大门紧锁，外面兵丁层列，有如监视囚徒。由于禁止生火取暖和做饭，南明使臣们又冻又饿，挨了一宿。
转天一大早，清廷派来几个普通的礼部吏员，询问：“南来诸公，有何事至我国？”
左懋第回答：“我朝新天子继位，来贵国借兵破贼。听说贵国又为大明先帝（崇祯）发丧成服，所以派我们来携银币致谢。”
清朝礼部官员漫应曰：“有书信，可交予我们。”
左懋第：“御书御礼，应送入贵朝，不能轻易由礼部转交。”
清朝礼部小官面露不快：“凡是进贡文书，都由我们礼部转启。”
左懋第怒言：“天朝御书，怎能与其他藩国文书相比！”
礼部小官拂袖而去，临走撂下一句话：“既然你说是‘御书’，我们不收也罢！”
十月十四日，清朝内院学士刚林率十余人，各自佩刀而入。刚林大大咧咧，在鸿胪寺大堂找个椅子居中坐下，其手下清官清将均坐在他右首的地毡上。负责充当翻译的，是刚林的弟弟车令，此人狡黠善辩，精通满汉语。他指着刚林左首的地毡，对明使臣说：“你们坐这里！”
左懋第正色厉声：“我们大明，不像你们有坐地的习惯，快取椅子来！”
刚林等人相顾，为左懋第气势所折，让人取来三把椅子。
左懋第亲自把椅子摆好，与刚林相对而坐。
刚林阴沉着脸，忽然发问：“我国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一兵不发，却突立皇帝，这是怎么回事？”
左懋第：“当今皇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崇祯）既丧，伦序应立，怎能说不宜？”
刚林沉默片刻，问：“崇祯帝可有遗诏让他为帝吗？”
左懋第：“先帝变出不测，安有遗诏？南都大臣，听闻先帝之变，心胆皆碎，刚巧赶上当今皇上在淮安，万民归心，告立于大明太祖皇帝神庙，安用遗诏？”
刚林不屑：“崇祯帝死时，你们南京臣子不来相救，今日突立新皇帝，岂有此理！”
左懋第正色说：“北京失守，事出不测，南北地隔三千多里，诸臣闻变，整兵练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与贵国生疑。今我前来，正是答谢贵国，相约共同杀贼。”
刚林轻蔑一笑：“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今日却来多话！”
左懋第慷慨陈词：“先帝遭变时，我正在上江催兵。”
刚林：“你在催兵？曾杀得流贼否？”
左懋第：“我在上江催兵剿张献忠，闯贼知我有备，未曾敢犯上江！”
言来语往，唇枪舌剑，刚林觉得自己占不了上风，便悻悻道：“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
左懋第丝毫不让：“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贵国莫小觑我们的力量！”紧接着，他补充说，“我等数千里来此，本为答谢贵国摄政王替我大明破贼，又为我们先帝发丧。阁下您为何以兵势相恐吓？果真用兵，我岂能言语阻之？但我以礼来，贵国以兵往，恐怕这并非摄政王当初起兵破贼的原意吧？况且，江南水乡，北骑真能保证在那里得胜吗？”（在《北使纪略》中，陈洪范把这番言语记在他自己名下。）
刚林不答，作色而起，径出不顾。
多尔衮闻报，召集内院诸臣，问如何处置左懋第等人。数位满臣主张：“杀了算了！”
洪承畴跪禀：“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果杀了他们，下次无人敢再来了。”
多尔衮连连点头：“老洪所言极是。”于是，清方有意放回南明使臣一行人。
十月十五日，清廷派人来鸿胪寺收取银币。收足礼单上所开列的数目后，清将见明使行李中仍旧有许多银子，就争相抢夺。
南明使臣上前阻拦，说那些银两是弘光帝赏给吴三桂的。诸清将不听，攘夺装车，欢喜雀跃而去。
左懋第见清方大不为礼，忙修密表，派人急忙赶回江南，希望南京方面及早防御。
由于李自成余部的威胁，清廷一下子还来不及马上集中兵力攻打江南。他们把在北京的使节一行牢牢看死，不许他们出大门一步。
又过了五天，刚林之弟车令与祖大寿之子祖泽溥回来，声称要遣送南明使臣回去。祖泽溥说自己被父亲留住，不能同还。左懋第看他的打扮，发现他已经剃头，心中明白此人已经随父降清，不好再说什么。据与祖泽溥同行的明朝参将讲，祖泽溥是被逼剃头，并“痛哭一日夜，还表示过‘至死不忘国家’”。祖氏一族，好坏掺杂，对他们真不好妄下评语。这位祖泽溥后来对清廷忠心耿耿，官最大时做到福建总督，康熙十八年病死。咽气之时，不知他是否仍旧“不忘国家”。
复被扣押数日，至十月二十六日，清朝内院学士刚林突然出现，对左懋第等人讲：“你们明早就走！天津使团余众，我已派人押送济宁，马上就去告知他们。你们回江南后我们大清马上发兵南来！”
左懋第知道与清廷谈判无望，便提出最后要求：“我们此来，还想去昌平祭告先帝。”
刚林摇手摆头：“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什么！祭什么！葬什么！你们先帝死后，江南拥兵不讨贼；你们先帝在天之灵，肯定不受你们这些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未等南明使臣多作辩解，刚林派人当庭朗读清朝檄文，大抵是指斥南明擅立皇帝，表明清朝马上要兴兵讨伐。
憋了许久没敢发言的陈洪范忽然说话：“流贼在西（指李自成），猖獗未灭，贵国又发兵而南，恐非贵国之利！”
刚林拂袖道：“你们赶紧走，不要管我们大清的事情。”
十月二十七日，清廷派出三百多精兵，押送南明使团出北京，中途严禁人员私语、停歇。
走了两天，明朝使团人员到达河西务，仰望明朝皇陵在近，大家皆相顾痛哭。
到达天津后，南明使团中的陈洪范密奏多尔衮，要清廷截留左懋第、马绍愉等人，只放他自己南归。信中，他保证会率兵归顺，为清朝招降江南诸将。
摄政王多尔衮闻之大喜，即刻派学士詹霸前往天津暗中约见陈洪范，封官许愿，勉励他回江南后帮清廷“策反”明朝诸将。
所以，十一月四日，刚过沧州十里，忽然有清军骑兵追上南明使团，逼迫左懋第、马绍愉等人返回北京，只许陈洪范带少数人回江南。
见此，陈洪范佯装不知，还假意高声质问：“三人同来同归，奈何留此二人？”
清将心里也笑，表面作色道：“留二位暂住，你可速回南京传报，我大清兵即刻要下江南！”
左懋第异常平静，对陈洪范表示：“我以身许国，不得顾家，请致意在朝诸公，立刻派兵防河防江！”
为此，陈洪范在《北使纪略》中还假惺惺地写道当时的感觉是“肝肠欲裂”，并大骂“夷狄豺狼，变幻莫测”。其实，清廷拘押左懋第，他正是幕后总策划。
回行途中，陈洪范入高杰军营，游说高杰降清，被后者拒绝。由于害怕被杀，陈洪范酒宴间假装中风发病，得以乘夜逃回南京。他回朝后，很为清朝卖力，一面告知弘光帝清廷方面有意讲和，一面密报黄得功等人暗中与清朝交往，想借南明君臣内乱自相残杀为清朝帮忙。
弘光帝和马士英等人虽庸陋，也能看出这陈洪范只身一人回朝，大为可疑。但又无他通敌的实据，只好把他打发回家。
左懋第被清军押回北京后，关在太医院的高墙内。清廷对这位大明忠臣很感兴趣，先后派洪承畴、李建泰来劝降。
左懋第见到洪承畴，睚眦俱裂，斥责道：“你是个鬼魂吧，速速退去！洪大人为大明殉难，先帝赐祭赐葬，已死久矣，鼠辈怎敢冒洪大人之名来劝我投降！”洪承畴老贼闻言，脸红心颤，满面惭色而退。
李建泰刚入门，左懋第即大骂：“这不是先前蒙先帝宠任、御饯督师的李建泰吗？老贼你不能殉国而降闯贼，又有何颜面来见我！”李建泰连屁也没敢放一个，仓皇离去。
转年五月，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清廷派人送来驼酥羊肉，进一步劝降左懋第。左大人痛哭不食，来者被挥斥而去。晚间，坐念家国沦落，左懋第满含热泪，题诗院壁：
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听说南京朝廷已经被灭，南明使团中有军将艾大选私自剃发，准备向清朝投降。左懋第怒极，立即召集太医院被拘押的南明使团余众，斥责艾大选无耻，当众杖杀了他。
清廷知晓此事后，派人来“问罪”。
左大人凛然答称：“我自行大明法律，杀我部下，与你们何干？”
摄政王多尔衮闻之益怒，派人勒兵闯入太医院，严令剃头，大喝：“留发不留头！”
淫威之下，使团中不少人投降，唯独左懋第以及从官陈用极、王一斌、王廷佐、张良佐、刘统等六人坚决不降。于是，诸人均被清廷打入水牢，断绝饮食，百般折磨。
过了数日，左懋第等人仍旧不降。多尔衮又好奇又钦佩，便亲自审问左懋第诸人。
左大人面见大名鼎鼎、杀人不眨眼的摄政王，长揖不跪，铁骨铮铮。
多尔衮见过很多无骨似狗的汉人降臣、降将，却很少见到左懋第这般人才，心中爱之，欲活其一命，便当场咨询在场的汉人降臣。
陈名夏知多尔衮之意，又不好明说，便模棱两可地表示：“左懋第之命，如他为崇祯帝奔丧而来，可饶；如为福王继位通告而来，不可饶。”
左懋第闻言一笑，讥讽道：“你在大明曾中过会元榜眼，应该知道当今皇上（弘光）是先帝的什么人吧。”
陈名夏俯首不言。
又有降臣金之俊来劝：“先生您何不知天命？”
左懋第反言相讥：“先生您何不知天理？”
多尔衮一旁厉声问：“你自谓知天理，我问你，为什么你吃我大清朝粮食，半年犹不死？”
左懋第的从官陈用极在一旁高声回答：“你们来夺我大明江山，却反说我们吃你们的粮食，是何道理！”
多尔衮大怒：“汝辈何人，也敢不跪！”立命卫士棍棒交下。
陈用极喷血狂呼：“士可杀不可辱！”
多尔衮闻言改容，沉吟久之，说：“汝等不畏死，都是忠臣好汉。如果降我大清，必得厚待！”
左懋第等人慷慨从容，唯求速死。
满堂汉人降官缄默无声，羞惭之下，无人再为左懋第等人请命。
见此情状，多尔衮只得下令，把左懋第等人牵出处斩。
一行六人，左懋第居首，从容步行至菜市口。站定后，左懋第问身边挺立的五人：“你们不后悔吧。”五人异口同声：“求仁得仁，又有何悔？”
左懋第容光焕发，连呼：“好！好！”然后，他南向四拜，端坐待刀落。
炮声已响，忽然一清将飞骑而来，高喊：“如果有人投降，立刻封以王爵！”闻此言，左懋第坚定而清晰地说出他生命中最后八个字：
“宁为南鬼，不为北王！”
似乎英雄义举，感动天地。晴明天气，忽然风沙四起，屋瓦皆飞，其情其景酷似当年文天祥大英雄北京受刑之日。
行刑刽子手杨某也是汉人，他向左懋第等人涕泣叩头行礼，然后行刑，落刀。
萦绕不去的阴影
与国偕亡的党争
南明弘光朝的党争，一般史书和史家皆众口攻讦马士英、阮大铖二奸挑事，其实，此见过于偏颇。
弘光小朝廷的党争，乃东林党人首先发难。正是史可法的犹豫和短见，使得四镇军阀得拥弘光帝继位。武人自此骄恣，东林一系再无全掌朝政的可能。在此打击下，东林党一腔邪火无处发泄，拼命对马士英和他所推荐的阮大铖展开攻击，大揭“逆案”。为求自保，阮大铖发起“顺案”，引联群小，与东林一系在朝中展开恶斗，大施拳脚。双方争得你死我活，完全不顾国事危在旦夕的大局，浸沉于党争派斗之中，最终把南明拖向灭亡。
言及明朝党争，有必要理顺一下脉络。
自万历朝张居正去世，昔日被压制的言官力量忽然反弹，他们频频上书言事，指斥执政。党论之兴，自此勃然不可控制。此后，明神宗一朝的“争国本”“妖书案”“禁宗案”以及癸巳京察引起的贬黜接踵而来，门户渐趋明显。首辅沈一贯出于私心，为争阁权，对党争推波助澜，终于造成朝臣派系交恶日甚一日的情况。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在推选阁臣问题上惹恼明神宗，被黜为民，回乡闲居。十年后，他在老家原有的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讽议朝事，品评人物，并与北京朝臣同志者遥相应和，终于形成了“东林党”。
后来，朝中又出现了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皆因其首领籍贯而得名。这些党人互相勾结，与东林党人作对，只要是他们的异己，就把对方斥为“东林党”，这才造成东林党中正直之人越来越多的局面。
而后，“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发生，更使得晚明党争趋向高潮。三案之中，东林一系大都为持正君子，但也造成朝野诸党联合、共击东林的局面。
明熹宗继位后，魏忠贤大太监乱政，与东林党的对手们联手，形成阉党势力，霍维华、崔坚秀、阮大铖等人纷纷加入，形成了“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阵容强大的阉党集团。有皇帝和魏公公撑腰，这些人在朝中大翻盘，屡兴大狱，接连以熊廷弼“封疆案”为由头，弄死了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君子”，然后编著《三朝要典》，以官方语言，对万历三案等事进行歪曲记录，把东林党人描述成罪不可赦的大奸巨恶。
崇祯继位后，诛杀魏忠贤，清除朝中阉党。而后，在翰林编修倪元璐等人发起下，正直朝臣们纷纷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对此，崇祯帝大力支持，下旨焚毁《三朝要典》。可值一讲的是，当时的侍讲官孙之獬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阁痛哭，大声嚷嚷不可毁焚先帝（明熹宗）时代御定的《三朝要典》。此人正是日后给多尔衮出主意使之决意施行“剃发令”的败类。
东林党恢复名誉后，钦定“逆案”，诏示天下，一百多从阉官员名列其中，阉党势力几近灭顶。可是，阉党中漏网分子也有不少，他们一直在朝野中蠢蠢欲动，时刻欲翻案。
崇祯二年，太仓学者张溥成立“复社”。这本来是为了“复兴古学”而成立的文学团体，但日趋壮大，江南地区各文学、政治团体纷纷加入，名人荟萃，吴伟业、黄宗羲、陈子龙等大批宿儒名士联袂而入，一时间声名大噪，显然是东林一系的延伸。当时的首辅温体仁特别讨厌东林党人，借机打击复社，疏奏张溥等人结党不法，遥控朝政。
张溥见情势不妙，就主动找到宜兴人周延儒（此人原为东林党人的对头），鼓励他再返北京，从温体仁手中夺回首辅之位。周延儒借助东林（复社）之力，最终回北京重返相位，悉反温体仁时代之政，并召回被罢斥的倪元璐等人（当然，周延儒本人并非君子，所以在《明史》中此人列于《奸臣传》）。
周延儒再相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复社已经不是文学团体，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股政治力量。这也说明了晚明党争的如火如荼。党争并非仅仅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其中夹杂不少个人恩怨或团体利益，彼此攻讦，不择手段，最后对明朝的时政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加速朝政的紊乱和大明的衰败。
清朝士人总结明朝亡国的原因，认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所以，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
在南京，东林系痛斥马士英援引阮大铖，似乎马士英是阉党成员，其实根本不对。马士英原来还属东林党人的支持者。至于阮大铖，更非阉党骨干。
这里，还需交代一下阮大铖的为人以及他和马士英的关系。
阮大铖的仕途，是个走霉运的过程。由于他是安徽怀宁人，和左光斗同乡，所以他最早意属东林，是个老东林党人。但在朝中，顾宪成从中阻挠，把本应属阮大铖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转给魏大中担任，如此，嫌隙构成，激使他与东林党人反目。虽反目，却未成仇。崇祯帝继位，久居乡间的阮大铖急于在新君前有所作为，便弄个双保险，写成两份疏奏，一份专攻阉党，一份把阉党和东林党指斥为朋比奸徒，交给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让他相机而行，代为上疏。
杨维垣出于私心（为反驳倪元璐），也不观察当时政事的进展是否对阮大铖有利，就把第二份攻击阉党和东林党共为“奸党”的疏奏呈交给皇帝。由此，东林党人把阮大铖视为大奸大逆，并在随后对阉党的清算中把他打入“逆案”名单，惩罚结果是“永不叙用”。
投机不成的阮大铖虽然倒霉，但他是大地主出身，有钱有闲，又是大戏曲家，就流寓于南京，弄出一支高级戏班子，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这位落魄老才子，使得当地的一些东林党士子大为不爽，以顾杲、黄宗羲等人为首，他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联合签名，写了一篇名为《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把阮大铖说成南京可能发生的“动乱”毒瘤。
这样一来，阮大铖有口难辩，毕竟他名列钦定“逆案”名单，东林仇人遍地，只能灰溜溜离开南京，跑去牛首山“隐居”。
张溥的“复社”用巨款行贿崇祯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使得周延儒能重返北京政坛当首辅，当时的阮大铖也从中出钱出力。对此，周相爷准备“投桃报李”。但碍于东林党人势力强大，周延儒不敢公开起用阮大胡子，就取用中间手法，让阮大铖推荐一个好友当官。思来想去，阮大铖就推荐与自己同中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朋友马士英重新出山。
这位马爷本来当过宣化巡抚，中间因为贪污罪被罢职。至此，周延儒为还阮大铖“人情”，把马士英的职位恢复，使他坐上凤阳总督的位子。马阮二人由此成为莫逆之交。
弘光帝继位后，马士英把持朝中大权，自然首先想到昔日的恩人阮大铖，说服弘光帝直接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
从马士英本人讲，他举荐阮大铖入南京，只是人情还人情，起先绝无为“逆案”翻案的意思。不料，此举却捅了东林党这个大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以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为代表，不断上书，危言耸听，指斥阮大铖是阉党骨干，如果起用他，国将不国。
于是，大学士姜曰广、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纷纷痛心疾首，上疏弘光帝，责斥马士英不顾崇祯帝尸骨未寒就翻逆案，是浊乱朝政的大恶之事，指责马士英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那样的末世庸君来掌控。
言语汹汹之下，马士英极其窝火，但也不得不暂时中止让阮大铖入朝的行动。
不久，在左良玉军中当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入朝觐见弘光帝。黄澍此来，主要是受左良玉所遣，伺察弘光朝廷虚实。出于门户私见，这位东林党人在朝堂行礼完毕，即呼奏道：“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愕然，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澍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被先帝殊宠，由罪人擢为凤阳总督，逢北京被困，他拥兵坐视，不发一兵相救，全无人臣之心。马贼既不忠于先帝，又怎能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闻警即逃，不守祖庙，不仅他自己是不忠之乱贼，又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而有余辜！”
黄澍边骂边哭，上前大扇马士英嘴巴。在场群臣，无不凄然动容，弘光帝也面红耳赤，熟视良久，对阁臣说：“黄御史所言有理，可详细奏之。”
于是，黄澍当庭历数马士英罪恶，使得这位大学士脸面皆无，“惶急无以应，气索声嘶”，只得向弘光帝叩头乞罢。弘光帝当时准奏。
马士英当然不甘心如此退出南京政治中心。他回家后，立刻上书，吓唬弘光帝说：“为臣一旦离京而去，四镇皆失势，朝中大臣肯定拥立潞王为帝。”此外，密得马士英重金贿赂的原福王府两个太监也在宫内“流涕”劝说弘光帝：“皇上您如无马公，不可能正大位。如果逐出马公，天下人皆会认定皇上是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万事担当，皇上可以整日悠闲自在。如无马公，朝臣有谁肯顾惜皇上？”
弘光帝本来就是昏淫之君，耳根极软，很快就重新召马士英回朝。
这时的马士英，恨极了东林党人，召阮大铖密议，想方设法击垮朝中反对势力。
阮大铖咬牙切齿：“彼攻‘逆案’，我们应作‘顺案’以反击。”所谓“顺案”，就是要清算北京明臣投附“大顺”的失身降贼行为。当时降附农民军的官员中有不少人是东林一系，马士英就上疏，准备兴起大狱。
由此，东林党势力大损。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人，因先前在“策应”时没有拥戴福王，不安于位，纷纷离职而去。
姜曰广陛辞时，南明小朝廷还上演了一幕忠奸争骂的戏。
弘光帝上朝，群臣陪列。姜曰广说：“微臣我触忤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
马士英勃然大怒：“我为权奸，你是老贼！”随即，他叩头对弘光帝说：“臣从满朝异议中推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而已！”
姜曰广叱之：“拥戴皇帝登基，也是人臣居功的口实吗？”
马士英反唇相讥：“我无功，难道你们谋立潞王有功吗？”
二大臣争吵不休。最后，还是弘光帝在御座上面和稀泥：“潞王乃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先生毋伤国体。”
二人既出，复于朝门相对破口诟骂。
姜曰广骨鲠廉介，有大臣风范。但弘光小朝廷，确实难容这样的正人君子。这样一来，正人去位，小人在朝，弘光朝廷，可想而知。
在太监李承芳的进一步活动下，弘光帝亲自下旨，任命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李承芳从前落魄时，曾得到阮大铖的帮忙，所以，阮大胡子确实是个会押政治赌注的人）。不久，即令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进官左侍郎。
阮大铖兴起“顺案”，株连甚广。有人劝他：“天下未定，您如此罗织，专为报复，不知最后到底是为虏还是为贼？”
阮大铖“心直口快”，说：“钟鸣漏尽，时日无多，我只要能及时报复这些仇人，管他为虏为贼！”
转年二月，阮大胡子就坐上了兵部尚书之位。誓师江上时，他身穿素蟒服，腰缠碧玉带，一身戏子装束，可谓过足了戏瘾。不仅他如此作秀，东林领袖钱谦益入南京时，也让其爱妾柳如是戎服骑马，头插雉尾，作昭君出塞状。这些人装扮奇异，已露南明弘光朝将亡之兆。
马士英、阮大铖当政后，先弄出如下当国“大计”：第一，迎接弘光帝嫡母入南京；第二，迁老福王“梓宫”（福王已被李自成军队吃掉，空棺而已）；第三，因皇子未生，应大选淑女充实后宫；第四，要防备诸王，立刻把幸存的宗室迁入南京近地安置。
于是乎，南京的皇宫内一阵大忙，四处搜罗年轻男子净身充当太监，并追认老福王为“恭皇帝”。宦官四下寻摸，只要见到民间女子有姿色者，即刻用黄纸贴额，拉入宫中。市肆骚然，致使民间有不少妇女自尽相拒。
弘光帝又觉宫殿狭隘，大兴土木，四处搜寻巨木大柱。有人找出朱元璋时代存放在工部仓库中即将朽烂的大木若干，立刻上表称“神木自至”，以哄皇帝高兴。城内斧锯叮当，好不热闹，一派升平气象。
搞工程要花钱，苛捐杂税已经太多，马士英就想出一计：榷酒助饷，每斤一文，真正是苍蝇腿上找肉。
马、阮自己也不闲着，贪污纳贿，无所不至，谁只要给钱，就立刻有官做，以至于民间歌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纪监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除夕之时，弘光帝在兴宁宫中愀然不乐，眼神阴郁。太监韩赞周见状，就问皇帝：“新宫华丽舒适，应该高兴才对。皇上您似乎心中有事，难道是思念皇考（老福王）和先帝（崇祯）吗？”
弘光帝良久不应。过了好久，一声深沉叹息后，他才开口：“进宫演戏的班子，男女优伶，色艺双佳者，太少了！”
飞扬跋扈为谁雄
“四镇”与“左镇”
弘光帝之所以得立，军头们出力最多，成为定策元勋。为此，继位之初，南明小朝廷就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观阳、寿州地区，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黄得功由伯进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并在扬州设置“督师”，由史可法担任。
从四镇驻地和督师驻地就可明显看出，南明弘光一朝只想留守于江南，根本无任何北进之意。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四镇军将的个人经历。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才，姿貌魁伟。这位美男子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略地，很少有时间相见，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包括日后大名鼎鼎又反反复复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杀或为贼兵所害，唯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败，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一改昔日作风，爱民如子，加上李岩（此人历史上不一定真有其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的部队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地紧守，不让高杰的部队入城。
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时，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洲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刘良佐，直隶人，经历与高杰类似，原本是李自成手下，当时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骁勇能战，常骑一匹斑驳大马，人称“花马刘”。投降明朝后，因敢战而受淮抚朱大典重用，多年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抗衡，与黄得功一起曾在潜山大败张献忠部。因功被擢为总兵官。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刘良佐贼兴大发，在河南正阳沿路劫掠不已，大肆扰民。后来，刘良佐率部大掠淮上，并猛攻临淮。
相比高杰，刘良佐更是多一份贼性，少一份忠心，日后，他拥十万众向清军投降。
刘泽清，山东唐县人，字鹤洲。这位刘爷有将才，人长得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这个人的禀性卑鄙残暴，好货取利，是明末跋扈恶将的典型。他最早发迹于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小打小闹，混上个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刘泽清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对当地百姓倒是发狠猛杀，虚报战功，获取赏银。
李自成进围北京，崇祯帝令他勤王，他托言堕马受伤。明廷下令让他扼守真定，他根本不奉诏，反而在当天大掠临清，统兵南逃，所到之处焚劫一空。崇祯帝君臣为求他增援，本要封他为东安伯，但已进入江南地区的刘泽清大掠瓜洲，复又盘踞淮安，专心做一方军阀。
此外，刘泽清对外作战胆怯，对内极其凶残，平时爱取死囚心肝佐酒，杀表兄杀亲叔，恣意而为。
刘泽清的叔叔刘孔和，性豪迈，工诗文。北京失陷时，他在家乡起兵，杀掉大顺政权委任的县令，率众南下依附刚刚即位的弘光帝。刘泽清使幕客游说，刘孔和便领兵归附自己的侄子。
一日，刘泽清张盛宴作诗，宾客交口赞誉，唯独刘孔和不语。刘泽清不悦，数次强问叔叔，让他品评自己的诗作是否精工。刘孔和在侄子军中日久，非常郁闷，便说：“国家举淮东千里付足下，但不闻你北向发一矢以抗敌！诗即精工，何益国事？况且，你作诗还未必精工！”
刘泽清大怒，为之罢酒，座客皆震慑不安。刘孔和拂衣徐出，不顾。怨愤之下，刘泽清暗中派士兵追及舟中，以弓弦缢杀了叔叔。弘光朝廷不知，已经下命任刘孔和为副总兵。等谕旨到达，刘孔和已经被杀三天。
在淮安时，刘泽清为了显示清雅，大治宅邸，花费千金构建水阁，招致诸生吟咏歌颂他的“功业”，颇自矜诩。
如此对外怯懦对内凶残之将，靠拥戴弘光帝得以升官，平日傲慢无礼，逢人夸耀：“我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
清兵南下时，有人问他御敌之策，他笑道：“我拥立福王而来，以供我休息耳。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也。”
国难之时，他唯一的“功业”，就是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僭拟皇居的豪宅，壮丽非常。后来，清军一到，刘泽清即率众六万降清。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貌伟多髯，膂力绝伦，天生一个将才。此人出身贫贱，赶驴为生，因非常勇武，被马士英常识，不仅婚娶由老马主持，老马还派人教他兵法。
后来，马士英当凤阳总督时，黄得功才力得施，堵截“流寇”，建功河北，多年与张献忠部、“革左五营”等血拼，立功不少，声达御座，崇祯帝曾亲赐其药，以彰其勋。
弘光帝继位后，由于察觉到黄得功忠心耿耿，非常看重他。黄得功虽然受知于马士英，但本性淳朴，对明朝始终没有二心。他部下人马，也有五六万之多。
除上述四人以外，还有左良玉部。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早年与后金激战于辽东，因作战勇猛而逐渐升官。此人长身赤面，善左右射，目不知书，智略颇多，善抚士卒。
后来，杨嗣昌督军，左良玉在与农民军作战过程中时而大胜时而大败，逐渐拥兵自重，并在崇祯末年已经挂“平贼将军”印，获封宁南伯，坐镇南昌。如此，他控遏南京上游，拥兵八十余万，气势汹汹，对外号称“百万”。
弘光帝继位，左良玉自恨无策立之功，本来不赞成，后因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苦劝，他勉强上表拥戴，被晋封为“宁南侯”。但是，弘光帝、马士英等人，对他最有戒防之心。
乱世重武将，可南明比南宋远远不如。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杀一岳飞易如反掌。弘光帝继位于南京，却只能听任四镇及左镇跋扈称雄。
日后，南明数帝均在武将掌握之中，所以日益衰弱，次第而亡。
以刘泽清为例，此人原本书生意气，年轻时因为猜忍好斗，被学政禁止参加考试，无奈之下，他才改武科。从骨子里，他对士人有极大的反感。所以，面见弘光帝后，这个武臣竟敢说出这样的话：“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辈宜束之高阁，待臣等杀贼后，再逐次择用，故请罢制科。”
由于他先前在崇祯朝曾为东林党人排挤，故而不遗余力与马士英站在同一战线，尽显武将骄横。
有样学样，其余三镇军头，曾与刘泽清一起，在党争最激烈时，联合上疏，指斥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这种武将弹劾文臣的“本末倒置”，在以前的明朝政治中，从未出现过。此时拥兵自重的军阀们，已是肆无忌惮。
同时，四镇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间多有摩擦、冲突，几乎酿成内乱。黄得功、高杰二部火并，差点儿造成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混战，如无史可法从中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几不可免。
但话又说回来，倘使无东林党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伦序顺利继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四镇参与“策立”而造成的拥功自专。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难逃其责。
高杰驻扬州，史可法安排黄得功驻仪征，本来就是让他牵制高杰。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怕路中为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出迎，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时，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人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尽杀黄得功三百精骑。幸亏黄得功本人悍勇，只身逃免。高杰乘胜，又趁黄得功离镇，派大兵进袭仪征，反被早已有备的黄军打得大败而逃，千余人被歼。于是，二部将领各自整军备马，意欲仇杀。
史可法无奈，亲自至仪征调停，苦劝苦说，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桥之变曲在高杰，并自己出银补偿黄得功的马价，黄得功勉强接受。最终，高杰也受史可法劝说，送千金与黄母作寿，二人之间的仇怨才稍稍得释，但高、黄二部已是势不两立。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诸镇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他们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饷开支却极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顿入水火之中，倍受压榨。
南明赋税倍增，百姓骨髓殆尽，家财粮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养这些骄兵悍将。即使是丰年，江南一带的财赋仅仅六百万两白银，可四镇及左良玉的军队，竟然需要七百万两白银来养，所以，南明只得对江南百姓加征赋税，来满足军需。
清朝方面马不停蹄，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连连占有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由于弘光朝廷“借虏灭寇”的基本政策，南明军队上下醉生梦死，根本不向北方推进，任由山东、河南日渐成为清朝的稳固统治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十二日的怀庆战役，大顺军获得大胜，攻克沁阳，让多尔衮大惊，从而把所有重兵皆调入陕地，合击李自成余部。倘若弘光君臣审时度势，即使打最简单的人海战术，也能向北方跃进一大步，最差也能把防线推至黄河岸边。彼时，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清军兵力空虚。
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小人心态，存有坐山观虎斗的幸灾乐祸心理，谁也不懂在大乱之中设法保有第三种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任由清军放心大胆、倾注全部老本在陕西追围大顺军决战。
丧钟不仅仅为大顺军李自成而鸣，也将为南明弘光朝廷而鸣。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被清军追着打的李自成统大顺余部跑到襄阳，向汉川开进，在清河口大败左良玉部。
打不过李自成，左良玉部既不防“贼”也不击“虏”，反而借“北来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杀往南京要“清君侧”。
不久，李自成在湖北通山遇袭被杀。大顺政权领袖人物的死亡，也宣告了这个政权的落幕。
清廷的注意力，立刻全部指向了南京。
以下犯上窝里斗
许定国杀高杰的“睢州之变”
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件，是南明弘光朝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件。
高杰在前文中有叙述，这里要细讲一下许定国其人。
许定国，字肤公，河南太康人，出身贫寒，少入行伍，膂力过人，据说能双手举起千斤大钟，所以有“许千斤”的绰号。
此人年轻时，一直在明朝辽东的军队中闯荡，因在山东平灭白莲教有功，得升为副总兵。崇祯初年，他被调任河南，大概是从崇祯六年待到崇祯十二年。其间，许定国一直同农民军作战，并取得了太康之战的胜利。
总体来讲，许定国战绩一般，主要是与农民军周旋而已，但个人势力日益壮大。
崇祯帝在河南新设河南总兵，委与原为河南巡抚的张任学，把时为“署镇”的许定国调往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许定国才被实授为山西总兵，当其时，他已年近七十。
不久，由于李自成在河南展开猛烈进攻，围困开封，明廷命令许定国率五千精兵从山西赶往河南进行援助。此时的许定国，心怀简慢，上疏崇祯帝，要求朝廷先发赏银、赏缎和银牌。出于事急，明廷兵部满足了许定国的要求，凑银凑物运至山西。
许定国得钱得物却不出力，行至山西沁水时，他就开始磨蹭、拖延，并暗中唆使部下士兵哗变。然后，他就以安抚为名，长时间在沁水一带逗留观变，生怕临老死在河南农民军的刀下。
明廷兵科给事中不久上疏劾奏许定国“挟非分之赏，率援汴之师，阴纵士卒而归，借口招安，逍遥河上”。
由于事实清楚，许定国被明廷逮入北京，下狱论死。如果在平常，老匹夫肯定难逃刽子手的大刀。
但是，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农民军在河南大败明军后直扑陕西，打死明朝大帅孙传庭，进军延安、榆林后，直向山西进发。
病急乱投医，毕竟许定国是个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将，在兵部尚书张缙彦保举下，明廷把许定国从狱中放出，授河南援剿总兵一职，让他跟随兵部右侍郎余应桂收拾孙传庭死后留下的残局。
余应桂是文臣，又无胆略，没到山西就停步不走，很快被猜忌多疑的崇祯帝削职逮问，这样一来，许定国上面没有了文臣“督师”，重新回到他的根据地河南。
由于他先前在河南待了六年多，培植了不少私人势力，所以如鱼得水，旧部纷纷来归。
北京的牢狱生涯使许定国对明朝上层心怀怨恨，他专心经营自己的势力，以图在乱世中自保。
于是，他以睢州为根据地，散尽家财，购买军械，召集军士，专心拥兵自固。在一年多时间内，聚集了一万多能战之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间，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帝四处下诏让各将“勤王”，并提升许定国的官职。但许定国不为所动，根本无任何报国忠君之心。相反，他率部下军将，趁乱大掠商丘、宁陵，与当地明军互相攻击，杀人盈野，蹂躏地方。
崇祯帝自杀后，清军入据北京，弘光帝继位于南京。河南一带，变成了“三不管”地带，但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各自盘踞。河南南部、东部，残明将领居多；河南西部的洛阳、陕州、灵宝，有不少农民军的队伍；而清军，主要集中于豫北的卫辉、怀庆二府。
思前想后，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许定国与南明弘光政权搭上线。弘光帝授他“镇北将军”一职，并让他率兵北进开封。
许定国自然不愿离开老窝睢阳，借机拖延。同时，为了给自己上双保险，他暗中与清朝在卫辉的河南巡抚罗绣锦通气，表示愿意归顺清廷。虽如此，他也只是口头表示，没有实际行动，因为清廷当时在河南的力量非常薄弱。罗绣锦也不傻，他向清廷打报告，指出许定国心怀叵测，有可能趁清军南下或西入有所动作，不得不防。
许定国虽是南明在河南的重将，但他名义上是四镇中势力最强的高杰的部属，因为当时高杰有统辖河北、河南等地的权力。
许多历史书籍皆讲高杰与许定国有“私仇”，特别是史学大家谈迁，在《国榷》中讲高杰为农民军时，曾杀许定国一家。此种说法多为日后正史所采纳，敷衍成篇，以此作为许定国杀高杰的原因。
仔细研究各种史料，可以发现，谈迁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1645年，即顺治二年年初，许定国遣其子许尔安、许尔吉两人渡河，赶到清朝的王爷豪格处投降，当时二人皆是成年人，为明朝参将；七月间，归降清朝的许定国随清军南下，其妻邢氏年老多病，上书清廷乞还老家——从这两条就可以看出，许定国的老妻、壮子活得好好的，哪里有一点儿“全家被杀”的影子。
此外，许定国杀高杰后给清廷上揭帖，也只讲高杰诬称他结交清朝，并未称二人之间有杀家毁宗的私仇。如果真有这种仇恨，在价值观首推孝道忠义以及看重家族血脉的明清之际，许定国一定会把家仇拿出来说事，因为这些更可凸显他投效清朝的无辜和“孝勇”。
所以，流行的有关许定国杀高杰是为全家报仇的说法，基本没有什么可靠的史据。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讲，许定国自负有功，久不得晋官，就上疏诋斥高杰从前是贼头，由此二人生怨，结下了梁子。
许定国每对人称：“我见高杰，一定要亲手捅死他！”但是，从个人经历看，许定国是老兵油子一个，曾下狱吃过亏，当时他隶属于高杰，仅有万余兵丁，一个小小总兵对一个“集团军司令”叫板，还是公然叫板，似乎不太可能。特别是讲他指斥高杰曾为“贼”，这更触忌讳，因为在南明将领中，昔日的“贼”数目不少，遍布军中。许定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攻讦高杰而为自己广树仇人。
究其事实，许定国杀高杰，更多是出于个人利益，私怨并不是导火索。
1644年秋，怀庆的清军大败于李自成后，清军主力的进攻方向改变了。正拟进攻江南的多铎转向，在年底抵达河南卫辉、孟津一带。也就是说，清军的主力后撤到黄河一线。先前，正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使得清军非常狼狈。
睢阳是个军事重镇，只要守住这个地方，南明的两淮和长江下游地区皆可安全无虞。
许定国闻讯，根本没有考虑要为明朝守城，他如惊弓之鸟，立刻派人到多铎处请降。不久，多铎率军开拔，许定国复派人携书至山东向清朝肃亲王豪格乞降。为表达“诚意”，他还在转年年初遣其二子渡河到达清营。
由于对当时的情势拿捏不准，多铎又无多尔衮之命，没敢即刻渡河。
多铎不急，许定国着急，他写信哀求清朝河南巡抚罗绣锦，让他允许自己的家属过河入清营。主动送亲人到清营为人质，可见许定国是真心归降清廷。
此时，意欲北进恢复中原的高杰来到了归德。
高杰虽然跋扈，但经史可法激劝，感奋思进，于1644年十月十四日挥师北征。祭旗之时，风吹大纛折断，红夷大炮无故自裂，时人迷信，以为出兵不吉。高杰不顾，毅然登舟。据撰写《青暽屑》的庄廷吉（此人是史可法幕僚）讲，十四日那天，俗称“月忌”，常人恶之，不行大事，高杰偏不忌讳，毅然登舟进发。
十一月十三日，高杰大军已抵至徐州。
先前降清的副将唐起龙之父唐虞时与高杰有旧交，致书招诱，表示只要高杰投降，清朝一定“大者封王，小者封侯”。高杰不为所动，反而身先士卒，沿河筑墙，专力备御。同时，他致书清朝肃亲王豪格：
逆闯（李自成）犯阙，危及君父，痛愤于心。山川俱为羞色，岂独臣子义不共天！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者朝使谨赍金帛，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于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高杰自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则杰之忠血已尽，能事已毕，便当披发入山，不与世间事。一腔积愤，无由面质。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
其文大意，与史可法书信相仿。
人在徐州的高杰，日夜不宁，大宅门内，白昼无故起火，烧得他须眉几尽，焦躁之余，他决意加速北征。
到归德后，高杰写信给许定国，顺致大量金银之物，要后者与他共图中原大业。对于许定国遣子降清的活动，高杰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
由于家属皆已送入清营，许定国百般拖延，最终激使高杰发怒，自统十三营约万人的军队，在距睢州二十里以外扎营。
事已至此，许定国无路可退，只能诱杀高杰自保。
为了麻痹高杰，许定国立刻出迎，表示要马上率军与高杰共同北进。(www.xing528.com)
高杰轻信其言，尽遣属下拔营往开封方向挺进。身边，他只留数百亲兵，轻入睢州城内，正入许定国圈套。
此时，高杰已经听说许定国遣子降清之事，然而并不尽信。如果他有智，趁许定国出迎时先下手为强，把他抓起来再说，就不可能出后来的大事。
陪同高杰入睢州的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感觉不对劲，也劝说高杰要警惕，高杰不以为意。他根本没把许定国放在眼中，又被老许孙子一样的谦恭卑顺所迷，自动进入睢州城内的“鸿门宴”中。
临入城，睢州城欢迎的人群中忽然闪出一位千户，指称许定国要谋害高杰。言语一出，许老贼吓得差点儿拉裤子。高杰瞪眼，怒斥这位千户挑拨离间，当众打了这个倒霉蛋六十军棍，送与许定国处理。
许老贼不敢怠慢，立刻抽刀砍下那位千户的脑袋，竭力表示自己没有二心。
可见，高杰真是自己找死。
许定国在城内请高杰一行人宴饮，挑出多名美女陪酒。不少史书都讲高杰沉湎酒色，大意纵饮。其实，据时人庄廷吉讲，高杰当时严拒美人，并正色对许定国说：“行军出兵，不应贪色！”当时，还怕许定国不安，高杰进而安慰说：“贤弟可为我先养着这些美女，待我扫清中原后，以美人娱老温欢！”
酒过三巡后，高杰忽然责问许定国遣子降清之事是否属实，又严限他出兵北征的日期——这一切，皆是死催，许定国再怯懦犹疑，也不得不连夜动手。
酒宴间，高杰部将发觉许定国的弟弟许泗举动失常，暗劝高杰小心。高杰鄙夷一笑：“这厮何敢谋我！”很快，又有许定国的女侍私告高杰的女侍说：“今晚许将军要害大将军。”
酒酣的高杰知悉后，竟然面责许定国：“你敢害我吗？”
许定国慌忙跪下回禀：“卑职不敢！”
高杰大笑：“我就知道你不敢！”
至于高杰夜间被杀之状，《明史》《绥寇纪略》《平寇志》《北游录》等记载不一，唯独李清《三垣笔记》所记最为“香艳”，多为后来者所引用：
“（许定国）多选诸妓，以二妓縻（高）杰一兵，又选四艳妓侍（高）杰。及中夜伏兵发，一兵已为二妓所掣，故败。”
但是，想想高杰亲兵数百，一人佐以两个歌妓，睢州城内，似乎难觅如此多的美貌三陪女郎。
总之，许定国于夜间忽起伏兵，把高杰亲兵数百人击杀殆尽，只有两三人幸免。
高杰本人善战，平日手持一根铁棍，可敌百人。仓促之时，他铁棍已失，犹步战达旦，连杀数十人，最终被许定国手下杀死，破膛开肚，死状极惨。
许定国杀人后，知道高杰手下部队必来报复，便连夜逃跑，率残部向黄河方向逃窜。
开封、归德等地的高杰部下听闻主将被害，悲不自胜，四面而来，以高杰的外甥李本深和部将高进库为首，把睢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的人民屠杀殆尽。
睢民无辜，皆由许定国一人引致，遭此荼毒。
许定国跑到黄河南岸，这才敢喘口气，不断派人催促清军渡河。多尔衮接帖甚喜，让他在南岸等候多铎大军。
许定国越想越怕，不敢在南岸多待，逾河先到清朝河南巡抚罗绣锦处“避难”。
而后，他一路充当向导，为清军带路，由归德而南京，直到灭掉弘光政权。他回到北京后受到多尔衮的“亲切”接见，并被编入汉军镶白旗。
不过，此人也没活多久。转年三月，许定国被江阴义军所杀，时年七十一岁。
顺治五年，清廷追授他一等子爵，由其长子许尔安袭爵。多尔衮死后，政敌清算这位摄政王。许尔安不识时务，上疏要求为多尔衮大修坟墓，比之为“周公”，这次马屁没拍对，他被多尔衮的政敌郑亲王济尔哈朗盯上，参劾他“结党惑众”，论刑应处死。最后，特旨“从宽”，许尔安一家被流徙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清朝二百多年，老匹夫许定国的后代在苦寒之地为奴，可谓天道好还。
史可法听闻高杰被杀，顿足流泪，哀叹道：“中原不可复矣！”
但是，善后之事，不得不处理。高杰一死，部众繁多，军中无主，黄得功等人念起旧恨，乘机派兵，欲图分高杰部众和地盘。刘良佐和刘泽清、黄得功一起上奏：“高杰无寸功，骄横淫杀；（史）可法乃欲其子承袭、本深为提督，是何肺肠？请分其众将之。”
镇将骄横，可见一斑。
对此，朝中的马士英倒是还算有一定的主见，表示：“高杰属下将士众多，他们怎么肯轻易归属他人统辖！”
为了稳定军心，史可法只得再次入高杰军中，立高杰的儿子高兴平为世子，又以高杰的外甥李本深为提督，并委派其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高杰之妻邢氏有大略，深知儿子年幼不能服众，想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史可法不答应，又不好太推辞，只得让高兴平拜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如此，高杰部将寒心，心知史阁部看不起他们这些“诸贼”出身的部队。
此时，如果有大略，史可法应该指挥高杰部队继续北进，可以在山东、河南展开军事行动，再不济也要在徐州大陈兵马。
但灰心丧气又不知兵的史可法只求南保，率兵退往扬州。
南明河北之地，一无可保。
马士英闻知高杰被杀后，立刻派心腹卫胤文前往高杰军中，夺取高杰外甥李本深的军中大权。众将大哗。刘良佐趁机添乱，上疏说高杰溃兵作乱，并与黄得功、刘泽清一起联奏，要朝廷解除李本深的提督一职。同时，黄得功提军直趋扬州。
高杰部将中许多人的家眷在扬州，闻之惊惶不已，纷纷上马持兵，准备前往与黄部士兵血斗。最终，还是史可法出面劝谕，才避免了又一次大规模内斗。
但从此开始，高杰部军心解体。日后，李本深、李成栋等高杰旧部，十多万人一齐投降清朝，并成为扫平江南、两广的主力军。
黄得功虽为南明忠臣良将，但其提兵直趋扬州之举，使得高杰部众军心大乱，纷纷弃地南归。由此，其误国之罪，不可谓不大。
马士英出于私利，高杰北征出发后，就借故拖欠军饷粮饷，主要原因倒不是为了北行款清使团的议和，而是他深恨从前一直与自己在同一条战线上的高杰渐渐与史可法站在一起。这样，不给饷银，就是给高杰一个下马威：让你知道谁才是朝中说话算数的人！
而高杰死后，马士英立即安插自己人准备控制这支军事力量，可谓机关算尽。
衰世争出离奇事
弘光朝的“南渡三案”
弘光朝有“南渡三案”，即“大悲和尚案”“童妃案”“北来太子案”。
这三案中，“大悲案”是和尚假冒明室亲王，而“童妃”和“太子”，当时和后来也都证实百分之百全系假冒。
奇怪的是，当时和后世，都有不少人深信不疑，认为“童妃”和“太子”是“真身”。近世的不少文学作品以及电视、戏剧，均渲染“童妃”的可怜和“太子”的无辜，以此痛斥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的无耻。
就史论史，三案“主角”，确确实实都是冒牌货。可巧，他们又都出在仅仅存在一年的弘光朝。真是乱世多怪，让人现在读之，亦觉得非常荒唐。
先说“大悲和尚案”。弘光帝即位的这年年底，一名光头大和尚半夜出现于南京，忽然在洪武门大叩门环，大叫大嚷，自称是大明亲王，惊动了不少人。
守门军兵不敢怠慢，立刻把这大胖和尚抓起来。上报弘光帝后，这位皇帝觉得很吃惊，马上派人严审。
大和尚语无伦次，自称他本人就是崇祯帝，立刻挨了一顿大板子——先帝已经龙驭宾天，天下皆知，哪里又冒出一个崇祯帝！
和尚哀号之后，忽然改口，一会儿说自己是“齐王”，一会儿说自己是“吴王”，一会儿说自己是“定王”，颠三倒四，语无伦次。
各种大刑用尽，大和尚挨不过，只得说出实话：“我本名大悲，在苏州当和尚，见天下大乱，想趁机取富贵。”
取富贵的道儿很多，大悲和尚非走这么危险的“捷径”，而且连皇家宗谱有谁都不清楚，就敢夜叩宫门，真是胆大脑残之辈。
阮大铖听说这件事很兴奋，想通过此案攀引得罪过自己的东林党人。老小子能写，笔头快，几天之内就弄出一个涉案人员排名，为了更形象化，他造出“十八罗汉”“五十三参”，把东林党人一个一个罗织其中，煞有介事，“罪行”历历，却完全是“文学创作”。
还好，马士英不想惹麻烦，对大狱不感兴趣，主动把此案压下，只以“妖言罪”杀了大悲和尚了事。
大和尚富贵没有享到，这回倒无头一身轻，西归去也。
按倒葫芦又起瓢。
“大悲案”正审着，河南巡抚越其杰上报，说是当地有个妇人，自称是弘光帝当“德昌王”时的妃子童氏，据说在明末战乱中与王爷离失，现已经派重兵护送入南京。
本来是想讨好皇帝，谁料大胖子弘光帝见疏立刻拍案大怒：“我哪里有这么一个童妃！”一脚就把桌案踹翻了。
结果，弘光二年三月初一，“童妃”刚入南京，立即被逮入诏狱，遭到严刑审问。
不久，锦衣卫送上供词，弘光帝御览：
“妾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之人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氏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妾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名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
一看这供词，弘光帝就来气：“我从前只是个王爷，何有东宫、西宫之说？两个妃子姓名不差，一个病死，一个兵乱时自杀，这位‘童妃’，即使有这么回事，郡王娶妾，何来‘册封’之说？”
愤怒之余，朱由崧提笔在案卷上猛写猛批，可以说是他当皇帝一年来最认真批签的一个文件。
可以想见，“童妃”肯定是个见过世面的戏迷“二百五”，可能在战乱中遇到过福王府的侍女，知道一些福王藩府中的事情，然后充分发挥想象力，自编乱造，说不定是想给自己宁家庄的亲骨肉找个富贵皇帝爸爸。
找谁都行，找到弘光帝，那就是找死。
而且，这位“童娘娘”完全是戏子风范，在河南至南京的途中，她一直以“皇后”自居。所经州县，地方有司只要贡献略薄，她会立刻破口大骂，甚至掀桌撩席，完全是市井泼妇的本色。有时，看见有马屁精官员跪于道左迎谒，“童娘娘”肯定会自掀轿帘露出大粉脸，娇滴滴脆生生喊一句：“免礼！”往往吓人一跳，“闻者骇笑”。
虽然举止轻浮，这位女子却是个“文学女青年”，她在狱中执笔挥洒，写出一篇让好事者可以下泪的情实始末：
中宫臣童氏谨奏，为臣义原不可逃，臣情百有可怜，事属彝伦，计关宗社，密控从前掖庭始末，译（详）诉临歧天语叮咛，沥血再陈，仰恳慈鉴事。
臣具有别离情由事一疏，奏圣旨：“童氏系假冒，着该抚驱逐，其主使奸臣，一并严究。钦此。”臣拜捧之余，心魂交碎，血泪成枯。其来历始末，已细细述之广昌伯矣，不敢复为渎听。其家人骨肉之言，细微琐屑，人所难知，人所难言，臣不详切再陈，谁为臣代吁乎！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臣自福藩侍中宫，此民间士庶，犹之糟糠妻也。今值龙飞九五，普天之下皆沾恩泽，而臣犹遭弃捐，故旧不遗，想非仁慈之主忍弃置者。
独记辛巳二月，贼寇临城，亡在旦夕，于十三日三更时分，皇上亲语分付。彼时东西两宫，俱是花言巧语，惟臣质实可保，命臣逼死东西两宫。如贼进城，可藏民间，俟便逃出，期十日可遇。此十三日三更时分叮咛天语也。
缓延一日，至十五日，河南府城为贼陷没，臣同奶子苗氏怀抱金哥往煤山，三日后而遇贼。此臣致陷之缘，并皇上临歧叮咛可记忆者。
犹记皇上出城时，止携金三两，别无他物。身穿青布小袄，酱色主腰，戴黑绒帽，上加一顶乌绫首帕。临行，尚穿白布袜绸脚带，匆忙中始易白布脚带，是臣亲为裁折，皇上宁失记否？此皇上临歧衣冠形容，历历可记者。仓猝分散，天语谆切，口血未干，言犹在耳。
且太子为社稷之本，宗嗣之续，臣身收认关系犹小，而太子关系宗庙社稷，天下人民瞻仰者大。为臣母子被陷贼中，不便直认。从来国难蒙尘，散而复聚，离而复合，代不乏种，岂以患难流离，而夫妇恩义遂至断绝？
或谓臣当日在宫中，性过鲠直，不合于众，今日艰苦备尝，岂复有不体人情，故性复萌者？与其留臣腆面偷生，令臣民知国母明知皇上忍心谓之假冒，留一不明不白之疑，成一若是若非之混局，何如容臣直叩御首前，面为剖质？
皇上若忍弃置，身甘斧锧，犹得望见君门，死而无悔。
臣赖祖宗之福，皇上之恩，诞生一子，厥名金哥，掌上之珠，咬痕在腋，患难携持，万死一生，不忍弃，无非为皇上三十无子。而现在皇子混处民间，终同草木枯朽，臣得罪于祖宗不浅矣。此时不敢望皇上收认，只是金哥原系皇上骨血，祈念父子至情，遣官察取，臣即髡发自尽，亦所甘心。
从《爝火录》中收记的这份供词看，谬误百出，漏洞多多。编造出的细节，乍看有模有样，仔细思考，根本禁不起任何推敲。
案词中，所谓“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她为弘光帝生子“养于民间”二事，为戏中高潮，估计有不少渲染是狱中文吏所润色——这就说明，狱吏中也有不少人为这位“童妃”所感，戏迷惜戏迷，难怪假亦能真。
此事传得沸沸扬扬，连马士英都私下同人讲：“人非至情所感，谁敢冒称陛下之妃！”
至于东林党人，更是坚信弘光帝是厌恶糟糠之妻，喜新厌旧，并四处嚷嚷，大造舆论。
弘光帝这个气啊，而且是又急又气，急的是冒出这么桩离奇的“婚事”，气的是妖妇如此大胆，敢冒充自己的“另一半”。
怒极之下，他下令锦衣卫不给“童妃”吃食，把这位“娘娘”活活饿死。
本为“锦衣玉食”而来，结果，遇见的是“锦衣卫”，吃的是空气食，文学女青年加女戏迷，终于在高墙内断命。
“南渡三案”中影响最大的，要属“北来太子案”或“南都太子案”。
大概在“大悲和尚案”发生的同时，即1644年年底，鸿胪寺少卿高梦箕有个仆人名叫穆虎，自北方逃难往南京方向赶路，半路遇到一个年轻人，二人结伴而行。晚间住宿，穆虎忽然发现年轻人的内衣织有龙纹，大惊而问，年轻人回说：“我乃皇太子也！”
穆虎一路小心巴结，南行途中对年轻人呵护有加。
转年开春，穆虎到南京，立刻把这件事禀告主人。高梦箕闻言，脑子一热，立刻密报弘光帝，同时派人把这位“太子”送往苏杭一带，半是保护，半是软禁。
这位小爷不知收敛，四处招摇，元宵灯会，稠人广众之中，观灯浩叹，唯恐周围人不知道他是“崇祯太子”。
弘光帝非常紧张，不辨真伪之余，马上亲笔写信给这位“太子”，让他入南京一见，并让宦官李继周派人把这位年轻人从金华带入京中。
野史载，李继周、杨进朝二位宦者（皆东宫侍奉太子的旧人），见到“太子”后，马上就抱住他的脚痛哭，似乎“太子”是真。据笔者忖度，估计李、杨二人为利益所迷，觉得弘光帝本人都有亲笔信给这位小爷，已经认假为真，他们不该居于人后。
“太子”见二位宦官把自己当“真品”，还有弘光帝的亲笔信，自信心大增，开口就问二位宦者：“汝辈迎我入南京，是让皇帝之位与我坐否？”
二位宦者泪眼正迷离，听“太子”这样一问吓得不轻。宦官都是人精，他们看到周围卫士众多，答话可不能有所疏失，二人忙跪禀：“这事，小的们不知。”
但是，李继周、杨进朝二位东宫旧人拜哭“太子”之事已经传出，途经杭州时，城内巡抚及阖城文武官员均上前拜谒。江南一带百姓雀跃，皆传太子逃出生天，来到南京。
弘光帝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立刻派人把李、杨两个宦者秘密逮捕，板子、夹子、绳子一齐上，把这两位“群众演员”活活打死。殊不料，这样一来，授人以柄，更显得弘光帝有杀人灭口之嫌。
东林党、复社一系的人终于抓住把柄，四处煽风点火，大造舆论。后世之人研究南明史，往往把“正人君子”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当作信史来读，不仅误认为“北来太子”是真，还深信“童妃”也是弘光帝“原配”。其实，黄宗羲当时做得更过头，文笔之中，他甚至影射弘光帝本人都是假冒的，连从河南跑来的弘光帝嫡母邹太后，在他笔下也成为冒牌货。
后来，数位东林系文友纷纷大做文章，撰写“回忆录”“亲历记”，对此大肆附和，扰乱视听——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斥责马士英奸人弄权，树假为真，弘光帝之帝位不正。马士英是奸人，弘光帝淫庸，都不错，但弘光帝确确实实是福王正身，按伦序也应得立，黄宗羲等人捏造事实，完全是党争行为，是文人以笔墨宣泄报复，发泄门户私怨。
但是，由于黄宗羲等人活得长，他们又以“正人”面目出现，当时后世，他的《弘光实录钞》以及他弟子、党人的作品，哄住了不少人。
所以，马士英上疏中所弹劾的东林党人丑行，不是全无根据：
缙绅之贪横无耻，至先帝末年而已极。结党营私，招权纳贿，以致国事败坏，祸及宗社。闯贼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贼者强半。侍从之班，清华之选，素号正人君子之流，如科臣光时亨力阻南迁之议而身先迎贼，龚鼎孳降贼后每语人以“我本要死，小妾不肯”为辞。其他逆臣，不可枚举。台省不纠弹，司寇不行法，臣窃疑焉。更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钟劝进未已，复上书劝贼早定江南，寄书其子，称贼为新主，盛夸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摇惑东南亲友。昨臣病中，东镇刘泽清来见，诵其劝进表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又闻其过先帝梓宫之前，扬扬得意，竟不下马。臣闻之不胜发指……（《小腆纪年附考》）
由于东林党人的煽动，南京士民更是个个义愤填膺，本来他们就恨马士英等人专权贪黩，如今有“太子”入京而被囚禁，百姓们终于找到宣泄口，公开叫嚷要替太子“申冤”。
小民之见，大可不听，但军头中有人出面，不能不让弘光帝心慌。
“四镇”之一的黄得功出于公忠之心，上疏说：“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系何人辩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颜者少。即明白识认，亦谁敢出头取祸乎！”
众议纷纷之下，弘光帝不敢怠慢，一再嘱咐执掌诏狱的人不要对“太子”用刑，并让人拿出北京皇宫的样式图叫“太子”辨认。
当时，这位小爷很聪明，估计事先做过一些准备，竟然能指出皇后和东宫的位置。三月初，众官会审，他还认得出哪位是太子东宫从前的日讲官方拱乾。
但是，等到曾亲教太子读书三年的弘光朝大学士王铎出场，假太子马上原形毕露。
首先，真的崇祯太子浓眉大眼，声高背厚，行庄立肃，有储君之风（现在的电视剧中，无论是崇祯帝还是康熙，不管是汉武帝还是唐明皇，皆侧倚斜坐，完全无人君之风。古代帝王，当王子时皆受正统教育，个个会摆端庄之态，绝不似电视剧中皇帝们的作风），而这位假太子，唇红齿白，清秀伶俐，一看就是个人精。
所以，王铎看一眼即知此人是假，便上前问：“你认得我吗？”
“假太子”不知这位爷是谁，本能地回答：“不识。”（估计王铎长相不如方拱乾有特色）
“你在何处接受大臣的讲书？”王铎问。
“太子”想了想：“文华殿。”（其实应该是端敬殿）
王铎问：“案几之上，平时所置何物？”
“太子”懵懵然，回答不出。那样的细节，现编是编不出的。
又经一系列质问，“太子”汗流色战，呆在当场。
王铎知其是假冒，便大喝左右锦衣卫把这位小爷绑上。
这一折腾，年轻人忽然下跪，泪流满面，招供说：“小人名叫王之明，乃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南逃途中，遇见穆虎，他教唆我冒充太子，本来是想到各地方官员处敲诈些钱财……”
不仅王铎察觉王之明是假太子，在朝曾经给真太子朱慈烺讲过课的刘正宗、李景廉以及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都认定他是假冒。所以，弘光朝满朝大臣，当时绝对是在场静观，皆知此太子为假太子。就连在外地的史可法，也根据左懋第从北京发来的秘密报告，上疏弘光帝表示这个太子是假冒的。
日后，“太子案”之所以沸沸扬扬，皆是东林一系好事者所为。
如此，真相大白。高梦箕家的仆人狡黠（不排除稍后高梦箕本人有想拥假太子入福建称帝的可能性），最初可能只想让他冒充太子合伙骗银子，谁知越玩越大，最后把好多人都玩了进去。
即使如此，弘光帝也没有即刻派人杀掉王之明，并对臣子们说出下列掏心窝子话：
“先帝（崇祯帝）与朕，初无嫌怨，朕岂因贪图天下而害其血胤之心！但太祖之天下，不可以异姓顽童混乱之！”
两个多月后，南京被清军攻陷前，一群乱民入狱劫持“假太子”，为他穿上戏服当龙袍“登基”，最终为明朝大臣赵之龙所弹压，并持“伪太子”向清军投降。
弘光帝被擒后，多铎还故意设宴，让伪太子坐在弘光帝上首，质问：“崇祯太子逃难而来，你不让位，又下狱关他，于心何忍？”
弘光俯首不答。
多尔衮、多铎这些大清廷权贵，绝非好杀好打的简单武人，他们皆是心机险刻之人。北京的崇祯太子是真，他们力称是假，杀之；南京的太子是假，他们反而当众声称是真，做过“道具”后，押往北京，秘杀之。真真假假，依时局而定，真是阴险毒辣！
纵观“南渡三案”，离奇曲折，很简单的事，愈演愈烈，究其缘由，最主要是弘光君臣腐败，小人在朝，民心不附。
弘光一朝，文恬武嬉，腐败成风。国难当头，南都士大夫彻夜饮酒观戏，欢呼雀跃，比承平之时更加奢侈安乐，毫无失君亡国之痛，只有麻木不仁、恬然安乐之心。同时，为了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南京小朝廷大肆搜刮、敲骨吸髓，时时加派，四镇四处抢掠，竟公开声称“奉命打粮”，最终使得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太子案”的最大后果是左良玉起兵南下，上演南明弘光朝最大的窝里斗。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弘光朝廷还就崇祯帝的庙号和谥号之事争论不休。
弘光帝继位后，为崇祯帝所上的庙号是“思宗”烈皇帝，大臣赵之龙认为这个庙号不是太好，上奏要求改动。弘光帝不许。
最后，礼部官员余煜据理力争：
按谥法：道德纯一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先帝（指崇祯帝）忧勤十七年，念念欲为尧、舜者也，遭家不造，乱阶频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于欺君，率致误国，于先帝何咎焉？道德纯一则似泛，追悔前过则似讥，于觐扬无当也。且唐、宋以来，未有谥“思”者。周之思王、汉之后主，闇弱何足述乎！
谥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国破家亡，以身殉国，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谥法之谓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汉之昭烈、魏之烈宗、唐之光烈帝，未尝殉难也。他日书之史册，将按谥法乎，不按谥法乎？故曰“思”“烈”二字举误也。
然则谥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考订古今，不得已而拟其似，当谥曰毅宗正皇帝。
所言义正词严，心怀鬼胎的弘光帝不得不下诏批准。
八十万众齐渡江
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的反叛
左良玉与弘光朝权臣马士英的矛盾，其实也可以追溯到“党争”的源头。
最初提拔左良玉为副总兵的文臣侯恂，本人就是东林党人（这位侯恂，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他儿子就是孔尚任所撰传奇剧本《桃花扇》的男主角侯方域）。左良玉最早在辽东当兵时，因抢劫军装曾被判死罪，同案的哥儿们一人顶罪，他就被改判为免去都司之职。左良玉在昌平再投军时，侯恂时任昌平总督，对他信用有加，二人之间的“私恩”正是在彼时结下。
出于门户之见，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自然害怕左良玉成为东林党的队伍。其实，东林党根本指挥不动左良玉。
弘光帝继位初，由于左良玉见事起仓促，自己又没参与“策立”，很不情愿，不想拜受新帝诏命。多亏以兵部侍郎身份督军江西的袁继咸以及湖广巡抚何腾蛟苦劝，左良玉才勉强承认弘光帝。
当时的南明，论军事实力，左良玉手下兵源最广，有八十万众，号称百万，阅兵之时，武昌诸山旗帜飘扬，山谷皆漫，远望天边无沿。但是，由于他手下兵丁皆是昔日的“群贼”，非常不好统领。
这支大军，人心不齐，各自思变，如果驭之以忠，导之以礼，就是一支铁军；假使主帅本人三心二意，居心叵测，这支如散沙暂聚的大部队，很可能有样学样，层层造反。
弘光帝初继位不久，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受左良玉之托去南京拜谒新帝，实际上是入朝观察弘光帝，为左良玉当探子。
黄澍，是明末那种爱出风头的士大夫，自恃背后有八十万左军撑腰，才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痛斥马士英是奸臣，狠抽老马大嘴巴，又用手中笏板猛砸，差点儿断送马士英的政治生命。
当时，马士英说服弘光帝并得以还朝后，自然要报复黄澍，便派一个与其有私怨的人上告他受贿，据此免了黄澍的官职，还要派锦衣卫逮捕他入狱。
关键时刻，左良玉以“兵乱欲南下索饷”为名，向马士英施压，最终弘光朝廷没敢逮人。
黄澍跑入左良玉军中避难。
别看黄澍痛打、痛骂马士英的一番表演很卖力，其人实际上不是什么好东西。后来，正是在他的强力主张下，左良玉之子左禁庚投降清军，所以说，搞投降、搞阴谋，这个人非常积极踊跃。
黄澍最终的“大节”，远不如为南明殉国的马士英。
黄澍没能把马士英怎么着，马士英也没能把黄澍怎么着，但左良玉因为黄澍与马士英关系紧张，一下子成为马士英的对立面。
黄澍火上浇油，天天在左良玉面前痛陈南京太子之冤情，劝左良玉发兵到南京“清君侧”。
当时李自成余部在清军追击下遁入襄阳地区，先前与农民军作战屡战屡败的左良玉心中着慌。正犹豫之间，他正好拿“南都太子案”当借口，提兵东下：一来躲避兵锋，二来拣软柿子捏。于是，左良玉对外声称奉“太子”密谕，向南京发兵去“救驾”。
出兵需要“名义”，左良玉四处散发檄文，表示发兵的目的是“讨伐”奸臣马士英。
左良玉出兵前上疏揭发马士英八大罪状，非常具体。他手下文士撰写的檄文非常好看，可谓字字珠玑：
盖闻大义之垂，炳于星日；无礼之逐，严于鹰鹯：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
奸臣马士英，根原赤身，种类蓝面。昔冒九死之罪，业已侨妾作奴、屠发为僧；重荷三代之恩，徒尔狐窟白门、狼吞泗上。会当国家多难之日，侈言拥戴、劝进之功；以今上历数之归，为私家携赠之物。窃弄威福，炀蔽聪明。持兵力以胁人，致天子闭目拱手；张伪旨以詟俗，俾臣民重足寒心！……江南无夜安之枕，言马家便尔杀人；北斗有朝彗之星，谓英君实应图谶。除诰命、赠荫之余无朝政，自私怨旧仇而外无功能。类此之为，何其亟也！
而乃冰山发焰，鳄水兴波。群小充斥于朝端，贤良窜逐于崖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列猪猳，如阮大铖、张孙振、李宏勋等数十巨憝，皆引之为羽翼，以张杀人媚人之赤帜；异己者德并苏黄、才媲房杜如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等数十大贤，皆诬之为朋党，以快如虺如蛇之狠心。
道路有口，空怜“职方如狗、都督满街”之谣；神明难欺，最痛“立君由我”“杀人何妨”之句！
呜呼！江汉长流、潇湘尽竹，罄此之罪，岂有极欤！若鲍鱼蓄而日膻，若火木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瘈狗，遽敢灭伦；收闯、献之猕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镇，太尉朱泚之故智，几几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宫，宇文化及之所为，人人而知之矣。是诚河山为之削色，日月倏兮无光。又况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内怀忠之士，谁不愿食其肉；敌国向风之士，咸思操盾其家。
……
泣告先帝，揭此心肝：愿斩贼臣之首，以复九京；还收阮奴之党，以报四望。倘惑于邪说、诖误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挥、或树义兵之仇敌，本藩一腔热血，郁为轮囷离奇；势必百万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祸近在目前，水火无情之时追维痛心。敬告苦衷，愿言共事。
呜呼！朝无直臣，谁斥李林甫之奸邪！国有同心，尚怀郑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养士之德，岂其决裂于佥壬？大明朝十五国忠义之心，正宜暴白于魂魄。速张殪虎之机，勿作逋猿之薮！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载之厨，椒盈八百：国人尽快，中外甘心！
檄文文采斐然，朗朗上口，大义凛然。但是，从起兵性质来讲，左良玉的兴兵，是不折不扣的谋反。
正是他的兴兵内斗，才在最大程度上加速了南明弘光政权的灭亡。
左良玉大军出发时，为造成不可挽回事实，派兵把武昌烧掠一空，并劫持巡抚何腾蛟一起随军。
何腾蛟是文臣，深知造反是灭族覆宗之事，本来想自杀，却为左军逼持，拥入船中。左良玉本邀他同上指挥大船，何腾蛟宁死不从，左良玉只得派四名壮汉将他严加看守，单置于一船。在汉阳门停船时，何腾蛟身着官服跃入水中。他水性很差，顺水漂流，漂浮二十里后竟被渔船救起。
看守他的四个军将非常倒霉，怕左良玉找他们算账，几个人稍一合计，集体跳江自杀了事。
造反大军蔽江而下，气焰蒸腾，从汉口直达蕲州，沿江杀掠。到九江后，在当地督军的文臣袁继咸前来迎接，苦口婆心地劝左良玉回心转意，不要自相残杀，他说：“您称有太子手谕，可否告诉我是谁送给您的？况且，先帝旧恩不能忘，今上（弘光）新恩也不能负！”毕竟弘光帝升左良玉为侯爵，也算是有恩了。
见左良玉沉默不语，袁继咸以督师之重，亲自下跪，遍拜船上诸将，恳求他们爱惜百姓，不要肆意杀掠。诸将动容。袁督师语重心长，反复陈说，“兵谏”之事，出于不正。作为臣子，干出这等事，道义上就已经落了下风。
怕军心动摇，左良玉态度有所软化，答应袁继咸不占领九江城，并把从前所发的“檄文”修改成“疏奏”，“清君侧”变为“请清君侧”，语气上大有变化。
但是，左良玉部下人员极其复杂，流贼、骗子、野心家多多，不少将领已经暗中约结九江城内袁继咸部下的兵将，里应外合，当晚就攻下九江。左军将士蜂拥而入，在城内烧杀抢掠。
在江上望见九江城内火光冲天，已经身患重病的左良玉于舟中惊醒，顿足大叫：“我负袁公！”
想自己重病在身，造反事实已成，吉凶难卜，左良玉百感交集，悔忧攻心，吐血数升，昏死过去。
这位侯爷死得很不是时候，他眼一闭，就再没有睁开。
左氏军将并未停止行动，他们推拥左良玉之子左梦庚为主将，继续杀伐，劫持袁继咸，烧掠彭泽、左流、建德后，再下重镇安庆。
弘光朝廷大惊，在召黄得功前往抵拒的同时，又命史可法回援。
在左良玉兴兵的同时，清军自归德也开始大规模进攻。归德至象山八百里间，南明竟无一兵防堵，扬州、泗州、徐州之地，势如鼎沸，人心惶惶。
史可法救火一样，在清江浦召集军事将领开会议事后，渡洪泽向泗州进发。
清军为了分兵势，忽然变成两路，一趋亳州，一趋砀山，汹汹而来。
四月三日，史可法正准备督大军正面堵截清军，弘光帝派人送来手诏，让他即刻率兵赶往庐、皖上游，以扼左良玉大军的攻势。史可法上书痛陈左良玉军不是主要敌手，指出左军未明言造反，只言“清君侧”，并表示自己可以只身往谕，大不了给他个王爷封爵，可以与其释解前嫌，一同赴前线抗清。同时，史可法力争急谏，三次上疏报急，请弘光帝下令各部镇军，分屯泗、临、淮、凤阳、寿州等地，控淮河防线，堵遏清兵渡淮。
史可法还写信给马士英，乞求他以国事为重，赶紧增兵，集中力量抗击最凶恶的敌人——清军。
听闻清军攻破亳州的急报后，弘光朝廷本末倒置，竟然还有心思在南京把牵入“顺案”中的几个官员处斩，然后再召集大臣商议抵御之策。
有人建议应先防清军的进攻，对左良玉军示以招抚之意。
马士英不顾阁臣仪态，破口拍掌大骂：“你们这些东林狗党，想借防江为借口，纵容左良玉逆贼入犯南京！清兵至，犹可以议款讲和。如果左逆得志，你们东林党人高官厚爵，唯独皇帝与我二人难免一死！我宁可死于清军之手，不死左逆刀下！”
对此，弘光帝不发一言，如泥胎一样，脸上也无任何表情。群臣噤口。
马士英派人拟旨，切责史可法，让他带兵入援。阮大铖当然是遵马士英之命，以兵部尚书身份督黄得功、刘良佐二镇堵截左军。
黄得功很有勇略，在江上迎头痛击左良玉军，灰河、荻港二战，打得左军掉头鼠窜。
左军虽败，但因江北空虚，清军乘势一举攻占泗北淮河桥，顺利渡过淮河，并于四月十七日逼近扬州坚城。
徐州方面，南明总兵李成栋早在四月八日就弃城不守，南奔扬州。
左梦庚手下军队败后，减员不少，但仍旧有二十万之众。如此一支大军，竟然不战而降。五月十三日，左梦庚在九江附近向清将阿济格投降。
当时，阿济格并非专门去打左梦庚，而是追击李自成残部正好赶到那里。左军不仅不以逸待劳打击清军，反而以众降寡，连阿济格开始时都不敢相信是真降。而为左梦庚拟降文的“大手笔”，就是先前一直撺掇左良玉与南京方面反目的巡按御史黄澍。
左梦庚很快就入京陛见清帝，被指入汉军正黄旗。当年十月，他深体主子心意，主动上疏清廷，要清廷防范他从前那些手下，出主意以各将家属为人质，以此更便于挟制他们。后来，山西的姜瓖，据大同叛清，左梦庚身先士卒，无比“英勇”，攻克大同左卫，得授正黄旗汉军都统。五年之后，这条清廷狼狗病死于家中。
降清明将中的“一把手”，一般的境遇，是养在北京闲置，比如刘良佐、左梦庚、董学礼等，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入旗后都是投闲置散，算是颐养天年，得了善终。比如刘良佐，他在顺治五年随谭泰征剿江西金声桓，然后一直任散秩大臣至死。左梦庚仅仅在顺治六年随阿济格到大同与姜瓖作战，之后没有什么作为。河南的董学礼一直到顺治十六年才有机会出山，郑成功北伐时，他出任随征浙江总兵官，驻温州防剿，事后调往湖广参加围攻李来亨。然而，清朝对著名降臣手下次一级的将领，却往往放手任用，不仅让他们领兵作战，还对他们极力提拔。降而又反的，有李成栋、金声桓、王得仁、姜瓖等人；而一直为清朝卖命的如李国英、卢光祖、田雄（原黄得功手下总兵，把弘光帝抓住献给清廷的那位），都升迁迅速，不少人很快成为清廷镇守一方的大员。
人们往往以为明朝的降臣们被清廷编入旗籍是一种荣耀和奖赏，其实并不完全准确。降将入旗，他们对于“旗主”就产生了一种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其日常行动，甚至家居生活，都要受到八旗各级官员（特别是佐领）的监督和控制。这样一来，那些明末以来牛哄哄、拥兵自重的武将入旗之后，就只能乖乖给满人或者汉人旗主当“孙子”，连出城扫墓、与其他人往来，都要禀明旗主。
左氏父子以“清君侧”为名的内叛，使得弘光朝廷在清军大敌当前的危险时刻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为清军迅速扫平江南创造了最佳条件。所以，左军叛乱，其实是造成南京弘光朝廷崩灭的直接原因。
几十万左军面对凶恶但兵力薄弱的清军，竟然不发一矢，齐齐解甲投降，这真是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可悲的是，日后清军迅速扫平江南的战斗中，这支昔日不战而降的大军，顿时变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打起南明军队来势如破竹。
左良玉军队向清朝投降的将领中，不少人都参加过明朝的辽东战争，是和清军打过硬仗的指挥者。金声桓、卢光祖、李国英、徐勇、郝效忠等人，日后都成为平灭南明的主力干将，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
相比于这些武夫，文臣出身的督军袁继咸一身忠骨。他被左梦庚押解到清营后，拒不投降。多尔衮劝降，他写字回答：“大官好作，大节难移；成仁取义，前训是依。文山、袁山（袁山，袁继咸自号），仰止庶几。”见到清朝王爷，他一直长揖不拜；清王为他设宴，他不饮亦不言。送北京途中，自缢不死，绝粒八日又不死。入京后，清朝内院学士刚林劝他投降，对袁继咸说：“我大清朝廷为明讨贼；今贼未绝，您入仕，可为明帝报仇。”袁继咸曰：“讨贼者，新朝之惠也。今弘光何在，而臣子图富贵乎？”刚林又说弘光帝昏庸。袁继咸说：“君父之过，臣子何敢知！”囚牢之内，他幅巾衲衣，端坐读书，坚持不剃发。关了近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被清廷处死。临死，袁督师高言：“吾得死所矣！”坚贞不屈的忠臣，慕文天祥之节义，以死明志，不愧为大明义士。
数点梅花亡国泪
史可法血洒扬州
史可法受弘光帝诏旨，日夜兼程奔至南京附近的燕子矶，得到黄得功击败左良玉军的消息，他心中稍感宽慰，准备入南京陛见皇帝，拜慰老母。
不料，马士英等人唯恐他入朝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产生威胁，怂恿弘光帝发一手诏：“闻北兵（清兵）南来，卿不必入朝，速回扬州料理军务。”史可法无奈，只得回转。临行，他作《燕子矶口占》一诗：
来家不见母，咫尺犹千里。
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清军方面，占领徐州之后，分兵进围盱眙和泗州。此时，盱眙的地理位置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失陷，清军自盱眙东南可以直抵淮安，从正南出发，一直可至扬州，从西南又可径抵浦口，如此，盱眙只要失却，扬州就会面临三面被围的险境。
史可法急得心内冒烟，立刻檄调黄得功、刘泽清等镇兵驰援，他率手下兵马，先行往盱眙方向飞奔。
四月十二日，他在天长刚刚喘口气，就收到盱眙守将降清的消息。情急之下，史可法想进援泗州，刚刚出发，又传来泗州守将投降的确切情报。
史可法悲愤交加，只得带人急奔扬州。
豫亲王多铎统领清军，人数虽然不多，却一路得城占地，如入无人之境，心中好生诧异。
占领战略要地盱眙和泗州后，他反而十分谨慎，深恐明军诱敌深入，决定暂缓攻势，休整部伍。
降清的许定国却摩拳擦掌，力劝多铎要一鼓作气，不要给明军喘息的机会，直捣扬州。
多铎犹豫，表示说江北多雨泥泞，地形复杂，怕轻易深入会陷入史可法的埋伏。
许定国屈下老膝盖跪禀：“王爷，我在这里经营多年，对周遭十分熟悉。明军江北防地，一片空虚。原先确有四镇大兵，但黄得功、刘良佐二镇已被调往江上同左良玉军争斗，现今只有刘泽清一部与高杰残部，人人心怀鬼胎，早无斗志。如果王爷能早做决断，我许定国甘为前锋，愿效犬马之劳！”
多铎一听，深觉有理，果然提兵直向扬州杀来。
由于哄传许定国引清朝大军来扬州要寻高杰部下报睢州之仇，高杰的外甥李本深被副将吴胜兆等人撺掇，竟然裹胁高杰夫人邢氏与高杰幼子，纵容兵士在城内大掠一番后，逃出扬州，去往寿州。倘若当初史可法受高杰儿子之拜为其“义父”，高部士兵心中会因小主人与史可法的“父子之恩”而卖命于他。如今，兵荒马乱之际，众将无主，又感觉史可法待他们无恩，竟然在关键时刻弃他而去。
高杰部将李成栋驻军高邮，听说自己的老友们都跑了，他不敢怠慢，拉起队伍也跑了。
这些高部士兵的逃跑，使得南明又丧失了一道重要防线。
高部诸将皆想渡江逃往南京，马士英忙命郑鸿逵扼守江口，发炮相击，打死不少高部士兵。
叛将许定国率领清军一路无阻，顺利到达扬州城下。
到了这个时候，由于太过容易就行进到扬州，许定国心中开始打鼓，发毛得厉害。他开始思忖：是否史可法真有什么秘密部署，引敌深入，要把清军一网打尽？
胡思乱想好久，许定国劝与自己一同充当前锋的满将汉岱暂时在扬州就近的斑竹园一带停留，观望形势，等待多铎王爷的主力清军。
忧懑之下，史可法得报，扬州城外运河中忽然有大批明军战船驶近，乃是自淮安而来的刘泽清部。
大喜过望的史可法亲自去码头迎接。岂料，刘泽清等人并不下船，站在那里嚷嚷说，他们不是来援扬州的，而是去南京“勤王”——其实，刘泽清见盱眙、泗州不保，心中害怕，便假称接到圣旨，逃往南京。
史可法大怒，立责刘泽清：“左良玉兵已被黄得功击败，何来旨意要你去南京？”
刘泽清无语。呆怔片刻，他表示要重回淮安驻守。想请他救援扬州就地卖命，他绝对不干。于是，这支南明的精兵扬长而去。
接到史可法的求援信后，确实也有数部明军来援，如兵部主事何刚、左都督刘肇基、副总兵庄子固以及职方郎中黄日芳等人。但这些人手下兵士根本不多，几部相加之后，保卫扬州的明军不过万把人。
倘使刘泽清对明朝有一点儿忠心，能派兵留下来，扬州守卫的形势会顿然改观。
四月十八日，清豫亲王多铎率主力赶到，后续部队也陆续赶到，渐集十五万大军于扬州城下。
当清军主力未完成最后的集结之时，明将刘肇基劝史可法乘清兵不备，派兵出城背城冒死一战。
史可法本人并不知兵略，推辞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如此，坐失千载良机。
扬州旧城西门一带地势低下，城外有高丘耸然，俯瞰城中，最难守御。史可法凭一腔对大明朝的忠心，主动担当此地防守。
城外高地之上，乃明朝阁臣李春芳的家族墓地，其上长满高树灌木。兵将们劝史可法派人烧掉树木，以免清军在那里藏兵架炮。史可法极其迂腐，认为不应踩毁功臣坟茔，不听。
如此一来，后患重重。
由于清军用于攻城的大炮还未运到，他们没有即刻贸然攻城。
多铎多次派人持书劝降，最多时一天来使五人，皆为史可法所拒，焚书逐使，坚决不降。
深知扬州必陷，史可法已持殉节之心，他召跟随自己多年的副将史德威入室，想以他为嗣，托以后事。
史德威力辞：“相公为国杀身，我义当从死，何敢偷生！”
史可法向史德威下拜：“我为国亡，希望你为我而存身，善养我母！”
无奈，史德威泣拜受命。
史可法写五封遗书，一上其母，一致夫人，一致叔父兄弟，一付史德威（证明他入嗣史可法），一书致清朝多铎，并嘱咐史德威说：“我死之后，当葬我于太祖皇帝之侧。如不能，则葬于梅花岭。”
史可法给多铎的遗书很简单，寥寥数语，估计是想让对方手下留情，不要伤害百姓：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
四月二十一日，史可法写给母亲、夫人的遗笔，最显大英雄苍凉心态：
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可）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今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母亲）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叔父、叔伯兄等）大家照管。岹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这一天，甘肃镇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率四千多人“入援”。但此二人来入扬州，非是矢志援救，而是见风使舵，想拥劫史可法投降清军以求富贵。
晚间，二人入大营见史可法，劝他一起投降清军，遭史可法怒斥：“扬州乃我应死之地，汝二人欲富贵，可自图之！”
这两个败类见计不成，便于当夜二鼓斩关拔营而去，临行，他们还引诱护饷的几支明军一起出城降清。
二十四日，清军的红夷大炮自泗州运来，试放一炮，直飞扬州府堂，落地轰然，扬州满城军民惶怖。
自此，清军围攻益急。
二十五日，清军蚁附，密密麻麻，展开猛攻。史可法下令开炮，轰死数百清军。
多铎大怒，亲督劲卒，下令用巨炮猛轰。在史可法的感召下，守城明军血战，杀掉不少进攻清军，城下叠尸如累丘。
清军奋不顾死，踩着积与城平的尸体，先有二卒登城，守兵心散溃败，清朝大军最终蜂拥而上。
扬州告陷。
见大势已去，史可法让副总兵庄子固把自己杀掉，后者不忍下手。
史可法抽出刀来，欲自刎殉节。
庄子固与另外一个参将抢持，刃下不深，血溅官服。
史可法无奈，唤史德威把自己杀掉。史德威不忍。
史可法写给母亲、夫人的遗笔
众人拥史可法从城楼往外跑，想借清军没有完全占领全城之际，趁乱自小东门出城。
行至东门时，一行人发现那里已经有大量清兵拥入。正想折返，被清军发现，矢箭如雨，跟从史可法的庄子固等人当即中箭身亡。
史可法厉声问史德威：“攻城主将为谁？”
史德威：“豫亲王多铎。”
于是，史可法大声唤喝：“我史督师也！”
正在激斗的清兵非常骇愕。要知道，一般来讲，身陷绝地的敌军高级官员，往往避匿，极少有人会出来自暴身份。
清兵中一个汉人张鹰富贵心切，立刻冲上来，抡刀砍死砍伤充当卫士的明兵数人，生擒史可法，把他押到南楼城上见豫亲王多铎。
多铎没见过史可法，就唤先前投降的史可法幕僚杨遇蕃来辨认真伪。
杨遇蕃一见史可法，立刻向多铎点头，表示是史可法真身。
史可法轻蔑一笑：“我主动报名被擒，是想落个明白死，绝对不是假冒！”
多铎肃然起敬，待以宾礼，对史可法好言道：
“我们多次以书信招先生归清，先生一直不从。如今您已竭力报国，做到了一个臣子的责任，不能说是有负明国。如肯为我大清收拾江南，当以大官相酬！”
史可法闻言而怒：“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苟活，为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辱，只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
多铎劝诱：“史先生不见洪承畴吗？如降，必有大富贵！”
史可法：“洪承畴受先帝厚恩，不能以死报之，真畜生不如！我怎能学他。”
一直站在旁边屏声不吭气的降官杨遇蕃低声劝史可法，让他主动降清，以全一城百姓。
史可法高声叱骂：“你父亲只是一名校官，先前还能为国死节，况我大明阁臣，安能降敌！”
多铎怒起，快步向前，抽刀对史可法做欲砍状。
史可法迎立而前，伸颈迎白刃，高声道：“来，来，给我一个好死！”声色更壮。
多铎乃杀人不眨眼的屠夫，见此情景竟也连退数步，大叫：“好男子！好男子！”
他上前复劝，史可法背过身，默无一语。
多铎高言：“你既为忠臣，我当杀你，以成全你的名节！”
史可法脸色凛然，厉声道：
“城亡我亡，我意已决，把我碎尸万段，我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民，不可杀戮！”
清军中的数名汉将汉兵冲上，枪挑刀砍，杀掉了史可法大英雄。
为了在主子面前显示忠勇，这几个人杀掉史可法后仍不住手。血雾腾腾中，他们把已经倒在血泊中的大英雄肢解剁碎，变成一堆尸块。
豫亲王多铎脸色渐趋阴沉，呆立片刻，他下令清军对扬州屠城。
扬州城本来只有三四十万人。清军过长江后，对百姓残杀屠害，沿江一带幸存的百姓一路奔逃，不少人逃到扬州。当时，扬州城已经戒严，外来人民稽首长号，在城外哀求开门相纳。史可法不忍，令军士开门收纳。这样一来，使得扬州城内人数多达八十余万。
多铎令下，八十万人顿成鬼魂！
史德威被俘，自称受史可法之命为其后嗣。多铎派人对他百刑俱加。为查明真假，他又派许定国验看。最终，得知史德威不是别将假冒，就下令将他释放。
此时，距史可法死日已过了十二天。
扬州经十日大屠，处处皆是尸山血海，天气蒸热，尸腐不可辨别。
无奈，一年之后，史德威只能在梅花岭为史可法建一衣冠冢。
清军占领南京后，并没有对史可法母妻下手。三年后，盐城汉人起义，打着史可法的名号。清政府很紧张，立刻拘押了史可法的家属。
幸亏一名当年杀掉史可法的清军汉将稍有心肝，出面说：“当年攻克扬州，我为前锋，得豫亲王令，亲手杀掉史可法。今日之人，必定是假冒其名姓，何必为此拘其母妻！”
由此，清廷下令释放史可法家属。
史家之中，史可法有一堂弟史可程，降附清廷，优游林下四十年，晚年还与顾亭林等人诗文唱和，但从未有一诗一字言及他凛然捐躯的堂兄，可谓斯文败类！
扬州失陷后，刘肇基将军及四百军卒巷战至死；李应魁、何刚、楼云、江云龙、李大忠等二百多文武将吏，或搏斗而死，或自杀殉国。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马士英先前派到高杰余部接收兵权的心腹、扬州总督卫胤文，也能一死殉国，坚拒清军招降。他在城上指挥作战，血战到最后一刻。
由于扬州人民的殊死反抗，使得清朝王爷多铎大起杀心，下令屠城十天，总共杀掉八十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不可否认的是，史可法无将相之才，无论是策立问题、高杰身后军队处置问题、扬州城守问题，他均犯下严重错误。所以，弘光朝灭亡之速，史可法不无责任。
扬州军民可歌可泣，江北的明朝军队却怯懦如羊。高杰的部下李本深、李成栋等人，还有广昌伯刘良佐、东平侯刘泽清，均望风而降。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扬州城破后，共有二十四万明军缴械投降，其中总兵二十三人，副总兵四十七人。殊为奇怪的是，这些不战即降的军头剃头换装之后，为清朝打起仗来，顿时如同换了个人一样，勇猛无比，纷纷成为清朝平定江南、两广地区的得力干将。
铁蹄密麻震天地。南京，已经处于颤抖之中。
清末人绘的“扬州十日”图
忽喇喇华厦一时倾
弘光朝廷的覆灭
扬州已失，按常人的想象，南京城内，弘光帝、马士英应该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吧？
答案是否定的。
弘光帝终日与梨园子弟酣饮长歌，切磋台上和床上的“技艺”。马士英仍旧沉浸在击败左良玉军、运筹帷幄的良好感觉之中。对他们来讲，长江天险不仅仅是地理天险，也是他们醉生梦死的心理屏障。他们如此自欺欺人：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三万人可敌曹操数十万大军；淝水之战，八千东晋健儿击败苻坚百万兵。
在他们心中，长江天险说不定正是南明大翻盘转危为安的转折点。
这种天真的想法，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误读，更是对弘光朝廷自己的误读。
相比于三国时代的孙氏政权及东晋时期的司马氏政权，弘光小朝廷没有任何同仇敌忾之心，朝无正人，君臣贪淫，不可能负起大明中兴的历史重任。弘光帝本是昏庸之主，对于国家大事麻木不仁，天天热衷于修宫造殿和渔色听曲。
弘光帝继位后，短短数月竟然在南京督营兴宁宫和慈禧殿两大建筑，然后，他派宦者外出，四处为他选取“淑女”，并弄成吨的麻雀和癞蛤蟆到宫中，不顾恶臭，撷取雀脑和蟾酥，配制春药。此外，他还专心致志地与小太监趴在地上斗蛐蛐，以致得到“蛤蟆天子”和“蟋蟀皇帝”的绰号。
有个道士袁本盈，进献了一个春药方子，制作极其麻烦。
据说，弘光帝吃后，每每欲望大增，祸害死不少年幼的宫女。
一旦有人进谏，就会被这位皇帝一句驳回：“天下有老马（马士英）在，我又何虑！”
马士英是庸常之人，胸无大略，终日气骄腹满，结党贪黩，信用阮大铖，卖官鬻爵，搜刮江南。所以，时人在长安门上写下一副对联，把马、阮二人讽刺得一步到位：
弘主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羽公凯歌以休，且听阮中曲变。
如此君臣如此事，难怪以江南之广、财粮之富，最终弄得士气不振，人心涣散。
面对强敌逼境，弘光君臣还推行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政事”：追尊被朱棣篡位后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为“惠宗让皇帝”；追尊被明英宗废死的景泰帝为“代宗景皇帝”；追尊弘光帝的老子福王为“恭皇帝”；搜集北京殉难大臣人名，为这些人追谥；起用阉党杨维垣，为列入“逆案”的阉党平反；大铸“弘光通宝”……以危在旦夕之国家，徒兴不急之虚务，让后人觉得十分莫名其妙。
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不亡何待！
四月二十六日，扬州失守。过了三天，马士英才召集大臣在宫内商议防御之事。
由于意见不合，马士英与姚思孝等人在殿上大打出手。大臣之间你踹我一脚，我掴你一掌，好不热闹。
一直对国事不发一言的弘光帝，忽然大喝一声：“住手！”
众臣凛然，终于等到了皇帝表示意见的时刻。
终年沉默，一鸣惊人。
“大婚要紧，争吵什么！”
弘光帝这个“包袱”一抖，大出众臣意料。
于是，马士英等人加紧替他甄选秀女近二百人，最终挑出三个送入宫内。三个淑女中，有一个还是阮大铖的“私货”——他的亲侄女。
皇帝忙，太监更忙，宫内四处索求猫眼、祖母绿以及上好珍珠，仅皇后礼冠一顶开支就达四万多两白银，小朝廷几天内采办货物花去数百万两白银。
五月初九，夜间大雾弥漫，清兵在瓜洲一带的江面上纵放众多临时编束的门板、桌椅和土排，上面点燃灯烛，然后大放号炮，无数漂浮物乘流而下。
明军以为是清军渡江，大放火炮箭矢，浪费无数弹药。
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一带负责江防的明将郑鸿逵当天过生日，张灯大宴，并无任何防备。
转天早晨，清军中的明朝降将张天禄带领数百先锋军，乘乱上岸，在高岗处打鼓吹号。还没有见到清军的人影，郑鸿逵吓得魂飞魄散，未做任何抵抗，打马先逃。主将跑掉，几万大军全部逃走。
接下去，镇江告陷，门户大开，清军主力陆续顺利过江，长江天险，形同虚设。
弘光帝在宫中，得知清军渡江的消息，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下旨送刚选入宫中的三个淑女归于母家。然后，他才召“诸葛亮”马士英议事。
马士英此时一反常态，再无平日的神气活现。他唉声叹气，坐了半天，才用毛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字，然后告退。
弘光帝拿起那个大字，一看，气极而苦笑，原来上面写着：逃！
弘光帝此时倒显得非常沉着。从中午到晚上，他一直与宫内大小宦者杂坐饮酒，与民同乐，观赏梨园杂剧，对政事没有任何安排。
夜间，三鼓时分，忽然酒醒的弘光帝命人备马，连夜偷开聚宝门，逃往太平府（今当涂）。当地官员以为来人是假冒，闭门不纳，于是一行人奔往芜湖的黄得功处避难。
见到青衣小帽的皇帝，黄得功惊呆了，他没料到南京如此坚城，竟然不战而弃。
黄得功泣言：“陛下坚守京城，臣等犹可效力，如今至此，大势去矣！”
弘光帝这时很会礼贤下士，他亲斟三杯御酒递与黄得功，诚恳地哀求说：“敬仗将军神威。”
黄得功感奋，把酒杯掷于地上，跪拜朗言：“有不尽犬马力以报陛下者，有如此酒！”
于是，他不顾在铜陵与左军大战时被打折的右臂，立刻督催手下八名总兵级将官迎战清军。
黄得功虽有一腔忠心，无奈其手下将士皆无战心，其中马得功、田雄等将军早已与清军暗中约降。
清军当然不会怠慢，刚刚投降的刘良佐自告奋勇当向导，率精兵马不停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至芜湖。
刘良佐与黄得功旧日关系不错，二军对阵之时，他在马上亲自招降。
黄得功睚眦皆裂，大骂刘良佐背主求荣。
正说话间，黄得功手下的军将田雄暗发一箭，正中黄得功咽喉。
深知大势已去，黄得功大叫一声，拔刀自刎而死。其手下明军纷纷缴械。
弘光帝知事不妙，立刻窜入小船之中，准备趁乱逃走。
叛将田雄射中黄得功后，飞奔至江边，背上弘光帝就走。
另一个叛将马得功在身后配合，用双手牢牢抱紧弘光帝双脚。
弘光帝大嘴一咧，痛哭失声，哀求二人放他走。
田雄疾步如飞，背上三百多斤的肥猪，他全然不喘，笑说道：“陛下，你就是我等的功名，怎能放你！”
弘光帝大哭，挣扎不已。见挣不脱，他猛然抱住田雄的脑袋，死命咬他的脖子。
正在收拾战场的清军清将忽然愣住，他们看见这样一个让人骇异的场景：
一位身着明军总兵服色的黑大汉，身背一个巨胖男人，大笑摇头而来。巨胖男人嗷嗷大哭，大嘴不停啮咬黑大汉的耳朵和脖子，血流渍衣……
刘良佐不敢怠慢，把弘光帝押起，即刻上表豫亲王多铎：
“敬献皇帝一枚。”
如此“皇帝”，“一枚”而已。
一路之上，弘光帝乘小轿，穿素袍，以油扇障面。沿途百姓知是弘光帝，夹道唾骂，甚至不少人投以瓦石相击。
押在府署后，旧臣之中只有两个人前去探视。他们发现，被俘的弘光帝嬉笑自如，毫无辱身亡国之戚，只问：
“马士英何在？”
而后，弘光帝被清军押送回北京。途中，这个胖哥的待遇说起来还算不错：每天供应美酒二十壶，菜肴二十品。但弘光帝自己不能进食，清军怕他逃跑，用竹筒把他的两只胳膊牢牢束起，让他从前的两个“贵妃”喂他吃饭。听上去挺美，其实弘光帝根本吃不上东西。每次供应物品上来，负责押送的清将清兵立刻过来抢走，最多给弘光帝剩下些残羹冷炙。而他的两个“贵妃”一路遭受凌辱，没到北京，早已气绝身亡。到北京后不久，弘光帝即被清廷处决。
坚城南京，自弘光帝逃跑后，一群乱民劫狱，把被押的“伪太子”拥出，为他披上一件戏服龙袍，立为“皇帝”。
时任南京守备的明朝勋臣之后赵之龙做事“果决”，立刻逮捕首事之人杀头，然后押起“伪太子”，与钱谦益、王铎等人献城投降。
另外一个握有兵权的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比起这些身体健全的男人来倒更多男人气。他听闻清军进城，即刻上吊自杀，以残身殉国。
常在秦淮河百川桥下行乞的一个乞儿，听说国亡，在桥上题诗：“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写毕，投河自杀。
数百南明的文武大官，气节方面，远不如一个太监和一个乞丐！
洪武门大开，赵之龙率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康侯徐洪爵、定远侯邓文郁、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存义、宁晋伯刘允极、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洛中伯黄九鼎、成安伯郭祚永、驸马齐赞元垂首迎降。文臣除了王铎、钱谦益以外，还有大学士蔡奕琛、侍郎朱之臣、梁云构、都御史李乔等，皆跪降，而翰、詹、科、道、部、寺官，投降者不可胜记。
赵之龙出降前，为“大清”入户部封库。进士出身的户部郎中刘成治奋拳殴之。
听说众臣齐降的消息，刘成治慨然道：“国家养士三百年，难道就无一忠义之人以报大明朝廷吗？”
于是，他持笔题壁：“钟山之气，赫赫洋洋；归于帝侧，保此冠裳。”然后，掷笔于地，自缢殉国。
钱谦益在明末和弘光朝号称“清流”，是东林领袖，在南京献城之时立刻加入投降队伍。其爱妾曾劝他自杀殉国，激劝之下，他步入湖中要自沉。岂料，水刚刚沾湿鞋袜，钱谦益即掉头往岸上走还，边走边絮叨：“湖水太冷，不好死，等等再说……”
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操刀，以赵之龙的名义传檄四方，谕命降顺：
自辽、金、元以来，由沙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代无道，靡不弃好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天之贼、报我先帝不宴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肃清京阙、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臣子狱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护持我累朝陵寝、修复我十庙宗祧，优恤其诸藩、安辑其残黎、擢用其遗臣、举行其旧政，恩深谊崇、义尽仁至如大清者乎？权奸当国，大柄旁落，初遣魏公翰而不奉词，继遣陈洪范而不报命；然后兴师问罪，犹且顿兵不进，纡回淮、泗以待一介之来。自古未有以仁礼雍容揖让如大清者也。助信佑顺，天与人归。
渡大江而风伯效灵，入金陵而天日开朗。千军万马寂无人声，白叟黄童聚于朝市。三代之师，于斯见之。靖南覆辙，谁为一旅之师？故主挟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大丈夫以之自决也。幸三思而早图之！谓予不信，有如皎日。
钱谦益真是文章大家，洋洋洒洒，几个排比问句，把“大清”的赫赫功德，渲染得淋漓尽致，义正词严。可惜他这些才学，皆成为谄谀异族新朝的工具。
马士英父子掌权时贪黜误国，但在大难临头之际，表现远远超出南京城内那些平日大喊“尽忠报国”的诸位文武。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护驾弘光帝出逃，死于乱军之中；马士英率数百贵州士兵，保护弘光帝嫡母邹太后逃往浙江，最终辗转来到杭州。
当地的潞王朱常汸以及地方官员，均来拜见太后。大家本来以为黄得功忠勇，能扭转战局，但很快就有消息传来：
黄得功战死，弘光帝被俘。
于是，在马士英和杭州官兵的拥戴下，潞王朱常汸就任“监国”（代理皇帝）。
这位平日一向以贤王著称的潞王，其实也是个软蛋。众官朝见之时，他泪如雨下，深恐自己被拥为帝会立刻招致杀身大祸。
马士英想先稳住局势，就派先前为清军当过奸细的陈洪范再次充任使臣，渡江与清军“讲和”。
事到如今，南明哪里还有讲和的本钱！
陈洪范到了清营，把明朝在杭州的老底全部端出，并自告奋勇返回杭州，说降了潞王。
马士英见势不妙，仓皇又逃。
于是，杭州坚城内的潞王朱常汸剃发白服，大开城门，跪于道左，率众官投降。城中本来有一万多名明朝精兵，闻讯纷纷逃亡，日后不少人加入反清队伍。
杭州投降的示范效应出现，湖州、嘉兴、绍兴、宁波等地不战而降，江南大部沦于清军之手。
潞王朱常汸被带到北京，天天摇尾乞怜，活了仅仅不到一年，就被清廷以谋反罪杀掉。假使他当时在杭州坚守或辗转江南各地抗清，南明其实应该还大有可为。
马士英屡败屡战，仍旧不死心，后来跑去投靠鲁王，但众人嫌他名声太坏，拒而不纳。深省阮大铖误事的马士英仍旧不屈不挠，忙率明将方国安等人想夺回杭州。水战失败，明军被淹死无数。马士英还想提残兵入闽，却遭唐王（隆武帝）拒绝。
绝望之下，马士英仍旧不投降，跑入台州野寺中削发为僧。后来，他被家仆出卖，清军把他斩于延平城闹市，死后剥皮示众。
马士英一生没干过什么好事，唯独死得壮烈，不愧为大明之鬼。
南京城破之际，自杀殉国的除了太监韩赞周以外，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中，高级官员仅刑部尚书高倬一个人，其余十一人皆是中下级官员以及读书人，难怪时人叹息：
“国家无事，公卿大臣享其尊荣；不幸有变，儒生小臣奋其义烈！”
特别值得一表的，是弘光朝礼部主事黄端伯。
听说赵之龙、钱谦益等人献门率众投降，黄端伯在城门大书数字——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
豫亲王多铎听说后倍感奇怪，派人上门“邀请”，黄端伯坚卧不起。
清兵当然不客气，把黄大人连架带扛到多铎面前，并吆喝使跪，黄端伯不屈。
多铎拍案叱喝：“你认为弘光帝是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端伯朗言：“皇帝圣明！”不愿再多说一句。
多铎问：“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端伯：“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气又笑，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黄端伯说：“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赵之龙等人说：“这些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多铎点头良久，问：“素闻黄先生耿介孤直，能否在大清做官？”
黄端伯断然拒绝。
多铎当众竖大拇指：“南京硬汉，仅见此人！”一席话，说得降臣赵之龙等人面色发赤。
被押一月有余，黄端伯始终不降。
于是，多铎下令处斩黄端伯。
清军劲骑押送至水草庵，黄端伯停下脚步：“愿毕命于此！”
清兵一卒以刀捅之，被黄先生的凛然精神所震慑，手颤刀落地。
黄端伯大声言道：“何不直刺我心！”
凛然大笑后，英勇就义。
与史可法、黄端伯、马士英等明朝大臣相比，阮大铖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败类。
吴伟业所撰《绥寇纪略》（原名《鹿樵纪闻》）一书，详细记载了阮大铖的丑态。
南京失陷时，阮大铖逃出。到了金华，由于他名声太坏，当地士绅群起逐之，无奈何他转投方国安部明军。此时的马、阮二人，再无昔日沆瀣一气的相互“提携”。特别是马士英，想到弘光朝之坏事，多由阮大胡子所致，对他满怀怨气。待清军攻杭州时，阮大铖与谢三宾等人立刻向清军投降。
投降清军后，阮大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清军做向导，对当初拒不接纳他的金华展开报复，大肆屠城，杀得鸡犬不留。
江南兵荒马乱，清军大都供应匮乏，唯独阮大铖长袖善舞，常常邀清军高级军将和文官到他的府宅，变戏法一样罗列鲜美佳肴，出人意表。
见来人惊异赞叹，阮大铖得意扬扬：“一切不过是日用应酬罢了，我这人用兵打仗也是百计多端，到时候一定让诸公刮目相看！”
清军官将吃得开心，又听说这位江南大才人著有《春灯谜》《燕子笺》等大戏，就有人问他：“阮先生能自己作曲吗？”阮大铖闻言，即刻起身，手执竹板，顿足而唱。
清军官将多是北方人，不晓吴地方言，愣怔不懂。
阮大铖反应快，马上改唱弋阳腔，以北方戏娱乐清官清将。
丝竹声中，酒肉阵里，清官清将纷纷拍掌叫好，连赞：“阮先生真是大才子！”
阮大铖人来疯，精神饱满，不仅白天流连军营府署，夜间也窜入诸将官的营帐中与人闲聊，往往听者倦睡，他才闻鼾而出。不料，转天一大早，清军高级军将还正熟睡，他又窜入，聒聒饶舌，最终让那些人苦恼不已。
饱受骚扰之余，清军将官们不好意思明说，婉言相劝道：“阮先生您精力充沛，确超常人。不过，鞍马劳累，您能否休息一下，不要太过费神。”
阮大胡子掀髯大笑：“我平生从不知倦，六十年来如一日。”
他把别人的规劝当耳旁风，待清军诸将起床，每见多桌酒肉杂陈——阮大铖已经送货上门。
待清军开往福建时，阮大铖脸面忽肿，变成大猪头。
清军高官们终于长吁一口气，唤其仆人来，说：“阮先生恐怕得什么病了，你对他说一声，让他暂住衢州，等我们平定闽地，必派人来迎。”
阮大铖闻言大骇，顿足捶胸，立刻大叫：
“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挽强弓。我何病？我视八闽如在掌握中。我仇人多，一定有东林党奸人背后散布我坏话，不让我随军！”
清军高官们听闻此语，相视苦笑：“此老真是多心，既如此，一起走好了。”
于是，阮大铖随军，往仙霞岭开进。清军将官虽多是青壮年，个个骑马上山。
阮大铖为显示自己身体矫健，下马步行，猴跳狗窜，边爬边喊：“看我精力，超过你们这些年轻人十倍！”
山路弯绕，没多久，阮大铖已不见了踪影。
过了许久，诸将骑马行至五通岭，见到了阮大铖。
他背坐在一块大石之上，身板挺立。
众人连呼“阮先生”，阮大铖不应。
其中一名清将开玩笑，用马鞭挑其长辫，又用脚轻轻踢他。
阮大铖慢慢倒地。原来已经气绝。
老混蛋为了显摆自己体健无病，在深山之中与马赛跑，心脏病发，死了。
如此败类，死得真是颇有传奇色彩。
降清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并没有被清朝重用，郁郁不得志，于是暗地里“伤怀”故国：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俺银轮哭桂花。
《后秋兴之十三》
后来，他作《一年》之诗，对南明弘光小朝廷加以论定：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型。
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
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蜮鬼灵。
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蛰丹青。
黄宗羲闻之而叹，认为此诗乃“诗史”佳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